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意志的话语路径:退老堂唱和诗与宋南渡初期山林传统重塑

吕颐浩寓居台州期间营建退老堂,引起一场盛大的诗歌唱和活动。士人赋诗数量众多,吕颐浩亦多有和作。士人群体一方面从政治功业、隐逸高风等角度颂美吕氏退居行为;一方面在诗中普遍纳入谢安、裴度之典以质疑其退居的时代合理性,并借反论“退老”凸显政治文化重建时期老成之士的核心价值,表达对于南渡语境下贤能退隐的群体焦虑。吕颐浩以“腐儒”作为退居情态下的自我定位,昭示着杜甫的典范意义。通过梦境书写与退隐阐释,吕颐浩从虚实两个时空深度剖析退居闲适掩映下的报国理想与北归之志。忠君体国的责任意识以及重整山河的使命感构成了士人唱和行为的内生能量与逻辑起点。退老堂唱和诗揭示的士人心态复调特征烛照出传统山林之思的时代困境,话语路径的集体特征呈现出家国之忧对于传统归隐叙述逻辑的扰动,由此引发士人群体对山林传统的反思与重塑,以期调和退隐思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论清人编宋诗选本的地域不平衡性

清诗承明制,复古习气不改,此其同;明人喜言唐,清人则多尚宋,此其异。清人编辑宋诗选本,作为对清代宋诗运动的一种回应,也打上了极其鲜明的时代诗学思潮印记,并成为选家诗歌审美观念的实践载体。然究其实,此种行为,并非仅体现为编选者单纯的文学活动,它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地域文化、选家素养、刻书水平、藏书条件等因素关系密切。受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清代宋诗选本的编刻上,则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平衡性特征,即编刻活动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

由“本色”到“妙悟”:两宋诗学发展的逻辑进程——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

与两宋政治文化由“外王”向“内圣”转换、思想焦点由“道统”向“道学”转换相呼应,两宋诗学发展也经历了由以艺术作品为中心的尚“本色”向以艺术家气质为中心的重“妙悟”的转换。转换引发了两宋诗学星转斗移式的重新建构。重新建构起来的诗学,由“焕发真识”的诗人论、“忘我忘象”的艺术观、“进技于道”的创作论三大理论支柱支撑。以“焕发真识”诗人论为中心的两宋诗学史上这次转换的灵感源泉、知识基础、理论取向、逻辑进程,对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论南宋寿词的兴盛及其文化成因

祝寿源于先民对死亡的非理性思考 ,寿辞伴随着这种仪礼活动而生。南宋寿词从题材内容看 ,主要有寿圣寿官词、寿亲友词和自寿词 ,不同的祝寿对象和创作动机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品格。而逸乐的社会风尚、理学思潮的影响、文士内敛的心态和词体文学自身的特点则是促动南宋寿词勃兴的主要文化动因。

江湖长翁:南宋中兴诗人陈造考论

陈造为南宋中兴时期重要诗人。他由仕途走向江湖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成为理解其生平事迹与诗文创作的一条重要线索。他创作了大量特色鲜明的刺世题材诗歌,对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展开了全面深刻的讽刺和批判,在南宋中兴诗坛独树一帜。在其诗学思想中,为文写意是最核心的部分。他从事诗文创作态度严谨,重意而不重辞,其诗歌具有自然、平实、朴拙的艺术风格。陈造卓尔不群的人格个性、人生经历与文学追求,在南宋中兴时期丰富多元的诗学格局中自成一家,对中兴诗坛具有独特贡献,他也因此在诗坛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北宋末年的两次中原大移民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人的铁骑攻陷开封,北宋覆亡,翌年春,徽宗、钦宗被俘北上。随从徽、钦父子北迁的除后妃、宗室外,还有中原的工匠、医官、乐工、妓女、内侍等约10万人(一说20万),这是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不久,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金兵继续牧马南寇,高宗无力回天,抵挡不住金人的凌厉攻势,只得退往江南。随高宗南迁的中原士民亦有10万之众,这批移民对江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宋代人口南迁对南方的影响

由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宋代北方人口大规模地向南迁移,移民中包括皇室、贵族、平民百姓等各个阶层,这不仅使宋代的人口重心彻底南移,而且对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赵尊岳词作批评观探论

赵尊岳对不同历史时期词作都有总体性观照与评价。他对南北宋词之争予以深刻反思,对明词"衰微"与"承衍"予以多元思考,对清词中兴之论予以具体分析。他提出"无两宋之别"的观点,指出明词衰微的显像背后蕴含着承衍的实质,道出清词中兴亦须细致辨析把握。赵尊岳的词作批评观,体现出时代性、辩证性与融通性的特征,在传统词学史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及意义。

清代宋诗选本的江南地域性

清代宋诗选本的地域性特征尤为明显,编选、校勘者多为江南人,辑撰、刊刻、流播地也多在江南,这不仅与江南丰裕的经济有关,还与其尚文好诗的诗性文化有关。江南宏富的私家藏书也为清人编撰宋诗选本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辛弃疾英雄人格的历史审美阐释

辛弃疾是南宋时代产生出的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英雄。他有着崇高而丰富的英雄人格内涵,他的英雄人格不独在当时光彩耀目,即使在今天也荡人心魄,极具审美价值。他的英雄壮举、享富盛名的词作以及为数不多的诗文都是他英雄人格的重要载体。

