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敦煌艺术宝藏,传承人类文化遗产——敦煌研究院七十年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从此,敦煌莫高窟开始了有效保护、管理与研究的历史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制定了"保护、研究、弘扬"的方针,加大了保护、研究的力度,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石窟加固,壁画、彩塑维修,壁画临摹,敦煌石窟历史、壁画内容研究等多项工作。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机构得以扩大,多学科专业队伍得以形成,步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敦煌学多领域研究、敦煌文化艺术在国内外广泛展示和弘扬的新阶段,敦煌事业得到了全面长足的发展。

再谈敦煌壁画临摹

敦煌壁画临摹工作早就开始了。有序的敦煌壁画临摹工作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到今日的敦煌研究院已有近七十年从不间断的壁画临摹历史,六十余年间历经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三次命名,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认识和要求,是有鲜明区别的,敦煌的临摹工作始终沿着目标明确的道路前进。

常书鸿与1948年的敦煌艺术展览会

1948年在南京、上海两地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是敦煌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此次艺术展览的相关档案揭示了艺术展览幕后的筹备过程。从最初未被批准到后来获准展览,展示了常书鸿为宣传敦煌文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结合当时的媒体报道,介绍此次敦煌艺术展览的空前盛况,以及展览所引起的巨大反响。

莫高轶事——我的敦煌生涯(3)

这一篇短文是记述20世纪40年代在莫高窟敦煌艺术研究所人们的生活状况,当时研究所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直属单位,小小的单位只有不到三十人,似乎是一支快要断线的风筝,孤悬塞外,飘摇不定。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一批工作人员在这个小天地里艰难度日,终于坚持到解放。在本文中除了述说当时社会混乱一群生活在莫高窟的人们艰难度日的情况外,另外还写到一只狗和几只黄鸭,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在这个小天地里,人们远离城乡、社会、朋友、亲人。没有电影、戏剧和些许文化生活。如果我们不在身边所接触的事物中感受到一点乐趣,排解一下精神和生活的压力,那实在是太残酷了,所以我决定写出来供人评说。

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制订的石窟保护管理规则

1943年3月27日,由民国政府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到达莫高窟,在中寺院内挂牌工作。由此开始,常书鸿带领同仁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始了敦煌石窟文物的保护管理和壁画临摹等研究工作。为了有效地保护、管理石窟文物和窟区安全,他先后主持制定了《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保管办法》《拓印千佛洞碑碣管理办法》《千佛洞游览规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洞窟参观须知》等多项保护、管理规约,并获得教育部等部门的批准。这些规定不仅成为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保护、管理、研究工作的行为规范,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制定石窟遗址管理和文物保护法规开创了先例。

前无成例: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设立及其影响

20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设立是近代石窟寺保护事业中的一项创举,是一个前无成例的机构。本文综合利用档案、报刊等资料,梳理了当时围绕着敦煌石窟的保护问题所提出的诸种方案,并对最终选定艺术研究所这一组织形式及其产生之影响进行了分析。此外,又重新检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裁撤一事,揭出该所改隶中央研究院期间,傅斯年欲将其改组为敦煌古迹保管所之史事。

莫高轶事——我的敦煌生涯(4)

这一篇短文是继续我的上一篇《莫高轶事——我的敦煌生涯(3)》的回忆。1949年9月,临近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前,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一小群中青年业务和行政人员生活窘迫,一直到解放军进军河西,和平解放敦煌。解放军亲临莫高窟,我亲眼所见解放军纪律严明,可又生动活泼,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当时我们依然贫困,但地方党政领导对我们的关怀、照顾使我们感到温暖,同时也令我们感到困惑,为什么只是照顾,不提接管呢?这期间还经历了敦煌南山残余反动势力的作乱对我们的威胁以及我们的应变。直到1950年8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代表中央文化部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办理接管,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此翻开了敦煌事业新的一页。

国家与地方:文物保管的合作与冲突——敦煌土地庙遗书的发现与保管权争议史实探微

1944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添建宿舍,在中寺后院的土地庙残塑中发现了一批六朝残经杂文(即土地庙遗书),这批资料自发现以来便备受各界关注。1944年—1946年间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甘肃省政府均曾致函教育部希望获得对其保管权,但并未得允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庙遗书除一种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外,其余均一直由敦煌研究院保管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