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虔敬主义的发展及影响

17世纪,路德宗逐步繁琐僵化,脱离实际,教会生活也形式化,失去了宗教改革初期的活力,成为一种新教经院主义。在此背景下,德国兴起了一场虔敬主义运动。虔敬主义在德国传播甚广,促使更多的人熟习《圣经》,培养出一种更有生机的虔敬生活,增进了平信徒参与教会生活的热情,并促进了用灵修方法研究《圣经》的工作。虔敬主义运动热心于慈善事业、新教的传教事业以及教育活动,还把民族主义感情和理论的许多必要成分引进德意志文化生活,大大增强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

康德与《圣经》——以康德早年生活与晚期宗教思想为中心

《圣经》对康德的影响极为深远,几乎贯穿康德思想的始终。对于早年的康德而言,《圣经》教义及其律法主要是借由敬虔教派(Pietism)通过家庭和学校这两个场合产生影响。康德虽说厌恶课堂上灌输的那种僵硬的敬虔理论,但对塑造着父母良好品性的宗教精神一直抱有好感,且终身念及此事。后期的康德宗教思想主要体现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在那里康德分别从"根本恶"、基督论(Christology)、教会学(Ecclesiology)以及末世论(Eschatology)四个维度细致阐释了他对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理解,并给予了极具创发性的改造。对此问题的梳理,有助于了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是如何理解《圣经》的,进而加深后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知。

贝克尔对默顿命题的批评及默顿的回应

贝克尔从经验证据方面批评默顿命题所派生的"虔信主义-科学"假说,否认德国虔信主义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刺激。默顿反驳,认为由于对理论脉络的忽视,该批评没有抓住社会学意义上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一般性假说的关键,没能根本上损害命题的有效性、完整性,反而构成了"最新话语谬误"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克尔针锋相对以"公认话语谬误"反驳默顿的"最新话语谬误"批评。批评和争论折射出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科学哲学问题:理论与证据的关系、最新话语与公认话语的张力及批评与反批评的互动、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