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产权制度的当代变迁--以《拜-杜法案》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1980年推出《拜-杜法案》,将国家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的技术专利归于科研机构所有,其目的是促使科研成果更有效地转化为市场产品。这种特殊的产权形式不仅有违传统专利权逻辑,同时导致了科学共同体的产权模式的变化。深入考察这种新产权形式的产生,可以揭示后学院科学更深层次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复杂性和地方性,导致在将成果推向市场的过程中不得不依赖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转译,从而迫使市场将一部分利益让渡给科学共同体,使其成为影响和形塑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只有真正认清这一点,才能把握科技创新立法的核心和关键。

后学院时代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再审视

本文从考察大学知识生产此消彼长的两种模式入手,解析了从学院时代到后学院时代大学知识生产的规范结构及其变化特征,并从革新科学理念、明确科学功能、推进知识创新和加强知识管理等方面探讨了合理构建后学院时代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途径。

后学院科学时代:知识活动的实现方式及规范体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走出神圣的学院殿堂,进入后学院科学时代。R＆D成为主要的知识生产方式,除了知识转化和知识分享这两个基础性规范外,与R＆D活动各个阶段相适应,后学院科学还存在一个规范层次体系:基础研究对应默顿规范和弱默顿规范,这是核心规范。应用研究对应价值性和伦理性规范,这是导向性规范。发展研究对应经济性、生态性和人文性规范,这是一组操作性规范。

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审视——齐曼科学社会学思想的新发展

约翰·齐曼是一位科学家出身的科学社会学家。他认为现代科学正在从学院时代走向了后学院时代,因此其传统的学术规范即默顿规范随之也要作出相应的修正;科学进步也像生物进化,有自然选择但也有自组织能力;科学虽然并不具有绝对可靠性,但它仍然有理由值得我们去信赖。

后学院科学及其社会规范——齐曼《真科学》读后

约翰·齐曼认为当代科学正在从学院时代走向后学院时代,因此有必要站在自然主义的客观立场,综合已有各种元科学理论,对学院科学时代的默顿科学规范的合法性和适用性作出全面的审视。他为此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了广角特写,既承认了它们的独特价值,又揭示出其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可信性和普适性的局限。齐曼证明,科学知识那些熟悉的"哲学"特征与日常认知能力以及科学知识生产者之间的奇特的社会关系难分难解。注重团队合作和考评制的新"后学院"研究文化在哲学上正或好或坏地改变着那些曾认为是永恒的科学特征。

从CUDOS到PLACE——论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

概述学院科学和后学院科学的涵义与“规范”或曰“运作规则”,论述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变的历史和主要特征,认为从CUDOS到PLACE的“规范”或曰“运作规则”的变化是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变的主要标志。

研发活动的产业视角:一种新的象限模型

在后学院科学的大背景下,司托克斯关于研究起因探讨的科学研究象限模型也有了新的发展;从研发活动的产业化视角来分析,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看作是一种契约式的科研活动,而在产业化的进程中有了新的进展,即开始商品化。它的主体高校、研究所、企业内部研发机构和独立的研发企业或机构等构成了后学院研发活动中的新二维象限,通过研发活动的契约式与商品化程度进行界定;高校与研究所等居于新玻尔象限,企业内的研发机构在新爱迪生象限,独立的研发企业或机构形成了新巴斯德象限。从总体上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研发产业主体正从新爱迪生象限向新巴斯德象限演进,而我国仍在从新玻尔象限向新爱迪生象限进行实质性的演进,与此同时,也需要紧跟国际研发趋势向新巴斯德象限演进。

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道德共识探析

在后学院时代,科学共同体深嵌于社会实践之网,默顿范式下的科学精神气质受到了挑战。科学共同体的主体自主性倾向于工具理性而价值理性退缩,科学独立自主精神弱化,同时也出现了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致使科学道德产生危机。在后学院时代如能追求科学自主独立精神与社会价值理性相结合,积极促成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的主体间互动,在交往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不同语境下主体间的道德商谈,则能够增强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意识,进而促成科学共同体的道德共识,这是走出科学道德危机的一种可能路径。

后学院时代的科学奖励制度——基于齐曼“真科学”的考察

科学进入了后学院时代。为了促进产业发展,“科学-社会”系统建立了一套与产业科学相适应的激励体系即后学院科学的奖励制度。与学院科学相比,后学院科学的奖励制度具有奖励来源多元化、奖励形式多样性、奖励范围广泛性、奖励标准可操作性等特点。而且,后学院科学在把精神性奖励与物质性奖励结合运用的同时,更加注重物质性奖励在促进科技、产业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宁静致远 水滴石穿——从杰出科学家的管理说开去

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夙愿,在近百年求索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初步实现了现代科学的本土化与建制化,但在对科学发展内在规律的理解认识和遵循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完善的空间。本文以杰出科学家管理策略为视角,以期为讨论我国基础研究短板及问题根源提供一些参考例证。

