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旧体诗人新媒介场域中“被阅读”的诉求

民国时期,报纸杂志等新媒介的读者群体不断壮大,旧体诗人开始顾及受众的阅读需求。他们一方面利用新媒介发表作品及连载诗话,另一方面积极回应读者,与读者互动,可以说,新媒介促进了旧体文学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旧体诗人在言谈举止等方面显露出群体性的仪式化倾向,他们通过新媒介竭力展示自身,摹画其在公众视野中风流蕴藉、高蹈独立的形象,以期获得世人关注,进而达成对其文化立场、审美趣味与精神诉求的理解与体认。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现代旧体诗人在经历了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碰撞之后,最终在报纸杂志上找寻到了获得和维系受众的文学舞台。

维柯美本质论的意义与价值

作为美学学科的奠基人,维柯以他对人类社会史与自然史相分离和认识与实践相联系的研究开辟了实践论美学的源头。基于起源不同的各民族具有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的理论,维柯经过长期思考,赋予“各部分及其整体的和谐”新的内涵,对美的本质作了规定。维柯在对维纳斯雕像所具有的通过想象、激情、类比、隐喻等“诗性逻辑”所创造出来的艺术魅力的综合考察中归纳出美的本质理论。这个理论涵盖了人类社会共同的审美意识以及自然美、艺术美和人体美的性质,揭示了美的普遍规律和“诗性逻辑”的本质,为美学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哲学基础。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维柯《新科学》和前期论著中相关论述的仔细分析,运用文本细读和历史批评的方法证明了维柯美本质论的内涵和价值,发现了维柯美本质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阐释了维柯美本质论的美学史意义,对推进维柯美学思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跨媒介视域下的情感流动与意象生成——重审焦菊隐的诗意戏剧美学观

焦菊隐的诗意戏剧观,意谓导演在舞台上描绘出蕴含深厚情感的戏剧形象,本质上是一种由浪漫主义通向象征主义的美学观念。我们可将“诗意”视为焦菊隐一以贯之的美学理念,而将“戏剧”视为实现这一理念的艺术手段。焦菊隐在青年时代创作象征主义诗歌,未能为诗情寻得典型意象;“戏校时期”逐渐形成跨媒介的戏剧观;“心象”概念的提出,揭示了象征主义诗学、契诃夫剧作与斯氏体系原理的内在契合;“话剧民族化”的形式实验,继续秉持横跨不同媒介为戏剧人物情感寻求意象表现的创作思维。焦菊隐的诗意戏剧美学观,使他毕生渴望为情感流动捕捉具体意象。

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唐诗观

方回所撰《瀛奎律髓》,是一部集诗选、诗格、诗话为一体的诗学名著,对后世影响颇大。人们对方回诗学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主导性的观点,是认为《瀛奎律髓》体现了"江西诗派"的宗派之论,由此衍生出一些批评性意见。但方回论诗,并不偏执,总是兼及两端,希望在两端折中互济中求变求新,为诗歌发展寻求新的出路。所谓两端,如既为宋诗张目,又力倡以盛唐为高标;既倡"格高为第一",又重圆熟,希望以圆熟济格高;既重诗法,又倡无法;既重工巧,又以浑成为至高境界等。只有同时关注方回论诗之两端,我们认识的才是完整的方回。已有的方回诗学研究,多关注一端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另一端,由此带来对方回认识的偏颇。这被忽视的另一端,多表现在他对唐诗的论述中。

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清代词学正变论

正变论是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滥觞于两宋,明代正式明确提出,词体正变的讨论在清代十分热烈。正变的内涵颇有差异:有以婉丽为正,有以清雅为正,亦有以风雅为正;对待正变的态度亦有不同,有崇正抑变者,有只分正变而不分高下者。清代词论家对正变认识的变化与清代词学流派的更替相对应。正变论不仅涉及词体风格形态、创作的价值评判,而且关乎词学的走向,是清代词学具有普遍意义的论题。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洛丽塔》中的叙述与聚焦——认知诗学视野下的叙事策略

《洛丽塔》作为一部成功的叙事作品,其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视点的恰当处理。作者选择第一人称作为小说的主导叙述视点,并在时空视点和知觉视点的选择中不断用过去与现在的"我"作为内聚焦与外聚焦交替出现,隐含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观念视点。在叙事理论的基础之上,运用认知诗学的研究成果分析该作品在叙事过程中对叙述视点处理的叙述策略,阐释《洛丽塔》在叙述和聚焦上的特征,揭示视点的安排在作品中的感知效果。

从《梧门诗话》看法式善的唐诗观

法式善是乾嘉时期重要的文论家。《梧门诗话》是法式善历时多年所撰成的一部诗话著作。在这部诗歌理论作品中,法式善评点了清代乾嘉诗坛的众多诗人诗作,提出了自己的"唐诗观"诗歌理论。法式善的"唐诗观"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法式善在对唐诗的接受中,其诗论主体意识一旦形成,便产生了一种向后延伸的历史积淀,为自己及其后诗作追随者对唐诗的接受和评价定下了一个主调。二是诗话中对王孟诗渊源的探讨及其"清"、"淡"艺术风格的寻绎。

试论禅宗的生态文化精神

禅宗真如缘起思想将自然万物视作真如的显现,从真如的视角肯定自然万物与人的平等性、一体性,客观上导向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态观;禅宗"无情说法""无情成佛"等观念赋予自然万物以超越性、神圣性,并将人自身的解脱与自然万物的解脱成佛相联系,体现了终极层面的生态关怀;禅宗对自然万物超越性、神圣性的认同,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则是诗意栖居的生存方式。禅宗相关思想文化对于我们今天生态文化建设依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的代表,其思想深受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影响,具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特质。其对自然万物存在价值的肯定,对自然万物本性状态的认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简朴、清净悠然生活理念的崇尚,均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文化一脉相通。

