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清词·雍乾卷》咏剧词剧目探究

《全清词·雍乾卷》收录了雍乾时期的许多咏剧词,这些词作为文人戏曲批评的有效手段,不仅投射出这一时期禁戏毁戏严重、文字狱盛行等戏曲生态,而且也体现出戏曲文人“借戏存史”“情归于礼”的创作审美风尚。不同于顺康时期,这一时期的咏剧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一方面词作主旨皆有关教化,另一方面词人在作词之时精于考据。

曹植《远游篇》创作年代新探

《远游篇》是汉魏著名诗人曹植的五言诗,创作年代不详,且至今未有定论。对《远游篇》具体创作年代,或简而概之认为是曹植人生后期作品,但对诗人在黄初与太和年间的差异状态不予区分,更多的则是避而不谈。联系作者生平,细究作者心理,通过文本互证可知,《远游篇》创作年代可确定于黄初中后期。

陆游试官锁院诗创作及影响探析

陆游以锁院诗为创作先锋,奠定了其夔州诗歌乃至余生创作的基本格调。通过对陆游锁院诗的分析发现,其受到外界环境和内心变化的双重影响,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情感和思想。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陆游锁院诗以沉郁悲凉为创作主调,以老病思归的直接书写和风土人情的摄入为主。同时,陆游锁院诗深受杜甫影响,融合了江南才子和巴蜀流士的风格,为南宋夔州诗歌创作树立了范型样式,也促成了其自我诗风的转变。

柳永歌妓词探析

北宋词人柳永与歌妓交往频繁,创作了大量歌妓词,歌妓词在柳词中占了较大比重。柳永歌妓词可分为思念型、赞美型、爱恋型、性描写型。柳永创作了大量歌妓词,其原因有三:一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二是时代文化因素的浸润;三是柳永个人主观因素。柳永的歌妓词对于中国文学由雅趋俗作出了巨大贡献。

传统的再造:《唐诗六言画谱》的诗歌与图像

《唐诗六言画谱》是明万历年间诗、书、画三者精妙配合的画谱,共收录六言诗58首,18首无配图。画谱所录六言诗大部分为伪作,或改换唐人诗题、作者;或据五七言改写;或自创。编刊者选录8首署名李白的诗歌以及较多的中晚唐诗,力图在保持唐诗风貌的基础上,呼应晚明扬李抑杜、宗尚中晚唐诗风的特色。《唐诗六言画谱》以图配文,诗与画大部分是全景式画面的一一对应,着重细节呈现,还使诗人入画,试图呈现诗人创作整体情境,展现画家对诗画转译的新理解。《唐诗六言画谱》的新变化源自期待读者群体从“士”扩大为“四方鉴赏者”的拓展,刊刻者希望为读者群体提供印证式的阅读体验,使其享有解密式的阅读快感。相对于因“卧游”观念风行的旅游绘本,画谱提供了更为纯粹的艺术世界。

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以常任侠两篇集外文为考论中心

新见的常任侠集外文《新诗的创作》和《小诗四首(青年习作)“读后记”》,表现了常任侠在“新诗人”的内涵界定、新诗创作和诗歌教育方面的独到思考与观念,回答了“战时如何培养‘新诗人’”的时代课题,是战时诗学版图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常任侠既倡导“态度赤诚、动机纯正、格局博大”的创作价值观,又强调“形象化”和“经济性”的诗歌语言艺术,主张在“教”与“学”的双向实践中培养“新进青年诗人”。这两篇集外文对于深化认识战时诗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沫若译诗集》编校中的若干问题考识

1928年创造社出版部版、1947年建文书店版和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三个版本的《沫若译诗集》,虽然都命名为《沫若译诗集》,但编选内容差异较大,这就造成了存有三种同一题名、却不同内容的《沫若译诗集》现象。因编选动机、出版目的以及译诗观念的变更,不同时期编选的《沫若译诗集》都具有独特的审美特性,折射出编者郭沫若的时代情怀。通过考察分析《沫若译诗集》同名异样的现象,既可以对郭沫若的译文做整体性的全面考察,也为《郭沫若全集补编·译诗编》的编校工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当代诗坛走向世界第一人——吉狄马加的新诗创作与当代新诗史

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诗歌以部落的节奏吟唱着彝人之歌,感恩大地讴歌土地,描绘故乡芸芸众生,描绘故乡的山川风物,抒写真诚的渴望与梦想。吉狄马加的诗歌是为土地和生命而写作,以其充满激情的抒情表达方式,在彝族古典诗歌和民谣的浸淫中,借鉴域外诗歌的表达方式,形成了率真朴实、深沉隽永的风格,丰富与拓展了中国当代新诗的艺术形式。吉狄马加的诗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他是中国当代诗坛走向世界第一人。

行走异域——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

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自然美学观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以“自然”为审美旨归,具有多重蕴含,既是对艺术创造之本源问题的思索,也是对慷慨豪壮之审美风格的追求,还对如何创作进行了阐释。诗歌从天地自然中取材,成于诗人对社会生活和自然风景的真实体验及二者间的对话;应当以顺应人类天性,抒发真实而有生命力的情感;在创作过程中应以圆融自然为追求,学古人而添入时代精神,形诸笔墨时极力锤炼而不露人工痕迹,做到明白晓畅。不仅为挽救当时文风之弊指出了一条充盈着自然清新之气的可行之路,也为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发展带来了启示。