宋代饮酒词的情感世界

宋代饮酒词篇什繁多,或抒写爱情咏叹,或流露旷逸情怀,或感发人生激愤,营造出丰富的情意空间。词人都借助手中的酒杯,或邀月畅饮,或醉倒松边,或登阁怀远,或抚今追昔,在酒精的刺激下,宣泄出胸中的万千意绪,激发出令人迷醉的艺术特质。

《宋诗别裁集》编者姚培谦交游考补

姚培谦出身金山望族,家富藏书,尚风雅,广交游,又喜读书治学,对《宋诗别裁集》的成书贡献巨大。笔者曾考证出姚氏相与交游者三十一人①,后继续爬梳相关文献,于本文新考出相与交游者十九人。此五十人中,以江南人士居多,这与江南文人酷嗜雅集唱酬、切磋诗艺的传统有关。此外,相交者中半为诗人学者,多主张以经史为本,务实黜虚,这对《宋诗别裁集》批评理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论范成大学杜及其宗唐倾向

在宋人崇杜的风气下,范成大的诗歌受到杜诗的影响。范成大诗中大量使用杜诗典故,并学习了杜诗的句法。他的诗歌继承了杜甫关注现实、关心民瘼的传统,其《四时田园杂兴》等诗歌较多反映了民生疾苦,其使金纪行诗也有诗史意味。但从总体上说,范成大的诗歌温和秀丽,不仅不似杜诗,不学江西诗派,反而有较为明显的宗唐倾向,这说明南宋前期江西诗派的影响在逐步减小。范成大诗歌中有宗唐倾向,亦有宋诗的特点。

“诗史”精神重放光辉——论宋末诗人对杜诗的接受

南宋末年,在文天祥以身殉国、忠义存诗存史的影响下,一大批南宋遗民、诗人奋起直笔,模仿杜诗,以诗存史,而且往往在诗前另以序言辅以记史。

论陆游诗的泛海想象

陆游家乡山阴临近大海,他又曾四度罢官回乡,闲居家乡期间长达约三十年之久。因此,他与海有极深的缘分;再加上南宋复杂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遭际不顺等因素,陆游有十一首藉泛海想象以抒发现实中愿望难以达成心理的诗篇。文章即针对这些文本作深入的探讨,分析、归纳出三种书写类型:一是藉征服天海的记梦,以抒发现实中杀敌心愿难遂的遗憾心理;二是藉醉求神山竟变化,来反映内心对生命危脆的焦虑感与对时局变化的无奈感;三是藉遨游仙乡的想象,暗示一己抗金理想乖离的失落心理。陆诗的泛海想象,在半梦幻、半现实的风格中,以多样的想象方式反映出以儒者积极入世为主要人生目的、以寻仙幻道为应付仕途事变打击的协调机制的独特思想结构。

从效体角度探究“希真体”之内涵

朱敦儒以词著称,其词风对南宋及后世作家有较大影响,被誉为"樵歌体"或"希真体"。其中"希真体"的内涵既相对确定,又经后人效体中逐步选择、逐步确认。宋室南渡的国家剧变与麋鹿之性的生命本色是构成"希真体"内涵的两大支点;家国之悲、身世之慨及晚年隐居时期的旷达闲适是"希真体"的构成内容;清隽谐婉,以口语、俗语入词是"希真体"的语言风格。

论唐宋江南采莲诗词

自汉乐府《江南》伊始,以采莲为主题的诗词从未间断。到了唐宋时代,采莲诗词伴随着唐诗宋词的繁荣,其成就达到了至高点。文章以唐宋采莲诗为范本,浅述江南采莲特有的习俗,以及采莲诗中反映出来的采莲情结和江南采莲女对爱情的追求。

南宋诗人戴敏生平、诗歌、版本及佚文

戴敏为南宋诗人戴复古之父,其祖上自福建迁来,到戴敏一代已经"诗书传家",他未参加科举考试,追求闲适而安逸的生活,生有二子戴翼、戴(戴复古谱名)。戴敏诗歌存世虽少,但其诗"和、雄、新、远"四体皆备,实为江湖派之滥觞。其诗生前未结集,仅有十首保存于《石屏集》中传世。新发现的戴敏《一轩记》是应其姻亲潘希梁之请,以"一"立论,持做人要专一、人心要统一于孝悌之旨。

《〈宋诗别裁集〉编者姚培谦交游考》补正

姚培谦出身于金山望族,家富藏书,喜读书治学;又尚风雅,广交游,对《宋诗别裁集》之成书贡献巨大。笔者于《〈宋诗别裁集〉编者姚培谦交游考》中曾考证出姚氏相与交游者31人①,后继续爬梳相关文献,于本文中则补考出相与交游者41人、正误5人。此72人中,以江南人士居多,这与江南文人酷嗜雅集唱酬、切磋学问、探讨诗艺的传统有关;而相交者中又半为诗人学者,多主张以经史为本,务实黜虚,这也契合了清前中期崇尚实学的学术思潮,并对《宋诗别裁集》批评理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周紫芝交游唱和考略

周紫芝早年场屋失意,然雅慕诗文,广交君子,其一生的踪迹坎坷飘零,历北宋与南宋之社会巨变,生活的年代跨越神宗、哲宗、徽宗、饮宗、高宗五代。主要活动范围在宣城、杭州、兴国和九江,然其足迹遍及宣州,到过大梁,去过越州、建康,也遍游钱塘等地。结交甚广,酬和之作颇多。他留给后世近两千首诗,这些作品不仅取材宏富、擅长用典,而且记录了其在南北宋社会交变之际的艰苦生活和现实风貌。勾稽竹坡的交游状况,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周紫芝其人品其事迹可资鉴评,而且也可从中寻绎周紫芝诗风格调的形成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