新批评派与有机整体论诗学

新批评派的诗歌理论是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之一。而在这一理论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重新焕发了有机整体论诗学的勃勃生机,将这一文学思想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追溯新批评派的有机整体论诗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这一诗歌理论的得与失,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批评派的历史功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歌。

洪堡特语言观与诗歌翻译

洪堡特的语言观在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诗歌翻译也有重要的启示。语言既同一又有差异的观点揭示了诗歌的可译性;语言具有创造性说明诗歌翻译是译者的一种创造性活动;语言的相关性理论说明诗歌翻译是一种复杂的活动,需要译者深入了解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的世界观。

刘勰诗学观中的内在矛盾

刘勰的诗学观念中隐藏着若干矛盾。在诗歌的性质问题上,刘勰公开标举言志说的大旗,但在实际的审美欣赏中却不在意诗歌是否是言志的,实际上他已变成了一位缘情论者。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刘勰主张藻采与风骨并重,沿袭的是文质彬彬的思想;但他在实际上又是秉承重风骨轻藻采的标准,从而与并重说法发生矛盾。一方面,刘勰将风骨提到很高的位置,作为评判作品的核心标准,另一方面,这一标准又难以涵盖他的审美实践的全部。

姚华诗学观刍议

近代著名黔籍学者姚华一生创作诗歌甚富,其所持诗学观念亦值得后人关注。本文通过对姚华所存论诗文字的梳理,辨析姚华于诗学方面的理论观点。姚华诗学核心理论在于"诗统"观的提出。因为兼具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姚华还力图以诗歌为桥梁,架构诗歌与其他艺术学科的联系,提出诗、书、画三者相结合的审美思想。此外,姚华的"别子为祖"、对诗歌礼乐教化功能的推崇、强调诗歌自身的审美属性、推崇唐宋诗家等观点,或可见姚华于传统诗学的继承,或可窥姚华本人对传统诗学理论的冷静反思与大胆求索。其间亦折射出二十世纪初近代诗坛守正求新的格局与动态。

清初诗学语境与宋荦的诗学观

宋荦在清初儒家"诗教"复兴、反思明朝诗学的背景下,提出了"诗者性情之所发"的命题,并提出了考镜源流、上下泛滥、避免模拟、悟得真诗的学诗方法论和诗歌创作论,他对清代初期形成的"宋诗热"进行了反思,批评了其"尊宋祧唐"的弊病,但宋荦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君主权力话语的影响,反映出当时在朝仕宦文人话语与最高权力话语的关系。在论述诗歌各体时,宋荦推崇杜甫和韩愈,同时也表露出对苏轼"弥觉神契"的审美趣味。其诗学观既反映了其在面对种种诗歌思潮时的行动,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诗学领域的彷徨与选择。

道禅语言观与中国诗性精神之诞生

在中国哲学关于语言的探险中,没有谁比道家和禅宗走得更远。本体之道和佛法大意的不可说,使沉默的价值得到彰显。但这种沉默并不是彻底放弃语言,而是企图最大限度地拓展其能指的边界,以实现对道境或禅境的逼近。但是,就这种语言探险的绩效而论,它给人留下的依然是一个思想的残局。在此,知识与真理、语言与对象之间的距离与其说被充分拉近,倒不如说使两者的分际变得更加明晰。道禅的语言之思,给人昭示的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真理,而只可能是一种"一言难尽"的诗意图景。诗性精神也因此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林语堂诗学观与诗词翻译策略

著名翻译家林语堂热爱中国古典诗词并将许多优秀作品译成英语,在西方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林语堂的诗词翻译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并受到广泛欢迎,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正确的诗学观保证对原作深度的理解,他所创立的翻译美学观为其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译者驾驭中英双语水平则成就其翻译达到高超境界。三者结合使林语堂的诗词翻译成为中国诗词翻译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典范。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回到雅各布森:关于“文学性”范畴的语言学溯源

关于文学性的文艺学论争,需要从这一范畴的语言学起点上加以思考。雅各布森1919年首次提出了"文学性"的概念,1929年又率先使用了"结构主义"这一概念。文学研究与语言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雅各布森学术思想的主导线索。返观雅各布森的"结构"中的"文学性",可以看到他在批判地接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了功能主义思想,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雅各布森"动态共时"的功能结构观,是结构主义从语言学移植到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越过的关节点,也是理解"文学性"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性就是"诗性功能"在语言的多功能结构中占据"主导"、语言六大功能同时都具备并彼此相生互动的语言艺术的特质。文学性并不是文学弃绝了一切外部联系的独立自足性。判断诗性功能是否占据主导的参数,不仅有诗学的、艺术的、审美的维度,也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维度。

寻找对实体的接触——论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对海子实体诗学观的影响

"实体即主体"是海子最重要的诗学观之一,但并非海子首创,而是源自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学说,同时还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诗学的影响。海子引进西方诗学资源,追问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让诗歌要表现的对象即实体承载主体的形而上思考,实体在他全新视角下焕发出独特的神性光芒。实体在海子诗中有两种形态:自然形态和精神形态。自然实体是大地、河流、麦子等,它们是海子构建诗意家园的物质基础。精神实体是文化史诗和太阳史诗,海子要靠它成就诗歌霸业。无论是自然实体还是精神实体,因为海子要植入其中的主体意识早已经失去存在的现实语境,幻灭是必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