2023年新加坡研究发展报告

2023年,中国学者对新加坡开展了深入研究,政治领域高度关注人民行动党的权力交接、面临的挑战及能力建设。外交领域对新加坡与中美两国的平衡外交及与印度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经济领域持续关注新加坡的宏观经济发展,并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研究。安全领域重点关注新加坡的网络安全和反恐合作。文化、教育、社会领域主要研究新加坡各方面发展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此外,对新加坡华侨华人认同研究和华商及其组织的作用研究也不断深化。但对新加坡的研究仍存在较大探索空间,如在政治领域,新加坡政党的发展,尤其是反对党的发展及其对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影响具有较大研究空间,仍需学者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新加坡的国别研究,促进新加坡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治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技术、组织与价值

数字化治理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依靠自身现代化变革来引领国家现代化,其中数字技术与政党自身治理协同共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各种数字化技术不断叠加升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断调试自身发展策略,充分挖掘数字化进程中潜在的政治意蕴,在政党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策略等方面建构起政党与国家权力分配相对平衡的数字化治理思路,进而形成组织与技术耦合的“政党引领型”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因此,从技术治理、组织演进层面分析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引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探讨数字化时代提高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的价值意蕴,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多元与一致:新加坡政党聚合下的政治秩序

新加坡的国家治理绩效较为显著,城市国家的情境既为新加坡治国理政提供了便利,也为其多元社会增添了复杂性。作为多元融合的前殖民地、东西交汇的后发国家以及繁荣稳定的海岛城邦,新加坡被客观环境赋予了难以回避的社会多元性,但其历史脉络与现实所需又对共同体的政治秩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最终形塑了新加坡公共生活中多元与一致动态平衡的政治秩序。随着多元性的政治秩序化,政治秩序内部也形成了涵盖价值理念、制度运转、具体操作在内的三重张力,而弥合张力的关键在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在价值引领、组织嵌入、人事工作等常态化领域坚持对多元社会的聚合,以机制创新对整体工作部署进行补充,将多元社会统合进稳健的政治秩序之中,同时对政治秩序注入了保护多元性的价值规范。新加坡政治秩序的巩固、完善与维护,对人民行动党的政党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包括超然于多元社会生活与整合政治系统的“政治势能”,和推动多元性有序运转与促进政治秩序对多元价值进行吸纳的“治理动能”。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势能”具有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其“治理动能”体现为强大的“决策与执行”能力和持续的“学习与调试”能力。“政治势能”与“治理动能”持续转换、相互加强,最终支撑起强能力的政党来聚合有张力的政治秩序。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政党文化转型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在鼓动民众取得结束殖民统治的胜利之后进一步领导民众取得国家建设的成功的关键原因,是由于实现了从革命到执政的政党文化转型。本文主要从党的指导思想、属性色彩、政治观念和权威模式等方面论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党文化转型,具体包括从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型为低调的实用理性、从"最能关心工人利益"转型为"代表国内各方面的利益"、从"破坏"的"决定一切"的政治观转型为"建设"的服从经济的政治观以及从超凡魅力权威转型为法理权威,意在为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论

人民行动党稳握新加坡政权半世纪之久且政绩卓越,在新加坡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树立了良好的执政党形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形象建设包括:在政党属性上,人民行动党努力打造"全民党"的形象,淡化其阶级色彩,超越执政党掌控国家公权力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狭隘印象,以一种"执政为全民"的姿态得到更多人民的支持,成为延续自身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人民行动党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当属其党服、党徽及党总部大楼,这些符号惟妙惟肖地诠释出人民行动党的自然形象:"白衣""行动"及"低调";人民行动党的干部及其政府部门的行政官僚皆属于现代化精英,处事风格有"理性化"及"唯效能"等特质,但人民行动党并非完全自我局限于新加坡的上层精英圈中,呈现出与人民脱节的孤傲形象,相反,人民行动党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一个高质量、受爱戴、有活力的精英党;人民行动党每次都以绝对的优势取胜,足以证明新加坡国民对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能力是认可的,而人民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尤其体现在反贪护廉、亲民爱民和卓越的执政绩效上。

