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DA-BP神经网络的高校思政课教师数据驱动决策力评价研究

数据驱动决策力为高校思政课教师提供科学合理的教学判断,对数据驱动决策力进行评价研究,有助于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数据决策水平,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质量。鉴于传统评测方法缺乏客观性与可重复性,运用LDA-BP神经网络技术构建高校思政课数据驱动决策力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首先,运用LDA方法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与研究文献进行主题提取,并将主题信息作为指标构建基础;其次,通过研读文献与政策文本,并结合主题分析结果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师数据驱动决策力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通过对BP神经网络的训练及测试来生成高校思政课教师数据驱动决策力的评价模型。研究表明,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水平以及数据分析与解读能力是影响数据驱动决策能力的关键因素,据此,理应从素养提升、文化培育、管理革新、政府支持等方面入手增强数据驱动决策力。

决策者到底如何归因？--一项基于美国外交档案的研究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个体通常通过一种被称为归因的心理机制从不完全的信息中解释他人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类似但更为特殊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需要理解另一个国家的行为以采取某种应对之策的时候。当外交决策者们在试图解释他国的行为时,他们会将哪些变量纳入他们的考虑范畴?他们对他国行为进行归因的方式是否会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果确实有所变化,那么他们在归因时将会存在哪些倾向和偏见?外交决策者通常从能力、决心、利益、意图和该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五个维度来认知另一个国家行为的原因。而恐惧和族群中心主义均会作用于这五个维度,并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两者在各维度的作用方式有所差异。为了验证唐世平提出的行为归因理论,作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技术——逐字解释文本分析——对1945-1947年间的美国外交档案进行了分析和编码,试图利用二战结束至冷战开始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对苏联行为所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归因,并对上述归因理论进行经验上的探索。验证结果表明,描述性的证据分析部分支持了这一新的归因理论,但也挑战了这一理论中关于能力、决心和环境维度的部分推断。

试析冷战后日本政治决策机制的演变及影响--安倍政权的调整和重塑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冷战后日本政治决策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决策机制内部各决策主体--首相、政党和行政官僚的关系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由此前"1955体制"下首相相对弱势、政党和行政官僚"自下而上"主导决策的局面,逆转为首相主导、后两者翼从合作的状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数届内阁的政治改革发挥了主要作用。尤其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时期,在决策制度、决策流程和个人决策风格三个方面,对政治决策机制进行了关键调整和重塑。在后安倍时代,影响政治决策机制演变趋势的内外部因素未出现根本变化,首相主导在短中期内仍是其主要特征,但也存在着引发政局不稳的隐患。

微观决策的政治--爱德华·斯诺登、网络中立性和互联网的体系结构

微观决策是作为权力在全球范围内行使的技术证明而出现的。鉴于全球可访问性和社会领域的广泛性,数字网络的传输形式已经表明微观决策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当下生活中,而这一点似乎一直到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后才引起足够重视。本文通过探讨数字网络的主权之战、网络的中立性、数据包的收集方式、控制和监视、社会性和技术等问题,致力于寻求微观决策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而这些发生在数据节点的中断现象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微观决策的政治维度。

我国“邻避”冲突的产生原因及其治理--以政治系统模型为分析框架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以及分配不公导致不同主体间容易出现矛盾摩擦。在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导向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社会公众成为政府经济建设的风险承受者,加之诉求无法得到到恰当表达,故而以"邻避"冲突为典型代表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呈现多发态势。"邻避"冲突的爆发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成为威胁政府公信力塑造的重要因素。基于政治系统模型的分析框架,以"邻避"冲突的发生过程为切入点,探讨触发冲突升级的原因包括政府决策封闭化、内卷化,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缺乏有效反馈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完善现有政府管理方式,以期在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乐观抑或悲观?

大数据驱动公共决策模式迭代升级,重构了决策制定、执行、监督和反馈全链条中的权力关系与资源配置。对此,学界出现了乐观论与悲观论两种基本的论调:乐观者认为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具有诸多优势和良好发展前景;悲观者则认为现实中的大数据并不一定会促使决策更加精准、科学和民主,反而可能会因数据本身来源和格式的复杂性、数据互通和共享标准的差异性、多主体利益博弈的政治性以及隐私侵犯和信息泄露的可能性而导致更为复杂的政策失灵。进一步分析发现,乐观论和悲观论之间的分歧主要源于技术与政治、权利与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孰轻孰重。面向未来,可以推动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向审慎的乐观主义迈进,建构数字技术、政治过程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嵌与互适关系,以此锚定大数据驱动决策制定的基本方向,真正发挥大数据在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FAHP在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中的应用

课程思政教学是专业知识与价值塑造的融合,其效果评价是一个多准则决策问题。本文引入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FAHP)探究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完成思政融入课堂后教学效果的多因素综合评价,为提升思政课程的教学质量提供科学依据。首先,定义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和10个二级指标;其次,运用FAHP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并分析模糊关系;最后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各指标的得分及综合评价结果。实践证明:评价模型具有一定普适性,通过思政指标和专业知识能力指标一体化构建,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进行较全面的评价。同时,可以通过试验找到最适合的β值,用以改变指标权重,能够进一步提高方案的区分度。

