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变结构ASV模型的后京都时代CER碳价波动特征研究

基于后京都时代国际碳减排政策尚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CDM碳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论文从平稳性、非线性及结构突变性方面对CER碳价收益率的波动过程进行统计分析,在诊断出的结构突变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变结构ASV模型,对2013年1月2日至2015年12月14日的CER碳价收益率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基于贝叶斯理论的MCMC方法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变结构ASV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CER碳价波动过程中存在的时变性、强持续性和弱非对称性特征。这意味着联合国在采取措施管理碳市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碳价波动的时变性和持续性特征,而且更应注意波动的非对称性及变结构等非对称类型。

日本气候变化战略的政治经济分析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日本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气候变化战略,并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在多边、区域和双边层次上开展了多元化的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日本气候外交战略的形成受到国内和国际多重因素的共同驱动,其主要战略目标包括促进日本"政治大国化"目标的实现、加强与世界大国的战略合作,以及为日本环保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应从日本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尽快制定和完善本国的气候变化战略。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思考

国际气候谈判至今未就《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之后的减排事宜达成协议,使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走向不明。我国碳市场在后京都时代面临三大制约:国际市场多种因素影响供需,CDM市场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但发展滞后,市场形成尚需时日;而国内各地排放权交易所已呈割据趋势,同质化竞争严重。提出应对措施如下:在国际谈判中争取主动,保障CDM平稳过渡;加强国内市场建设,探索自愿减排模式;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实施强制减排奠定基础;打造国际化交易平台,促进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发展。

“后京都时代”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减排量购买协议的法律风险

"减排量购买协议"是清洁发展机制运行中十分重要的法律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减排量购买协议"将面临法律环境变化引发协议存续风险、协议条款具体规定等法律风险问题。我国应尽快弥补国内清洁发展机制法律法规的不足,清洁发展机制参与方应及时正确全面地评估"减排量购买协议"可能带来的风险,积极修改完善已签订的"减排量购买协议"。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研究

《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与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碳金融体系相比,作为最大碳资源国的中国却面临着碳交易体系不完善、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对碳金融缺乏认识、碳金融产品数量和创新不足、金融业参与度有限以及在国际碳交易市场话语权缺失等问题。因此,我国须从碳金融政策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以及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三方面进行战略布局,构建碳金融市场,通过引导金融业的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博弈机制分析

根据《京都议定书》参与国和缔约国的不同政治经济状况将《京都议定书》的成员国分为欧盟、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等四类。利用博弈论对《京都议定书》之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进行分析。指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分配不均是导致减排联盟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进而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讨论应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界定以排放权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合作框架＂和＂界定以最终消费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分担框架＂。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制约因素与协同合作

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重要内容,近些年国际社会的努力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具体表现为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存在不同解释,技术创新和转移存在困难,资金支持数额存在分歧,对失去竞争优势存在忧虑等。通过"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方案,制订环境商品和服务清单、促进技术转移,优化资金支持机制,重新修订竞争策略等针对性措施,以协同合作化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分歧。中国必须在经济增长和应对气候变暖之间保持平衡,既要维护既有利益,又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后京都时代”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议题以及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背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和共同参与原则,并应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立法目标。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蕴含体现国情、结合省情、移植借鉴、协调统一和平衡利益等特点。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框架主要包括总则、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保障措施和监管责任等五部分。

后京都时代:建立可持续碳排放政策的法律意义探析

碳是所有石化燃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碳燃料,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在迅速增加。多数科学家和政府承认温室气体已经并将继续为地球和人类带来灾难,包括频繁的恶劣天气,自然生态系统被破坏。所以"(控制)碳排放"、"碳中和"这样的专业术语,已经成为被大多数人所理解、接受、并采取行动的基础。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来临,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制定强制性标准,共同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和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成为大势所趋。

对我国清洁发展机制实施的反思与应对后京都时代的建议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下的三个"灵活机制"之一。它是国际环境法中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全球市场履约机制。蓬勃发展的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但是,甚少有人反思开展得如火如荼的CDM项目,对引进清洁生产技术、提高我国能源效率和转变我国能源结构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在本文中,作者通过对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实施的不足和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在总体来说CDM在中国的实施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未如《京都议定书》设置的那样理想。最后,本文指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我国应对后京都时代的建议。

跨学科理论范式:反思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困局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温室效应日益明显,同时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促使能源需求剧增,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缔约国通过一系列会议与谈判,达成了温室气体减排的共识,但由于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在全球环境问题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博弈,因此一直呈现出较为困难的磋商、博弈与合作的局面。在2012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全球即将进入"后京都时代"之际,我们有必要借助哲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跨学科理论视野,有选择地通过阐释学美学、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交往合理化等理论范式审视当代国际气候谈判的困局,深化我们对其生成范式、机制特征和复杂性的理论反思,以促进中国应对国际气候变化磋商谈判与合作策略的研究。

后京都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之路

伴随工业活动而生的温室气体对全球的气候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发、极端气候天气的不断涌现。这引起了地球人的恐慌。但大气作为一种特殊的全球公共物品,仅仅依靠某一国或某几国的努力也很难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因而这就需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密切合作。《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是国际气候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其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无论是从其内容还是效力上看都有其局限性,尤其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拒绝批准,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并不如人所愿。本文正是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的问题着手,分析其原因并为之后国际合作谋出路。

后京都时代清洁发展机制法律制度改革

随着后京都时代到来,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唯一途径,清洁发展机制面临法律制度改革的挑战。清洁发展机制的管理体制、风险防范、资金和技术等问题是其法律制度改革的重点,而日益缩小的碳交易市场已成为其法律制度改革的瓶颈。针对清洁发展机制的改革重点和瓶颈,对后京都时代清洁发展机制法律制度进行改革,清洁发展机制才能在后京都时代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更多贡献。

后京都时代碳金融发展的法律路径

全球范围的环境恶化使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给经济发展、人类生存和生态平衡带来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介绍碳金融的法律背景(包括碳交易产生的基础和碳交易过程的金融化特征),剖析碳金融市场要素,分析后京都时代碳金融的发展前景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的机遇,寻求我国在《京都议定书》到期后发展碳金融的法律对策与途径,为我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争取主动赢得先机,也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转变及原因分析

日本是国际气候谈判的主要参与国家之一,在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下日本最终选择批准议定书,让国际社会对作为京都会议东道国的日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担当态度赞赏有加。然而《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还未过去,日本就对《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表现出消极态度。文章试图分析日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由积极转变为不积极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日本的谈判态度对国际气候谈判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