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阳明到林语堂——闽派性灵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

王阳明在揭示良知学说的基础上,倡导性灵文学观,将传统诗文感物说理论“心”“物”并重的观点,转向以“心”为主导地位的诗文创作审美体验,并践行于诗文创作中;同时还强调创作者要有超脱凡俗、淡然自适的了悟致知境界,诗文创作应具备快适自我、抒发真性情、寓教于乐的功能。王阳明性灵文学观影响了闽地阳明后学郑善夫、李贽以及现代性灵文学大师林语堂等人的诗文审美追求,使得闽地阳明后学一脉的文学书写逐渐呈现性灵、闲适与幽默的风格特征,推动闽派性灵文学的繁荣与发展。阳明心学及其所倡导的性灵文学,对闽派性灵文学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掩抑的作用。

王门后学传承谱系及其特点

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57岁去世,先后从事教育讲学活动达23年之久。20多年来,阳明四处游说,大倡心学,所到之处,讲学不辍,四方学子翕然追从,并以师说鼓动天下。阳明殁后,以其亲传弟子为核心,逐渐形成八大王门后学传承谱系。其中尤需注重的是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悟道,使举世闻名的心学诞生于贵州,同时,他创办龙冈书院,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首开黔中书院讲学之风,培养了一大批黔中弟子。王阳明离黔后,王门的黔籍和外籍弟子在黔中南北分化,继续弘扬师说,大振阳明心学,讲学之风,盛极一时,使阳明心学遍播全省,贵州人文蔚成大观。继王阳明于龙场创办龙冈书院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中也有许多人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建书院、讲心学。王阳明谪黔成就了黔中人文的大事因缘,为贵州培养了一大批心学弟子,再通过其亲传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四传弟子等的大力宏传、发展,至晚明时期遂形成特点鲜明的黔中王门系统。

被遗忘的王学中坚——明代思想家孙应奎

王阳明去世前后,孙应奎在王门中的地位并不低,可钱德洪等人在编纂《阳明年谱》时却有意无意地对他作了淡化处理,黄宗羲又不加甄别地以此为据而将他基本上排除在明儒之外。尽管由于《天真精舍志》的失传而使我们很难弄清孙氏与天真精舍发展史的全部内幕,但能够编纂《天真精舍志》并为之撰写前后序言的人,肯定是精舍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孙氏把阳明学说概括为"学以尽性之一言",有其深刻意蕴,经他口说出的阳明"致知格物"之"学问宗旨",亦与阳明本人及其高足的说法有很大区别。孙氏是想以阳明亲口所述及文本为据,去寻找解读师说的正确途径,只是经他解读后的阳明宗旨,被定位在了"见在良知"和"提醒良知"上。他对阳明学说的修正方式与王门修正派虽无异样,然其修正内涵则颇显个性。

耿宁关于阳明学“良知”概念的研究

耿宁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作为一种向善的秉性与倾向,其二是作为一种本原意识,其三是作为始终完善的本原知识的本己本质。在阳明后学中,对于“致良知”方法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其中几个重要代表人物之间的讨论,这些讨论则给我们思考阳明心学提供了一些新的问题视域。

阳明后学南直隶书院考论

阳明后学在南直隶地区的书院建设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自建书院以讲学,自州府至乡村广建书院,自由讲学,传播义理,此是主要形态;二是自建书院以祭祀阳明、藏刻阳明学书籍等,部分书院执行此类功能;三是对其他学派书院实行联合或斗争,或是积极支持湛若水等人所建的书院,或是稳步占领原来独尊朱子学之书院。其书院建设的过程则是或借出任地方官之便,或在民间自筹资源,通过尊湛(若水)、攻朱(熹),逐渐形成了南京及周边、宁国府、徽州府三大书院中心。其书院建设之意义则在于,通过书院之基地,阳明学在南直隶地区著实成长,逐渐消解了朱子学的垄断地位,为南中王门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薛侃:阳明学后期发展的领军人物

薛侃虽非阳明最早入门的岭南弟子,但却是岭南王门的核心人物。王阳明在世时,薛侃已是岭南王门的引路人;阳明去世后,薛侃又成为整个王门的领袖级人物。他先后创建杭州天真精舍和潮州宗山书院,并且编刻了多种阳明著作。他在引领、传承和发展阳明学派这三个关键领域,都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他所创建的杭州天真书院,从明嘉靖九年秋建成到明万历三十七年开始逐渐为官办的虎林书院所取代,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以天真书院为传播基地,阳明学逐渐在浙西北、苏南、皖南等地掀起了新浪,而这一切都与薛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明儒者管志道的学思历程探析