2015年新加坡大选与人民行动党理念嬗变

在2015年9月举行的新加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凭借69.86%的高得票率蝉联执政。2015年大选的成功得益于人民行动党执政和选举理念的嬗变,其不仅对新加坡政治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政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2015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吸取了2011年大选的教训,适时调整政策化解民怨,迎合民意,最终赢取了民心;忧患意识是贯穿新加坡政治选举始终的一条主旋律,成为人民行动党高票蝉联执政的法宝,促进了人民行动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为其长期执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合法性度量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指标,检验了人民行动党的民众认同度;人民行动党给异己势力保留了一个合法渠道,使民众之怒有发泄渠道,有利于其长期执政。

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探析

新加坡政治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持续性、渐进性、多元性、自主性和务实性的基本特征。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是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外部动力因素。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内部动力因素中,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经济动力因素,"新加坡式民主"框架的确立与发展是政治动力因素,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内在要求是文化动力因素,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众民主参与意识的提高是社会动力因素,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等领导人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推动则是个人动力因素。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各个动力因素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只有对各个动力因素进行有效整合和协调,才能推动新加坡政治发展动力机制的良性运行,进而促进"新加坡式民主"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模式分析

新加坡政党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政党政治的特征和政治文明的成就,使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便于借鉴和值得借鉴的执政模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主要表现为:(1)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政党关系模式;(2)代表全国利益、反映各方意见的政党立场模式;(3)以权制权、以法治权的权力制衡模式;(4)主动"猎人"、科学选人的人才选用模式;(5)老一代主动退位让贤、新一代"自行决定"领袖的权力交接模式。

新加坡集选区制度初探

集选区制度是新加坡国会大选的独创。1988年新加坡国会大选实行集选区制度与单选区制度并行,这对新加坡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新加坡研究涉及集选区制度的著述甚少,基本未对集选区制度予以系统阐述与分析。本文比较全面地介绍新加坡集选区制度的产生与实践的过程,并围绕新加坡集选区制度的核心争议,即代表性问题和程序公正性问题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反对党虽有突破,但选举程序设计对反对党仍然是极大的障碍,由于目前反对党积极性迅速提高,使人民行动党面临极大挑战,因此自主革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世界民主浪潮下的新加坡威权体制

新加坡威权主义体制的出现与运作是与新加坡独立后的独特国情相适应的,实践也已经证明,这种体制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民行动党长期以来形成的赖以治国的威权模式面临挑战,这一挑战促使新加坡政治民主进程得到较大幅度的推进。人民行动党在选择回应政治民主化挑战的路径时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性与主动性特征,即人民行动党主动地、自觉地主导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新加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完全操纵在人民行动党手中,但要完成政治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新加坡政党体制的几个问题

一党体制和一党为主的体制还是有区别的,尽管在统治方式上两者之间有交叉,即有时一党体制提供的社会自由度并不小于一党为主的体制,但总的来说,一党体制要专制于一党为主的体制。从体制形式上来看,前者只有一个政党存在,后者还有一些小党并存。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的制度化水平是很高的,这表现在其适应性、自主性和凝聚力方面。其适应性一是表现在它在现代化进程中同化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二是其一党为主的政党体制有一定的民主性。其自主性一是表现在执政党在社会经济多元化的情况下没有受到体制外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二是党内无派。凝聚力主要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使其意识形态能够与时俱进地凝聚人心。新加坡之所以还没有发生政党体制或政治体制的转型,与它的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有很大关系,其体制对环境的变化有更大的适应性。