《金陵四十景图考诗咏》集称图册声景解析

《金陵四十景图考诗咏》是明代朱之蕃等人对彼时“金陵四十景”的总结集称,其景图与题咏共时关联,集中揭示了金陵名胜的风景特色和品题风尚,对解读金陵风景名胜的地方意识和传统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现代声景理论,以声要素识别及其环境特征为契入点,结合《金陵四十景图考诗咏》的景图诗词判读,在景观空间建构、听觉系统感知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针对“金陵四十景”声音要素及其动态场景进行联立解析,进而总结归纳传统声景营造手法。以“天印樵歌”为例,通过图文解析展现了朱之蕃笔下声音场景及其想象空间的内在关系与变动趋势,分析论证传统景图声环境与风景境域的同一性。相关研究为传统景观集称图册的当代阐释提供了现代声环境分析视角,为当代风景名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传统声景解析的研究坐标与历史维度。

骚人之韵事、史氏之地理:论《西疆杂述诗》的志书书写

晚清文人萧雄《西疆杂述诗》有突出的志书书写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志书书写意图、志书编排内容,志书资料采择方法,以及志书的诗文组合关系与抒情特色等方面。志书的书写意图,可从作者“意在记述、非敢眩诗”的创作动机及其本着实用目的组织材料来看;志书的内容编排及资料采择方法,主要体现在作者采用了一般方志撰写中常见的结构思路及素材搜集、剪裁手法;志书的诗文组合关系,主要体现在这部著作题名为“诗”,而其齐言韵语的诗句,实际上所起的则是类目标题作用上。这种以诗句与数量庞大的注文叙述相配合的书写方式,显然也是对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一种突破;志书的抒情特色,可从这部著作的抒情达意处处着眼于反映新疆地情信息的这种文本特点上。总之,所谓“以人之韵事,补史氏之地理”,可视作对萧雄《西疆杂述诗》创作特色的恰当概括。

论傅山佛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以“五台八咏”为考察中心

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遗民代表,傅山具有深厚的佛学造诣,并且具有勇于探索的参禅悟道精神。傅山对佛教思想并不是一味地接受,而是批判地继承其思想精华。其诗文创作中关于游览寺庙者有很多,尤以“五台八咏”著称。以傅山的佛学思想为研究基础,具体分析探讨其“五台八咏”的佛学思想与遗民精神。尽管这些诗歌是作者出于表达现实需要的目的,而不以阐发佛家思想为主导,但他以禅解儒、融景于情的创作手法,代表了傅山特定时代背景下的遗民心态与佛学旨趣。

林则徐福州诗文及交游论略

林则徐遗留下来的文章,主要是大量的奏折、文录、信札、日记和译编等。他一生写过不少诗词散文,但都是业余所作。在林则徐宦海生涯的四十年中,曾六度返回故乡福州,留下了他与闽都文化的一段佳话,弥足珍贵;其怀念父母及致妻儿、亲人的文章、书信、诗作,表现了很高的文学修养,渗透着忧时悯民的情怀,折射出深沉的爱国激情;他与张师诚父子、陈寿琪、梁章钜、杨庆琛、李彦章、张际亮、林昌彝等师友的交游及其诗文,更增添了闽都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丰富史料。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诗的真实性

亚里士多德“摹仿”的真实涵义 ,应是艺术对大自然创造过程本身的摹仿。这实质上是艺术家以出自心灵的形式之于创造材料的实现过程。因此《诗学》中关于诗的真实问题根本上不是诗人对现实反映的正确与否 ,问题在于诗人将其形式之于材料的实现方面是否达到整一、和谐 。

吴中士人自适心态与徐祯卿诗歌创作

具有自适放达的心态是明代吴中士人的重要特点,徐祯卿也不例外。从"吴中才子"到"前七子",徐祯卿的诗风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也存在着不变的因子,即吴中士人那种自适放达的心态。从诗人心态与诗歌创作关系这一角度展开讨论,既有利于客观全面地理解徐祯卿诗学理论与其创作实践的对应关系,也能更好地看清徐祯卿在南北诗风交融上所作出的贡献。

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金发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不但拓宽了诗歌主题,将现代艺术所关注的命题——诸如丑恶、死亡、虚无、恐怖等介入主题,思想内容更具有现代特征;而且还提供了与以往新诗完全不一样的新的表现技能,即将波德莱尔等西方象征诗派所提倡的“发掘恶中之美、强调色彩的表现力”等艺术表现手法借用并移植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赋新诗于新的变化和生机,开创一代新的诗风。

论孟郊诗歌的复古取向

受中唐儒学复古思潮的影响,孟郊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崇儒复古意识。一是内容上宣扬儒家道义。二是形式上取法汉魏。孟郊学汉魏古诗,不仅效其体,习其词,且师其意。三是矫世抗俗的态度。孟郊一生坚守风雅立场,拒绝近体时调,其诗歌复古,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坚定的不入流俗的态度。孟郊其人其诗为韩愈、李观、李翱等古文运动中坚交口称赞的原因,就在于孟郊在中唐诗坛坚定的复古立场。孟郊在诗坛的复古与韩愈的文章复古一道,有力地推进了中唐的崇儒复古运动。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