从CUDOS到PLACE——约翰·齐曼后学院科学范式述评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齐曼继承了广义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他在解构"默顿范式"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科学社会学思想,并建立起后学院科学的"齐曼范式"。从默顿的学院科学到齐曼的后学院科学,究竟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化以及齐曼的后学院科学范式为我们提出了何种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无疑值得我们去深入地分析和探讨。

后学院时代科学院模式与特征

20世纪60年代,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科学组织步入了"后学院时代"。以科学的主要组织形式——科学院为例,阐述了后学院时代科学院的模式与特征。首先,跨区域性的科学组织——科学院联盟模式大量出现;其次,科学院的角色功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再次,科学院在坚守科学自主的同时,受到了社会各因素的型塑。

理工科研究生学术英语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与实践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与深入,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成为衡量高校国际学术与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研究生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日益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关注点与竞争点之一。本文探讨了当前理工科院校研究生在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分析了如何通过开设学术论文写作课程、专题讲座培训、寓教于赛等方式提高研究生学术英语论文写作能力。

对GLNSST知识生产模式的探究

科学知识的生产模式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20世纪初,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变,知识生产模式也发生了变化。GLNSST在《知识的新生产》一书中提出了异于科学知识生产模式1的模式2,并在7年后发表《再看科学》,使其知识生产模式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模式2的特点有应用的语境、跨学科的语境、异质性、自反性和观点多样等。模式2将知识生产置于社会的语境中,填补了社会和科学、学院科学和应用科学分离的鸿沟,使得政府、科研、学校等机构形成一个网络并发挥最大功能,模式2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生活科学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文指出,科学发展经历了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阶段,实际上也到了需要关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生活科学阶段,这其中具有一定的动力机制。生活科学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活科学的发展理应给予高度重视。

“后学院科学家”角色定位:样态、问题及对策

自科学建制化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演绎。科学家角色由传统的单一“学院科学家”转变为包括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样态的“后学院科学家”。随着科学活动与社会因素的深度交织,不同类型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面临角色错位与异化、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越界”、角色定位制度保障不健全、公众对科学家角色误读等诸多问题和困境,从促进科学共同体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健全科学家角色协调协作机制、构建具有实践针对性的科学伦理规范体系、推进科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等多重维度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及应对之策,对促进“后学院科学家”发挥角色功能、优化科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后学院科学的三重逻辑及其整合

在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活动更加深度地与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相结合,科学已经作为一种涉及市场利益以及重大政治决策的关键资源而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科学研究类型的多元化趋势更为凸显,学术科学、产业科学和公共治理科学等主要科学类型在扩展科学知识、提升经济效益、推进公共治理、服务公众生活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学术逻辑、商业逻辑与政策逻辑深度交织,嵌入科学知识生产和实践运用全过程,成为后学院科学进展的内在逻辑维度和强大驱动力量。为了促进科学良序发展并更好地服务社会,有必要对后学院科学“三重逻辑”进行协调整合,以“科技向善”理念为引领,注重发挥学术逻辑的轴心功能、明晰商业逻辑的道德边界、拓展政策逻辑的公共理性、强化科技伦理治理,以实现三重逻辑有序“合奏”,促进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尤其是当前新兴科技迅猛推进,科学进展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深度关涉社会因素,各种科技风险问题、科学伦理问题等变得日趋复杂,重视后学院科学“三重逻辑”的协调整合,完善科学研究与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助于优化科技伦理治理,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向善、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动力支持。

“后学院”语境下科学家角色分化及社会影响

在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更加普遍地与产业界、政府部门相结合,科学种类和性质变得日益庞杂,原有的学院科学家角色逐渐发生分化,形成了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并存及相互转化的发展态势。深入探讨“后学院”语境下科学家角色分化趋势、动因及社会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兴技术时代科技与社会的深度互动,为进一步优化科技治理、推进创新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科学发现优先权视角下的“网红科学家”现象研究

在后学院科学背景下,科学发现优先权可以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与经济利益。有学者甚至认为,科学已经从学院科学时代下“为了公众利益的科学”演变成“为了私人利益的科学”。当前,由于移动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发达,借助于新媒介的广泛传播作用,出现了一些因为科学发现优先权而受媒体和公众异常关注的“网红科学家”,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案例研究发现,部分“网红科学家”及其背后组织,重视了科学发现优先权中独创性所表征出的时效性,但忽视了科学共同体的承认与检验。“网红科学家”主张的科学发现优先权,如果通不过科学共同体的检验与承认,其自身以及背后支持组织也会受到“网红”这把“双刃剑”的损害。

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以国内外的实证调研结果为基本依据,结合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的考察和国际比较,提出了"生活科学"的概念,并探讨其主要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将实用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与文化传统底蕴有内在联系。如果说科学是日常经验及思维的精致化,那么从侧重于常识的"生活科学"走进更为学术的"学院科学"就成为理解科学的一条道路。这启示我们,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不仅要重视"学院科学"(R.K.默顿,UCDOS),同时需要结合现实及生活需要的"后学院科学"(J.齐曼,PLACE)和"生活科学"(BISSC)进行科普,从而全面引导公众理解科学、运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