2011年新加坡大选中工人党的竞选策略探析

在2011年国会大选中,新加坡工人党在保住后港单选区的基础上,在阿裕尼集选区击败外交部长杨荣文率领的人民行动党团队,共取得了6个议席。这是自新加坡1988年集选区制度实行以来,反对党第一次战胜人民行动党拿下集选区,也是1966年以来反对党取得议席最多的一次大选。这届大选被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工人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战绩,是由于它采取了正确的竞选策略:工人党整合人才资源,物色到了可媲美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抓住转战时机,刘程强适时走出后港;提出了"第一世界国会""副司机"等全国性课题;不为反对而反对,打造理智的建设性反对党形象;挟上届大选余威,综合考量历史、地理因素;准确把握竞选过程中的细节。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经验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下从一个蕞尔渔村发展成为一个都市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50年来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构建威权体制,降低社会发展成本;致力发展经济,提高政党统治绩效;主动自我更新,保持政局持续稳定;杜绝贪污腐败,树立勤政廉洁形象;有效沟通民情,巩固执政社会基础。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内部规程与法律衔接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国家历史背景、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以及在人民行动党长期厉行法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魄力,共同造就了一种以低腐败率为突出特点的新加坡政党法治治理范式。人民行动党遵循的是将党的宗旨与具体规程融入宪法法律,以不断加强执政党主导立法保证党的主张与国家法律呈现高度统一、以政党自律保障规法衔接的模式,其闪光点在于:党在内部规程与国家法律之间设有明显的界限,采取党纪国法各自分工配合却又相互辅助的衔接机制,党的自律对于党规国法衔接也起到保障作用。当然,人民行动党党内规程与国家法律也会出现龃龉,但不变的是国家厉行法治的根本原则。党规与国法衔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中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基于人民行动党模式的利弊分析,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以党领导立法实现党的精神与国家法律相契合;加强国家监察规范依据的体系化建设;以法律作为国家规范体系的重心;坚决维护法律权威;加强执政党在立法立规之初对于二者协调性的严格审查。

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群众基础的构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注意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加强少数种族、青年和妇女工作,赢得了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历次大选中能轻易问鼎,不战而胜,从而为其执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进而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致力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机制的构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鉴于青年越来越在新加坡社会中发挥作用,把其中的优秀人才吸收进人民行动党中来;在世纪之交,人民行动党面对日益涌动的民主浪潮和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日益加强妇女工作,按照人民行动党的标准塑造他们的思想。

新加坡立法体系与人民行动党

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人民行动党起着引导、控制、促进的作用。人民行动党通过对新加坡立法体系的控制牢牢地支配着新加坡的公共权力。人民行动党通过制订有利于自己的选举制度来控制立法体系;并对立法选举程序运作和立法过程的各个环节也都进行了严格掌控。通过对立法体系的控制,人民行动党取得对新加坡公共权力的绝对支配权。正是在此基础上,人民行动党有效地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取得了显著的执政绩效。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电子党务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调与时俱进,重视并努力发展电子党务以加强其执政地位,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其经验值得借鉴。利用互联网塑造并展示执政党自身形象;设立网上"政策论坛"鼓励民众政治参与,与电子政务齐头并进、双管齐下;利用电子党务的运作充分加强青年和妇女工作;制定严格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减少网络的负面影响,促进电子党务的安全健康发展,人民行动党电子党务实践与经验不仅巩固了执政地位,加强了执政能力,扩大了社会基础,也是其执政合法性得以延续和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

试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确立并巩固的过程可分四个阶段:1955年大选使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李光耀等三位人民行动党党员当选为立法议员后,成为议会中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李光耀担任反对党领袖,人民行动党从此正式开始了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1955年至1959年,是人民行动党努力实现由在野到执政地位跃迁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1959年至1968年,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和英国殖民统治的余威,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线进行打压,逐渐取得了对社阵的胜利,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在风雨飘摇中经受住了考验。1968年,人民行动党第一次赢得国会全部的议席,从而开创了"一党独大"的局面,标志着"一党独大"政党体制的最终形成。此后,新加坡"一党独大"政党体制进入平稳运行期。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执政地位,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控制等各种途径对这种政党体制进行巩固和强化。

我国学术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为了展示我国学术界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现状,本文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CAJD)、超星数字图书馆以及台湾图书馆和台湾华艺系列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对1959年至2010年50年来我国学术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的文献进行统计,从文献年度变化、作者分布、成果载体、主题特征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归纳总结出这50年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研究的特点与不足,为今后相关研究的深化提供参考。

2011年新加坡大选与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

自我更新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永葆活力的法宝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行动党加快了自我更新的步伐,每次大选都推出众多的候选人。2011年大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又蝉联执政。这届大选带有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最高领导人的选拔性质,为将来新加坡最高领导层形成做准备,乃至新加坡下任总理的人选都与这次人民行动党推出的新人有着莫大的关联。人民行动党在其自我更新方面与往届选举比较,无论新候选人的数量、年龄、学历、职业等方面,还是行动党高层的变动,都有突出的表现。行动党本身就有着自我更新的意识并逐渐形成了自我更新的传统,建立起一套成文或不成文的自我更新体系,每次选举其实都是行动党对自我更新的演练和见证。从2011年的大选可以看出,人民行动党自我更新的传统和体系更加成熟和稳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