管志道是晚明儒者中的一位卓异人物。他一生致力于推动三教对话、注疏儒家经典,留下了体量庞大的思想著作。但在传统的学术标准下,管志道的理论贡献未能获得充分认识与公允评价。近代以降,虽渐有学者注意到其人其学,但相关研究仍相对匮乏。在七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管志道历经半生求索、几度思想转折,方才找到了精神的归宿。通过对管志道思想探索的整个过程开展分阶段、历时性考察,从而使其思想源流与学说概貌得以呈现,晚明儒学多元展开的动力与趋向也有所显明。

阳明后学“游艺”演变及其文艺思想的形成

面对王阳明建立的“游艺”之学,如何解决心性和文艺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阳明后学在困惑和矛盾之中进行了探索,大体提出了两条路径:一是由外到内,即强调下学上达、博学反一,在泛滥艺术之中涵养道德心体;二是由内向外,纵情于艺,彰显彰显文艺独特的美学价值,据此,阳明后学进一步发展了王阳明的“游艺”之学,造就大批阳明后学广泛涉猎书画、琴乐,积极与艺术家交游,形成丰富多彩的“游艺”生活。大批阳明后学更是超越文艺门类的艺术界限,实现诗歌与书画、音乐的会通,从而对自然传神、本色自我和诗乐一体文艺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学末流的实学思想论辩

王学分化后,王学末流对阳明之学各取所需,从而出现了种种弊端。王学末流历来被称为“空疏之学”,但细究其实,他们并未完全摒弃阳明学说中的“实学”因素,只是各自的偏重不同罢了,可谓“虚中有实”“务实不虚”。明清间学风转变之际,学者们摒弃王学中虚的因素,吸收利用实学因素,形成了清初实学与王门后学迥然不同的实学面貌。无论是注重实学还是不注重实学的王学末流,其学术思想中皆蕴含着一定的实学因子,这些实学因子被明末清初的学者加以传承、光大,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学术。

唐一庵哲学思想研究述评

当前学界有关唐一庵哲学思想研究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和“两大议题”。所谓“三种形式”,分别是指通论研究、专论研究和散论研究。这三种形式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大议题”展开:一是关于唐一庵的哲学思想与王阳明、湛甘泉两家关系的研究,二是针对唐一庵哲学思想的核心观念“讨真心”具体内涵的研究。总体而言,既有研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唐一庵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渊源,但在全面性、系统性和准确性上仍有深化研究的必要。

焦竑对晚明王学的修正及其思想史意义

晚明泰州学派后劲焦竑面对晚明王学空谈性命、玄虚而荡的现状,从王学内部理论出发对阳明后学作出修正。焦竑承接阳明及其后学基本观念,用“孝弟”诠释良知,严格把控性情关系,以应对晚明情欲恣肆之弊;倡顿、渐并重的修养工夫,以扭转阳明后学工夫疏旷之现状;提揭博学与经世,以救治晚明空疏学风。焦竑对晚明王学从本体、工夫至于学风作出的修正,反映出晚明理学演变的复杂形态,亦可看到晚明儒学思想之新动向。

阳明后学在北京讲学活动述论

阳明后学承继阳明重视讲学,以为不讲学不足以明道的思想精神,以讲学为事、以讲学为乐,遂使中晚明的心学思潮与讲学运动密不可分。讲学兴盛,使得心学思想风靡一时,轰动朝野。而京师乃明朝中枢,阳明后学在此频频举兴讲会,有的参加者达数千人之多,这当然有力扩大了阳明心学的影响。

张居正与阳明后学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大臣,张居正与阳明心学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他曾经参与迫害何心隐,禁毁天下书院,打击讲学活动,却与王门后学保持一定的情感交流。毋庸讳言,张居正的学术思想深受阳明心学影响,与之并无根本矛盾,且其个性和行事作风具有阳明后学的狂狷色彩。惜乎史家向来或者只谈张居正的改革,或者只着力强调前者,而对后者则多视而不见,这致使张居正与阳明心学的真实关系长期以来被湮没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