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岭南医家刘渊《医学纂要》中风辨治探析

清代岭南医家刘渊所撰的《医学纂要》是一本既言其验、又探其要的综合性医著。《医学纂要》对于中风的辨治既传承了张仲景与张景岳的理论与观点,又在遣方用药中体现了创新。刘渊在辨治中风时,从痰论治,调补脾肾;在仲景六经辨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证经验,创立了针对中风的六经证治;秉承标本分治的原则,治疗中风区分急缓,辨别急危重症。治疗中风用药时,继承张景岳“补虚不离桂附”之思路,或佐以肉桂与附子以追散失的元阳、生无根之气,或佐以桂枝与附子以通畅血脉,使寒邪自除;遣方用药多采用人参、黄芪、当归、川芎、白芍以补气养血,调补人体气血阴阳。

论元代家庭诗学教育

家庭诗学教育往往基于儿童在诗歌方面的特殊资质,面对早慧与成长、举业和学诗之间的选择,元代家长亦有谨慎考量。“文采传家”“诗学传家”几乎是元代文化家族的基本内质,并衍化为一种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以“家”为原点的诗学教育场域中,家塾是重要的场所。元代家塾诗学教育受时代环境影响颇多,也是由“家”向社会层面过渡的重要节点。经由对诗人家庭学诗经历的考察,可窥探诗人诗学观念形成之原委及古典诗学的传承机制,同时,也可为当代儿童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些许启示。

元代江南教育与地域诗学的三种学理关联

教育与诗学的关系有三种:教育主体即从教者与诗人及诗坛的关系;教育内容与诗歌教习及诗学宗尚的关系;教育对象及效果与诗人群体(包括流派)、地域诗学传统、诗学传播的关系。宋元以来江南士人的阶层下移及元代社会从业环境的变化,促使诗坛名流多司教职,以学官、教师作为职业身份的诗坛主体,改变了以往诗坛的构成模式,成为元代江南诗坛的一大特征。在元代官学、书院、家塾刻书中,诗学教材的刊刻是重要一项,这些教材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的诗学宗尚。在教育推力下,因宗尚、师承等因素聚合而成的地域性诗人群体或流派,以及所形成的地域诗学传统,是推动元代诗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诗学教育在元代江南的兴盛,促进了诗学普及,对古典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前诗歌叙事传统的演进及体制特征

在从先秦以至唐宋漫长的历时变迁中,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性能递经共生、分化、消长、互渗的进程。尤其是二者在经历了体制分化之后,诗歌叙事就进入分途发展演进阶段。其具体演进历程大略分三段式,首先是抒情与叙事之各体消长,其次是诗歌叙事之多体式分布,终至诗歌叙事传统之凝定成形。诗歌叙事传统一旦形成,就表征出若干体制特征:其一,常规叙事诗有较强叙事特性,而非叙事诗也蕴涵叙事成分,不论叙事诗还是抒情诗,其叙事性能均渐趋增强;其二,诗歌叙事主要体现在正文中,而其叙事性也表征于附件上,且因附件与正文相配合,而使诗歌叙事更显完善;其三,诗歌叙事既向体式内部充实,同时也向诗歌体式之外拓展,呈现为诗作跨文本组合,或为诗歌叙事之跨文类。此外,为应对诗歌叙事的创作实绩,还催生一系列诗歌叙事理论。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经典诗史”构建与“典范”选择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诗学阐释中基于统绪论而重构诗史,也即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史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拣择某些时段的诗作,加以勾连,从而建构起一个“经典诗歌史”。大体而言,是从《诗》到《骚》,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诗的这样一个经典诗歌史,其实质就是对后世诗歌有无承传《诗三百》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与“经典诗歌史”相匹配的“诗歌典范”选择则落实到“经典诗歌史”中的杰出诗人身上,于《诗》称里闾之人,于汉魏称苏、李,于盛唐称李、杜等。要之,总出于指导创作,振起其时诗道之需。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浅析宋元骈散关系论的确立及骈散文法论的对垒相埒

宋前反骈言论络绎而出,但并非属意于文体是否骈、散的问题。至宋元,论者明确将骈、散并举,骈、散关系论自此确立;同时,又深入辨析骈散文法异同,使二者呈对垒相埒之势,而分歧点和相参处并非拘泥于文体,而大多指向文法。宋元时期体法双彰、骈散兼备,其骈、散文法互化,是古文运动、文体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破体为文的成功实践。显而易见,骈、散在文体上各自独立,在文法上互相渗透,在文风上相得益彰。由宋元始,骈文和散文作为文章体派的双子星座,在其文法特征融汇或分明下,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体创变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史论发展的视角还是文论生成的过程来看,骈、散论是宋元文体论从未缺席的素材,也是历代体法之争在文章学领域的投影。

浅析五运六气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

五运六气首见于《黄帝内经》,在宋金元时期蓬勃发展。其中为代表的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被后世誉为金元四大家。他们所处时代前后相距不到300年,学术观点却寒热温凉,各有所宜。本文从金元四大家各自所处“六气大司天”背景特点的客观和其各自对运气理论阐发的主观两大角度挖掘,研究发现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寒热温凉的不同,均与各自所值“六气大司天”特点相契合;金元四大家皆推崇五运六气理论及运气思维下六气与人体经络脏腑气化密切联系的六经气化学说。本文探讨运气学说与金元四大家学术观点的关系,以冀对五运六气与各家学说研究提供一点浅见。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赵孟頫“古意”论的形成及其实质考辨

