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在华英文报刊对华报道研究--以《字林西报》与《上海泰晤士报》对抗战时期无锡的报道为案例

《字林西报》与《上海泰晤士报》作为近代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知名英文报纸,无论发行数量还是影响力都位居同时期各类在华外文报刊的前列。本文以这两份著名英文报纸为主要史料,以抗战时期的无锡为案例,说明二者是如何报道抗战期间的无锡的;同时对两份报纸中有关抗战期间无锡报道的内容与立场进行对比,指出《字林西报》与《上海泰晤士报》虽同为近代西方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刊物,但二者代表着不同国家的利益,这是影响两份英文报纸对华报道的关键因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妇女主体身份的建构--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根据地组织抗战,受压迫最深的农村妇女既是亟待被解放的对象,又是潜在的抗战主体力量。如何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建构起她们的社会主体身份,继而激发伟大的女性力量,是共产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经历启蒙、赋权、困境及调整之后,共产党探索出了劳动生产与改造家庭相结合的农村妇女解放路径。至此,在抗战语境下,农村妇女寻到了合适的载体与空间,不断构建自己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身份,为抗战胜利和妇女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水泥工业统制措施及其影响——以四川水泥公司为中心的分析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长期抗战,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设立水泥管理委员会作为统制大后方水泥的核心机构,对水泥工业施行了严格的统制,以保障军事民用的需要。战时水泥工业统制涉及企业近十家,其中尤以四川水泥公司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水泥管理委员会通过配发准购证及核定销售价格等方式,全面控制了四川水泥公司产品生产和分配。战时水泥统制的施行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战时军事物资供应,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严密的统制经济管控之下,四川水泥公司丧失了自主定价和自由经营权力,从而导致经营效益日趋下滑,对企业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作品中的“独身女性”叙事

五四时期,在西方女权运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女性作家笔下开始建构“独身女性”叙事。抗战阶段,女性解放话语融入民族解放洪流,在社会问题更突出、矛盾更尖锐的大后方,“独身女性”叙事得以保留,这也是大后方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所决定的。“独身女性”叙事既是特殊时期对实现女性社会价值的实验,亦是对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道路的反思和探索,更是艰难环境中女性为确保不再度沦为历史进程中缄默者所作出的选择。体察这些“独身女性”叙事,可以进一步了解战时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通过与西方社会“独身女性”成因形成观照,可以进一步理解我国女性解放进程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探析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广土巨族的命运共同体,其理论渊源有四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各民族平等理论的引进与运用;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独立解放理论的吸收与继承;三是对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理论的守正与创新;四是对近代国人“中华民族观”理论的发展与践行。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进路有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抗战时期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实践对当下留有诸多启示,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依靠我国各族人民、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析,有利于助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面抗战时期党报党刊爱国主义思想传播——以《新中华报》为考察对象

全面抗战时期,《新中华报》作为面向全国的中央机关报,充分发挥宣传带头作用,积极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新中华报》传播国家认同观念、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新中华报》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制度化传播;贯彻群众路线,深化大众化传播;聚焦宣传创新,注重多样化传播。《新中华报》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唤醒了民族救亡意识、动员了全民族抗战、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研究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即在敌后战场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与日伪顽军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全面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为获得部队发展所需武器装备,付出了巨大努力。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与民众互动等角度梳理相关史实,能较为明晰完整地呈现这一艰难的过程。而来自香港地区的有力支援,则表明地缘环境是考察中共华南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

抗战时期的河南沦陷区教育(1937-1945)

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大片土地,河南境内的豫北、豫东等地区相继沦亡。随后,日本侵略者在河南沦陷区建立了伪教育主管部门、伪河南省教育厅、日伪新民会及民间其它伪教育团体等奴化教育机构。侵略者依托这些奴化组织,制定奴化教育方针,强化奴化教育内容,以掠夺中原文化、服务其侵略战争,使河南教育遭到严重破坏。这都体现了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

全面抗战时期甘肃旅渝同学会述论

同学会是以地缘和学缘关系建立的旅外学子联络乡谊的组织,是旅外学子家乡情感归属的表征。1939年8月,甘肃旅渝同学会在重庆成立,其使命是怀着火热的心情,愿尽所有的力量,在抗战建国的原则下,去为桑梓为国家效力。甘肃旅渝同学会不仅联系在渝甘籍人士,更重要的是把千里之外的甘肃与长江边的重庆相连。基于报效桑梓家国情怀,甘肃旅渝同学会克服困难创办《陇铎》杂志,以《陇铎》为主阵地,传播新文化,启迪新思想,实现内地与西北内陆的双向互动。旅外学子在抗战国难之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用知识和青春建设新甘肃,把抗战救国与桑梓之情合并表达。

