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偏好的全球分布:国家维度的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也蕴含着很多风险与挑战。目前,世界各国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已经形成了多种治理模式。美国为维护其数字霸权,全力推动数据“自由化”主张,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则选择推动有限的自由化与严格数据保护。很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数据本地化以推动本国数字经济发展。俄罗斯具有更多的危机意识,从安全底线思维出发,推进严格的本地化与安全化数据治理模式。中国则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导向,以更为灵活和敏捷的思路开展数据治理,保持发展目标与安全目标的动态平衡。以各国在跨境数据治理中的主观意愿与客观结果作标准,可以构建一个针对跨境数据流动政策的二维分析展示框架。通过对该框架的分析,能够较为清晰地展示各国跨境数据政策的偏好、特征及互动方式,勾勒出跨境数据流动政策领域以“多模式交织碰撞”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图景。

国家开放政策视阈下云南边境民族武术文化的价值与影响研究

云南作为国家开放政策的前沿和窗口,在维护边疆安全中有其特殊意义,由于特殊的地缘和政治等条件的影响,推进边境地区民族武术文化的发展,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不断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由此,探讨云南边境民族武术文化是为了更深层次地认识与理解它在国家开放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以及对国际化、同根同源边境民族武术文化、本国民族武术文化的影响,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民族武术文化,并由此探求云南边境民族武术文化在国家向西发展战略中的契合点。

国家级新区建设能否增强边疆城市经济韧性?——来自昆明和哈尔滨的证据

作为国家战略,国家级新区建设在增强边疆城市经济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53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以昆明、哈尔滨在2015年设立国家级新区进行准自然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国家级新区建设增强边疆城市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并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国家级新区建设能显著增强边疆城市的经济韧性;第二,国家级新区建设对昆明的城市经济韧性的增强效应大于对哈尔滨的增强效应,即国家级新区建设增强边疆城市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第三,国家级新区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强边疆城市的经济韧性,但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经济韧性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最后,文章提出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国家级新区要在明确自身定位基础上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新兴优势产业。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与俄对外政策未来走向

2023年3月俄罗斯发布了普京自2012年入主克里姆林宫10多年来第三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三个版本的《构想》都强调发展与近邻关系,强调国家领土安全与主权安全。前两版《构想》将欧盟、美国视为优先发展的伙伴,2023年版《构想》将欧盟、美国视为侵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主要国际力量,但俄罗斯仍然对美欧保持开放务实的合作态度。最新版《构想》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俄罗斯希望借助亚太地区的多边行为体抗衡美西方,加速整合亚太主要力量,以确保欧亚地区的稳定。以往俄罗斯对外政策布局呈现的是稳中有进、通中有度的特点,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础,进攻和防御兼顾,在主要力量之间寻求平衡,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预测未来,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美西方对俄罗斯持续加码的全方位、多领域制裁使俄罗斯目前无法就应对美西方的政策举措做出更多自我调节,只能暂时通过拉开距离的方式,等待找到修复关系的办法,同时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害。

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沿边开放的历史新方位及推进思路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我国沿边开放内涵和功能不断丰富,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开放布局——西南、西北、向北、东北四大沿边开放带放射状对外合作联动布局,新的空间尺度——以沿边省区为主要单元的“大沿边”开放格局,新的政策体系——以“1+4+3+X”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体系和新的战略定位——与国家发展战略相交汇的“5+2+4+X”的战略布局,构成了沿边开放新的历史方位。需要重点关注沿边开放发展中的区域协调配合、开放平台功能发挥、产业带动发展、沿边开放政策的适配性等问题,坚持以培育内生动力为重要目标,以打造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重点任务,以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良性互促为重要动力,统筹沿边开放与沿海沿江内陆开放,优化沿边开放平台体系,强化沿边开放通道建设与产业落地,提升沿边开放政策体系适配性,推进沿边开放高质量发展。

革新后越南越中边境民族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越南革新开放以后,越南党和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其民族政策尤其是北部边境地区的民族政策大力进行调整,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的边境民族政策,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中越边境地区有9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再加上中国一方边境地区客观上存在着的许多现实问题,使得越南所推行的特殊优惠的边境民族政策对中国一方的边境民族地区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国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及其影响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的第一个党治政体,其谋求整合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文化,试图运用强制性力量将中央权威重塑于边疆地区的边政实践,对于维护疆域稳定与领土完整、阻滞边疆的离心倾向、促进民族国家的构筑具有积极性。但由于民国复杂之政局及国民党政权内在弊病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并不完善。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受到了中央权威、传统政治理念、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分析南京国民政府边政实践过程中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影响因素,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之理解颇具意义。

