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Liang Qichao's China Dream in Late Qing Dynast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ang Qichao's Political Novels

Liang Qichao actually influenced Chinese society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a great and profound way.H e founded several political newspapers,pioneered a literary style called political commentary and wrote many political fictions,which fully embody his deep thinking over China’s destiny at that time under impacts of western politics as well as his practical activities.H is political fiction does not only pioneer new forms and contents of modern fiction,but als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leading numerous writers to construct a"Chinese Dream"literature by granting politics as theme of fiction and shaping of political heroes.W hat’s more,his political fiction also becomes a basi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晚清国家翻译的海外实践——以“法政丛编”编译为例

晚清留日学生组织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法政丛编”。本文基于国家翻译理论,对“法政丛编”的编译动因、文本特点和实践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法政丛编”编译受晚清改良法律、营办新学、奖励游学等因素的驱动,呈现出翻译环境优越、译者资源集聚、语言文化邻近等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翻译组织具有临时性、管理体系较为松散、资源配备有限等局限性。“法政丛编”丰富了我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对之加以深入探究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国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历史仪式礼貌视域下晚清奏折道歉语研究

本研究以曾国藩的奏折为语料,基于Kádár的仪式礼貌理论,从历史语用学视角探究晚清奏疏道歉言语行为的仪式化表达、语用策略及权利义务关系内涵。研究发现,晚清臣子以固定的体例和词句实现仪式框架下的规约道歉表达,或在直接向皇帝道歉的同时,基于直陈过失、自我贬损和情感抒发等策略,使用直接道歉、维护面子等手段实现非规约性表达。晚清道歉语具备等级性、目的性和责任性的特征。利用这两种仪式化言语表达方式,晚清道歉语作用于仪式群体道德秩序的感知与修复,构建君臣间道德秩序。本研究丰富了历史仪式礼貌的语料范围,同时为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晚清君臣关系提供了佐证。

义和团运动中的王文韶——兼论庚子年诸政事

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文韶是身兼枢、译两署的重臣,亲历亲闻了京中种种纷纭乱象。运动于京、津初兴时,王文韶的态度以韬晦为主,并不公开表态。至庚子年五月下旬,中外开衅已箭在弦上,王文韶终在御前会议上诤言入对。此举使其立时成为载漪、刚毅等保守势力铲除的目标,幸得慈禧、荣禄搭救,才免遭大难。由此亦可见,尽管载漪一派已如日中天,且控制了京畿防务,但慈禧不欲顾此失彼,而是在军机处与军务处系统中施行平衡之策。“西狩”启动之时,王文韶携军机大印艰难追扈三日,才与两宫会合,成为“西狩”前期最重要的枢臣,于维持行在政务、传递行在动态、参与电讯机制建设、主持“户政”及西北赈灾事务等诸端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王文韶在中枢与鹿传霖之间围绕夏震武弹劾案、“幸陕”、人事、俄约、回銮等问题上的矛盾,生动凸显了其政治领地意识,以及与盛宣怀的深刻联结,隐约可见“南北之争”的余绪。

清末民初政局下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

张謇和段祺瑞之间有着长达15年的交往。他们的交往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变迁息息相关,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两人交往且关系平稳;第二阶段,从护国战争后至直皖战争,虽交往频繁但已生嫌隙;第三阶段,从直皖战争后至“三一八”惨案爆发,交往渐减以至断绝。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政局的变迁,也折射出两人在清末民初之际不同的理想追求。

晚清前期中国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

晚清前期,在西报知识的启发下,报刊论政观念中逐渐包含现代化思想因素。一是在对西报知识的阐述中体现现代报刊论政理念,二是直接阐述了报刊论政的公共性、独立公正的言论立场、以及言论监督的合理性等问题。晚清前期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主要表现为一种新知引介,或者说明办报重要性的佐证。从思想史的视野看,其构成了后续思想突破的铺垫和氛围,成为报刊思想史发展中必要的一环。

夭折的本土化: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变迁中的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

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关系,关乎知识体系、教学单位与科研体制的构建。晚清时期,中国先是引介了法学包含政治学的欧洲式学科关系、法学与政治学分离的美国式学科关系,而后又创造出政治学包含法学的本土化学科关系,形成知识上的竞争格局。甲午战争以后,主持学堂改革的晚清官僚们大多选择了最符合自身观念与利益的本土化学科关系,从而塑造了清末法学与政治学的最初发展态势。这一本土化法、政学科关系仅停留在概念层面,缺少完备性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随着日本有意的知识输出,一套具有完备性和可操作性的欧洲法、政知识体系转道日本传入中国,成为寻求深化改革的晚清官僚们的更优选择,欧洲式法、政学科关系由此占据了支配地位。历史表明,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的变迁是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互动的产物,而学术本土化如果不能从概念创新发展到知识体系创新,纵然一时得到权力的支持也终将难以持久。

晚清贵州厘金的征收及影响

贵州抽厘源于外省“协济银”的中断及咸同农民起义造成的省内财政困顿,军饷开支困难。为解决燃眉之急,咸丰十年(1860)贵州正式设立厘金局抽厘。厘金以其征收范围广、项目繁杂的特点逐渐变成了晚清贵州重要的财税收入之一。厘金征收之初,给贵州官府带来了大量收入,一定程度缓解了军费支出的困窘,但其在征收过程中弊端丛生,造成了诸多问题。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

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

从有限渗入到广泛传播——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伴随着新式教育发展,从教会学校、洋务学堂教科书中最早出现民主政治零星思想开始,清末民初教科书通过对现代政法制度的宣扬、对公民自治活动的引导和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提倡等维度呈现了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展现了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图景,并具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民主政治启蒙特点。正是通过小小教科书的大大启蒙,青年学生成为近代民主化力源并把握方向的新兴社会群体,而且教科书以其巨大的社会辐射力,使民主政治由少数知识精英群体关注而成为浸润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将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加以崇尚做出了基础性铺垫。

家·国·天下——从钟颖疑案说起

清末民初,全国各地革命起义风起云涌,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亦成多事之地。各种势力各种关系错综复杂,造成了许多历史疑点,其中钟颖疑案便是其一。其间的来龙去脉、曲曲折折、是是非非,更是扑朔迷离。文章主要依托历史文献,剖析该事件中的种种疑点,昭示乱世中国家忠良之士应负有的责任和大义。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因其废旧 (科举 )而终止了一个施行了 1 0 0 0多年的教育制度 ,又因其倡新(学 )而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篇章 ,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从介绍近代以来至“新政”前的教育概况入手 ,通过对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特征、局限性及其原因的分析 ,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科举制度的废除 ,为近代教育和人才培养新体系的发展扫清了最严重的一道障碍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 ,促进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 ,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官派出国留学和鼓励自费留学 ,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 ;新式学堂开设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课程 ,推动了“新学”的传播 。

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

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此前一直未曾被学者充分注意。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所施制衡措施以及它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清末赴日法政留学教育及其影响

在清末赴日留学浪潮中,法政留学教育尤其突出,从1896年至1911年中国共有数千人赴日学习法政。清末赴日法政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清末乃至民国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和中国法制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条件,其负面影响和局限也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