关于陕甘宁边区书报发行体系的考察——以1937-1945年为例

繁盛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书报发行事业，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书报发行承担着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统区的抗战书报的发行工作；陕甘宁边区的书报发行紧紧围绕抗战而展开，在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全国抗战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发行范围面向全国，立足边区，渗透国统区，其发行渠道呈现多样性，发行主体呈现多元性的特征。

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社会教育与民众抗战:战时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在鄂湘桂黔活动述论

1938年4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在鄂湘桂黔四省工作区域,先后以董渭川、许公鉴、刘绍桢为团长的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是为救济战区退出的社会教育工作人员并开展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战时社教工作组织。该工作团初期120余人,后期人员不断减少,不足70人,先后在四省的30多个县市,举办电化教育、话剧公演、壁报与画报张贴、民众补习教育、伤兵教育与难民教育、地方教育辅导、民众书报阅览服务等社教活动。其施教活动,受教民众数量巨大,成绩十分突出。它不仅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受教、享受现代娱乐的机会,而且在培养民众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树立民众抗敌意识与抗战必胜信念、促进地方教育发展与提高民众教育文化水准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中国民俗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37-1945)

抗战时期随着中国西南边疆危机的日益深重,为了救亡图存来到西南边疆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纷纷加入调查研究当地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行列,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西方理论与少数民族调查相结合的大规模民族民俗文化调查热潮,这一时期被称为西南边疆民族民俗文化收集与整理的“黄金时期”。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所开展的调查活动,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民俗文化调查成果,对今天研究多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民俗文化,加强民族团结都具有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网络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南京国民政府被动迟缓的反应使中国抗战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率先为中国发声,不仅在国际上冲破了日本的舆论围困,而且还在日后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个多种形式并存且行之有效的宣传网络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驱动力是维持该宣传网络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一网络体系的建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各项行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抗战后东北国统区基层政权与社会控制研究(1945-1948)

文章以抗战后东北国统区基层政权为研究对象,以相关档案、地方志、文史资料、报刊为基础,运用社会控制理论从区乡镇公所、保甲制度、社会控制活动及失败原因三个方面对抗战后东北国统区基层政权与社会控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抗战后东北国统区基层政权通过制度控制、惩罚性控制、思想文化控制,建立起从内到外的一整套社会控制体系。但是由于社会控制导致多数人利益受损、社会控制手段严厉过度、社会控制主体的贪污腐败,最终导致国统区政治统治的危机。

抗战时期章乃器经济思想经世性探微--一位非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学术取向

抗战爆发后,章乃器对经济问题关注的重点与战前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兼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身份得以突显。他在抗战期间能更充分地将政治与技术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其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以显具民本为特色的财政思想;二、以充实国力为归宿的战时金融思想;三、以民生主义为导向的工业发展思想。他的思想历程突出了非经院派的爱国人士的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性取向。章乃器没有明确指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财政金融政策,但是,他的民为邦本的传统性的政治追求却彰显无疑。

《晋察冀日报》中的漫画与抗战政治宣传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是党报史上的奇迹。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大量紧跟时事、通俗易懂且具有革命性的漫画,反映出当时的抗战形势与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具有促进边区发展,鼓舞抗战士气,推动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肩负起了抗战政治宣传的使命。

论抗战时期桂林版画的时代特征——革命性与战斗性

抗战时期,桂林作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文化中心城市之一,聚集了来自全国的各类美术工作者近三百人,其中知名木刻家就多达数十位,这些木刻家在救亡运动中,动员抗战、鼓舞抗战斗志,宣传抗战必胜信念,转变成了革命的艺术家,他们创作了许多极富战斗性的木刻艺术作品,发挥了艺术表现社会现实、反映时代精神的功能,从而使桂林抗战版画呈现出了鲜明的富于时代气息的革命性和战斗性。

组织与生产: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

抗战期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困难局面。为渡过难关,晋察冀边区积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组建领导体系、扩大宣传动员、补充生产资料为手段,战胜了严酷战争环境和恶劣灾害。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积极投入生产劳动,使晋察冀边区真正做到了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战火中的歌声:第三厅抗战歌曲的创作与影响

抗战时期是中国面临空前危机的时期,音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强烈的艺术形式,在这段时间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歌曲作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发抗战热情、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抗战宣传的有力武器。“第三厅”作为一个抗战宣传部门,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在第三厅的抗战宣传工作中,抗战音乐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郭沫若、田汉、洪深的带领下,“第三厅”的成员创作出许多优秀、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和斗志,掀起了人民抗日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