民族政策与我国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中国朝鲜族为例

构建我国跨界民族(1)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2)是民族国家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国朝鲜族作为典型的跨界民族,在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上具有鲜明的特色,表现为对朝鲜半岛的国家认同浓厚,其族群认同以对朝鲜民族的认同为内核,其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双向选择的结果。民族政策是构建跨界民族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必要手段。中国朝鲜族在迁入中国和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围绕着朝鲜族移民的国籍问题、土地权问题、文化问题和革命问题,中国统治者出台了多种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影响着朝鲜族的中国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当前,为了增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民族政策要在跨界民族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和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等方面多做贡献。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是新兴的对外贸易模式,未来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研究影响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和中国实际情况,针对目前中国跨境电商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五个可能影响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因素:互联网普及率、电子商务直接就业人数、物流发展水平、跨境电商企业数以及国家政策。采用多元回归法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政策、互联网普及率和物流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三者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跨境电商的发展。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部门完善立法,保障交易安全、培育互联网人才、加大国家政策的扶持与监管力度等推动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建议。

新中国60年村落体育变迁

针对建国60年来我国村落体育展示出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将新中国60年村落体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阶段,通过对各阶段的国家政策、农民生活、农民体育活动和体育意识等的研究,再现新中国60年村落体育的变迁,指出国家政权是村落体育变迁的主导力量,发展村落体育要走适合村落体育特点的道路。

中国的边民政策: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

当代中国的边民政策是在国家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周边情势和国家发展的现实条件及实际需要,针对边民问题的突出形式和凸显程度,国家先后推出了阶段性特点鲜明的边民政策,其专项性内涵也经历了由潜在到显在、凸显到深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但由于已有边民政策并不是从国家边境治理的宏观设计来构建的,通常是以具体问题为指向,并分解到不同政策领域的形式来展开的,由此造成其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对象、政策执行等方面的碎片化特征。今天这种碎片化的边民政策已不能有效适应边境治理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相应地推进边民政策的体系化转向,构建形成以边民居边发展和守边固边为统领的体系化边民政策就成为必然选择。

从汉“番”隔离到开山抚“番”——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述论

清政府治理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是实行设立“番界”,把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隔离开来,既严禁汉族移民进入“番地”,又防止少数民族侵扰汉族移民。随着汉族移民开垦土地进程的推进,清廷不断调整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逐步进行“番地”开发。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为加强台湾海防,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政策,进一步加快台湾开发的进程,使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也被完全纳入大一统中国治理体系之内,成为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时期连城鲁土司家国认同研究——兼与播州杨土司央地关系之比较

土司制是明清中央政府为治理西北、西南多民族地区而实施的一种职官制度,为维护边疆稳定和巩固王朝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和土司制度的日趋完善,以连城鲁氏为代表的西北土司与以播州杨氏为代表的西南土司的家国认同之路却迥然有别。前者通过家谱撰修、王朝赐姓的方式确立起了自身的"家"认同,又以政治归附、经济贡附、军事随附、文化依附等"四附"形式建构着家族的"国"认同,表现出"世笃忠贞"的特点;后者于明初尚能忠顺于朝廷,中后期则走向反叛,表现出"叛服不常"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地区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和中央对两地治边政策的不同。比较分析二者,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处理家国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边疆教育政策在绥境的实施

在抗日战争时期,边疆教育作为民国政府的一项大政方略,是于1935年出台的。绥境的边教大致随之得以实施和发展,其发展曾经历了着手筹设、恢复实施、积极推进三个阶段,绥境蒙旗教育由是而获得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扩展和进步。然而,绥境边教实施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中运作的,这就使其发展势必受到战争进程的制约与影响。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新思路

党的十九大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方式,为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我国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政治遵循。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其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要着力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探索民族团结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和宗教极端活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坚持"一国两制",维护祖国统一;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南苏丹独立的背景与前景

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共和国诞生了。苏丹问题集种族、民族、宗教、文化、经济、政治和地缘于一体,集中微缩了非洲问题的复杂性。黑奴贩卖的历史记忆,殖民主义的人为隔离,近40年内战结下的恩恩怨怨,使分离成为无奈的选择。南苏丹百废待兴,但新国家面临老问题,遗留问题未能解决,核心问题是石油资源分配,潜在的隐患威胁南苏丹和平发展的立国之路。

加入WTO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边境贸易问题探析

边境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是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然而,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边境贸易总量规模小,出口商品档次低,与有关周边国家的边境贸易不平衡,贸易政策不对等。民族自治地方边境贸易发展还存在一些深层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边境贸易政策与WTO有关协议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今后,加快发展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边境贸易,应该从边境地区实际情况出发,按照WTO规则和鼓励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和完善现行民族自治地方边境贸易的政策与管理,进一步提高边境贸易的档次,规范贸易行为。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蒙藏委员会对边疆民族地区调查研究(1928—1949)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主司边疆民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陆续向边疆地区派遣考察专员、调查组,展开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获得当时极为珍贵的一手资料,为国民政府制定或调整民族政策提供参考。调查员也积极参与当地建设,向民众宣传国民政府民族政策及鼓舞民族地区民众抗日,成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相互沟通的联络员。同时边疆地区的许多地方缺少文献记载,调查组的调查活动填补了这一地区的空白,为后世研究这一地区提供较为翔实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