甲申“南迁”史事考论——兼论甲申之际的明廷决策

甲申年间发生的“撤宁守关”“南迁”“太子抚军”三事与明廷存亡攸关,此三事以往被统摄于模糊的君臣矛盾和朋党话语叙事之下,难以反映当时的实态。在东西两线压力之下,“撤宁守关”之事悬而未决,对“南迁”的讨论则由非公开转向公开,衍生出时人认为更为妥帖的“太子抚军”之议。明廷对于三事的决策过程曲折且反复,并非崇祯帝或朝臣单方面的失策所致,决策机制的失衡和士论的矫激,使得秩序渐次失效解体,决策陷入僵局。基于此考察该时期皇权与士大夫的博弈,有助于解析明末复杂的君臣权力演进。

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优势助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探索

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鼓励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以此重塑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他们实现再社会化。民族地区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受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专门工作力量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教育帮扶方式方法单一等短板。为此,民族地区高校可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成果转化、人才支持和实践服务等方面的优势,助力本地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效果的有效提升。

我国人大决策权的变迁与决策权的制约监督

我国党和国家并行治理的"政治双轨制"在国家重大政策决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模式:党委创议—人大审议。这一决策模式在我国不同时期又有所差异,这一模式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当代中国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变迁过程既是观念的变革,体现了执政党领导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对党政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制度的演进,使党中央、全国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权运行过程中的分工定位渐趋明晰和稳定。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与人大在这一决策模式中的地位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党委创议—人大审议"决策模式确立了人大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监督地位,为党和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应进一步优化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结构,尤其要健全和完善人大决策审议权,在党委的创议权与人大的审议权之间建立有效的制约与协调制度。

中国妇女参与政治和决策指标研究与应用

本文简要论述了建立妇女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指标体系的思路,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妇女参与政治和决策状况进行了评估。

关于教育决策的思考

不仅由于教育决策的特点所致 ,也由于教育决策背景的转变 ,教育决策的科学性应当不断提高 ,教育决策的机制也应与时俱进。教育决策过程与教育研究过程应当适当分开 。

国际政治关系中的“第二轨道”析论

"第二轨道"是介于官方外交("第一轨道")与纯民间交流("第三轨道")之间的一种特殊渠道,其突出特征是非官方性和有意识地影响官方决策。它凭借非官方的身份及与官方决策的特殊关系,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第二轨道"的兴起是当代国际政治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国际政治关系的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也有着优化国际政治关系、增加信任、缓解危机、推动国际政治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实践意义。

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决策的角色分析

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中国内政外交决策更加理性和民主的背景下 ,中国知识界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本文介绍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国外交重要思想库的机制和人员概况 ,分析了中国外交思想库在关注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扮演的五类角色 :( 1 )为外交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者 (智囊 )角色 ;( 2 )担当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谈判参与者角色 ;( 3 )凭籍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扮演的外交“纳谏者”的角色 ;( 4 )政策主张宣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 5 )政策指导者、审议者和评判者的角色。结合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流动的实际情况 ,本文还探讨了外交思想库之间在协调和协商方面的不足以及中国思想库人员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同时 ,结合对美国思想库的观察和思考 。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

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与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构建的关系

从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的前提条件入手,论述了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的方向与途径。阐述了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的根本前提政治文明的含义、结构与类型,指出我国政治文明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党的领导与党内民主的发展水平;论述了中国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构成内容;探讨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与政府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关系,指出政治文明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的前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是政治文明的实践要求和工作举措。

论行政协商决策及其制度保障

我国现有行政决策模式下,公民在行政决策中并无实质性的话语权。以协商民主理论构建新型的行政决策模式是改变这一现状的可能途径。行政协商决策的正当性,可以从决策的前提、过程及结果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但是在实践中,行政协商决策可能遇到诸如公共理性不足、参与者实际上的不平等及达成共识困难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建立起多维度的行政协商决策制度保障体系,包括以信息公开与社会组织化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制度,赋予公民决策启动权、规范决策过程话语秩序与话语权力的规则制度,以及以司法审查、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决策评估等途径的责任追究制度。

大学的课程决策陷阱:基于镜像政治视角的分析

作为政治决策的一种次级形式,课程决策过程充满政治色彩。多年来,尽管大学课程不断变革,但人们对它的诟病却从未停止。课程决策过程的"镜像化"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此时,决策者重点关注的不是新的课程方案所能带来的人才培养的实际效应,而主要是为了获得"改革"意识形态驱动下的象征表达,决策的目标和细节都是在幕后被策划和商定的,它们会为少数人带来真正的利益,而观众看到的往往是一种表面上参与者众多的幻化的"民主"。

美国的民主政治与决策效率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 ,其决策过程表现为一批权力中心的相互作用 ,权力分散是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 ,体现美国式民主的分权体制也造成了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的结果 ,其负面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批评与关注 ,美国政治中民主与效率之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和抵触。民主政治在可能导致决策效率低下这一消极后果的同时 ,也包含了许多积极的因素 :首先 ,在现代社会 ,民主已经成为政府统治合法性的基础 ;其次 ,广泛的政治参与在程序上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界定 ;最后 ,民主政治可以使社会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的变革 ,因此 ,不能因为强调效率而否定民主。决策效率不高既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体现 ,又是民主政治所付出的代价。

“最低比例制”对妇女参政的影响

“最低比例制”是目前国际上较为常见的提高妇女参政程度的一种方式,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的发展,标志着妇女参政从最初的极少数人代表整个妇女的阶段,发展到与人口比例相对称的一定数量妇女参加政治决策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