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所见蒙元时期全真掌教印章及相关史事研究

丘处机的汉文印章"玄门演道大宗师之印",见于嵩山崇福宫《蒲察大使索海市诗碑》,证明丘处机开始使用"玄门演道大宗师"称号;元世祖后期至元成宗年间全真掌教张志仙的八思巴字印章"玄门演道大宗师掌教之印",见于大德五年(1301)河南新安县烂柯山《仙人洞题字碑》,是唯一存世的八思巴字全真教印章。这两通碑都刻立于元成宗时期,是全真教经历焚经之厄后的复苏期。刻石的主要目的是强化当地宫观的教派传承史和财产所有权,石上刻全真掌教印,是权威性的象征。

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的梵文一八思巴文对音研究

普宁藏本《密咒圆因往生集》存有各种密咒标题汉字的八思巴字标音和密咒梵文的八思巴字音写,其中密咒转写部分是在西夏译本基础上以八思巴字替换了原有的梵文。该本子不仅是记录元代北方汉语的口语资料,而且是目前存世八思巴字音写梵文的最长的纯文献材料。一直以来,八思巴字译写梵文的成篇文献很少,普宁薇本《密咒圆因往生集》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这方面的材料。本文将通过八思巴字与梵文的对比,考知其间的音译规律,为八思巴字研究提供资料。

西夏文《佛说甘露经》考释

西夏文《佛说甘露经》为存世孤本,在现存汉文藏经中不见对应的同名经典,通过全文对勘,可以确认经中的大部分内容改编自汉文本《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但两本行文迥异。从经中的词汇和经末结语来看,西夏本还受到了藏传密教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其译出时间概为西夏中晚期。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存有该经的异译本——来自藏文底本的西夏文刻本《八明满》,两本可为对勘,得十余例西夏文通假字,可见异译本的对勘和字书的同音字条皆不失为判断西夏文通假字的可靠依据。对这一文本的考释既可为藏外佛教文献补充一份新的资料,也可为西夏语文学提供若干新的通假字用例。此外,经末所附陀罗尼咒或可为焰口施食法由西夏传入蒙山地区提供文献佐证。

八思巴字的性质及其与汉字的关系

八思巴字是元朝国师八思巴遵照元世祖忽必烈的旨意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于1269年正式颁行。八思巴字作为蒙古政权的一种新型文字,不仅有“国书”的官方地位,取代了原有的回鹘式蒙古文,而且“译写一切文字”。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八思巴字是要取代汉字的地位的。本文对此从几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这种说法的不准确性。

新发现元代八思巴字碑刻“御赐忠毅公诏书碑”

本文讨论山西临汾市尧庙博物馆最近从民间购得的一元代八思巴字石碑。碑上、下、左侧均已残缺。经研究,碑额确定为“御赐忠毅公诏书碑”,碑主是元代大臣郑鼎。因这是实物资料,可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这对于元朝史尤其对于郑鼎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凸显了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其次,是其在语言文字学上的重要价值,即为研究元代汉语音韵学提供了可资比较的重要资料。

八思巴字汉语译写中的一个特例

本文利用《蒙古字韵》“字母”的资料,以及大量译写中的实例,探讨了八思巴字译写汉语声母的情况。八思巴字译写汉语声母一共用了35个八思巴字母。在构拟过程中,发现用八思巴字译写汉语的“零声母”一共用了四个八思巴字字母。相应的汉语的字母名称是“影、幺、鱼、喻”。同时还发现译写汉语的零声母除了用四个不同的字母外,还有用“字头符”加“连接符”译写零声母的例子。照那斯图教授也发现在八思巴字蒙古语里,有用“字头符”加“连接符”与零声母的符号发生交替的现象。交替的条件是,发生在i、u、e、o等四个元音之前,论证了“字头符”加“连接符”也是一个零声母字符。这也是八思巴字译写中的一个特例。

西藏古代印章文化

西藏古代使用印章的历史非常悠久,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士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和订立契约文书时都大量使用各种印章,现今存世的各种印章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一些重要的印章还和西藏历史的一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西藏印章上镌刻多种文字,印章的材质、镌刻的艺术、保管和使用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西藏古代印章形成了一种印章文化,成为西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字韵》拾零

《蒙古字韵》是汉语史上的第一个注音方案,对于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系统具有特别意义,在标音的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方面没有任何其他文献可与之相媲美。无论对它本身,还是它所反映的实际语音的研究,都还需要深入展开,笔者仅就《蒙古字韵》的序言内容、成书年代等方面的几个具体问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论训民正音和八思巴文字的关系

针对训民正音的起源,韩国学术界一直坚信发音器官象形说。但是2001年中国学者照那斯图提出了训民正音的辅音与元音的基本字母模仿八思巴文字的主张,此主张引起了韩国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对训民正音和八思巴文字的创制、字母体系、字形进行比较后认为,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字在创制、字母体系方面存在密切关系,但字形特别是元音字母的字形并不存在相似之处。

关于八思巴字官印“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照磨所印”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收7张残片上钤有一方八思巴字元代官印,照那斯图先生暂定为"甘肃等处行中书省追没所印",我们仔细辨认印文并进一步考察《元史》等历史文献,最终确定该印文为"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照磨所印"。

从回鹘式蒙古文献汉语借词读音看《蒙古字韵》的几个标音问题

回鹘式蒙古文中的汉语借词注音与《蒙古字韵》八思巴字标音存在明显区别,我们认为,前者反映的是当时元代大都汉语的实际口语读音,而后者在音类上则多与韵书韵图保持一致,这也就决定了《蒙古字韵》中的有些八思巴字标音不是元代实际语音的反映。

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元代蒙古语八思巴文牌符释读及其他

本文在介绍首次发现的西南大学博物馆藏元代八思巴文长牌及圆牌的同时,对所载八思巴文做了全面细致的语文学解读,重点对元代语词aldaqu提出了新的解释,进而对元代刑罚专有名词"按答奚"的音义发表了新的看法,最后对西南大学八思巴文铜质长牌和圆牌谈了自己的认识。

也谈景德镇珠山出土瓷器上的八思巴字

1987年，景德镇珠山出土了一件八思巴字款青花盘和两个碗，当时，这两件瓷器被标明是明代中晚期正德年间的产品。蔡美彪先生予以鉴定．结论是：瓷器是元代的，上面的八思巴字是至正年制。但研究瓷器的学者有的还是倾向于将其归入明代。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八思巴字“至正年制”年款的拼写形式，并与黑水城文献中元代文件的一些八思巴字手写体对比，发现其风格相近，这又为瓷碗断为元代添一旁证。另外，从历史文献中民族关系考察，正德年间使用八思巴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从而也就可以进一步断定，出现八思巴字年款的瓷碗应为元代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