赵孟頫作为元代画坛执牛耳者,其“古意”论的提出不仅促成了元代文人画特质的形成,同时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人绘画史的发展与走向。通过对宋元之变的社会情境以及赵孟頫复古心理动机的考察,发现“古意”论的形成既有对南宋画风的矫正、元初世衰道微的批判,亦有对仕元矛盾内心的减缓。从风格、意蕴、法度三个层面看,“古意”论追寻高古风格,崇尚简率画意,探求中和雅正的法度。对赵孟頫《幼舆丘壑图》《红衣罗汉图》《鹊华秋色图》的绘画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可以明确看出赵孟頫取法六朝、复兴唐画、师法北宋的不同“古意”追求,而这种追求正是促使他开创一代新风并成为元代画坛领军人物的重要原因。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金元四大家论治乳腺癌理论浅探

乳腺癌已成为妇科最高发的恶性肿瘤,金元四大家对乳腺癌的病机认识与诊治思路各树一帜。刘完素以五运六气为基,以火热立论,开创了清热解毒治癌肿的先河;张从正从病由邪生立论,妙用“汗、吐、下”三法,因势利导,驱邪外出;李东垣从阴火学说、脾胃论治,以“甘温除热”法消虚火,祛癌瘤;朱丹溪以气血痰郁为纲,将窼囊理论与乳腺癌防治相结合,气血同调。四位医家论治乳腺癌各富特色,其学术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乳腺癌的中医诊疗体系,也为其他恶性肿瘤的理论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供了学术指导及经验参考。

元代前期科举废止与诗学观念的演变

元代前期科举制度的废止对文学观念的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科举被废后,诗坛发起了带有竞技意味的诗社活动,也出现了以娱情悦性为宗旨的闲散诗会。与“为文造情”的科举程文不同,元代前期文人在诗文创作中往往流露出真实情感,并在诗学理论中有“尚情”的倾向。针对科举所引发的较为功利的创作态度,元代前期诗论家尊崇自然风格,标举“尚天”理念。科举废止后,元人大量北游,在诗学理论中也推崇“尚游”思想,这与江西诗派后学所崇尚的“闭门觅句”是一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此期对唐宋诗体的辨析趋于深化,并潜在地影响了崇唐的文体观念。这些与宋代以来的诗学思想有明显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标示着宋元诗学观念的转型。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徐达左《金兰集》初探

《金兰集》是元末明初耕渔轩文人唱和活动总集,由徐达左辑录,收录徐达左友朋唱和之作。耕渔轩唱和活动,着意于朋友之间的意气相投,具有行吟泽畔、弋钩草野的隐士风流。耕渔轩活动体现了元末士人崇尚自我、表达自我的风尚。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论臧懋循元杂剧编改的“剧学”奠基意义

臧懋循出于其自觉的“剧”本体观念而非当时普遍的“曲”本体观念,对元杂剧进行了系统编改。脚色层面,参照传奇脚色体制对元杂剧脚色进行系统性重建,并深入剧作内部,从上场诗、下场诗及科白方面,对相应脚色名目作出实质性的行当化调整。关目层面,调整聚焦以增强关目紧凑性,调度人物以增强关目戏剧性。排场层面,调整分折以优化布局,利用辅场景以烘托主场。曲白协同层面,添加曲间白以形成互动对话,甚至对曲本身进行增删修改,曲白统筹安排以优化叙事效果。在古代戏曲理论偏重“曲学”的传统格局中,其对古代戏曲“剧学”理论的建构有着切实的奠基意义。

释来复《澹游集》展示的元末士人闲乐真趣

诗僧释来复于元末时所编的《澹游集》,是一部独特的总集,收录的是编者住持四明定水寺时交游唱和之作。其独特性有以下数端:其一,它是诗僧所编,所收作品的作者则世俗僧道、华夷南北、高官隐士,无所不有,身份地位各别,而交游总归之为“澹”——绝去世俗势利,纯为自然清赏。其二,成书之时地与呈现的心态特别。元末东南,四围烽火,四明是一方清净之地。一些远离尘俗者来此躲避战火。四壁烽火中的暂时安定,使他们悟出了生命的价值,珍惜生命,成了包括僧人在内的共同心理追求。其三,对于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有独特体认——追求闲乐真趣。寻求心灵的安逸,在忘世与忘我的境界中,体悟人生真谛。诗僧释来复编成的这部作品,展示了独特的人生追求与趣味,值得深入研究。

金代医家张子和医学地位变迁与攻邪论学术史研究

金代医家张子和,精通汗、吐、下三法,开创攻邪派。在中国医学史上,张子和与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并称为中医“金元四大家”。实际上,在历代有关中医“四大家”的历史书写演变历程中,张子和的医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医学地位变迁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医家地位变化脉络可概括为:医名盛于金元,淡于明清,名归于近代。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自明代以及降,攻邪论逐渐淡出中医主流学术范畴,其学术传承脉络出现明显的断层现象。到了近现代,尽管张子和的医家地位重新回归中医“金元四大家”之列,但是攻邪论实际影响力仍旧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