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V PreS2+S/IFN-α融合基因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其表达

构建含HBVPrdS2 +S和IFN α融合基因的真核表达载体pcDNA3.1.S2S/IFN α并在真核细胞中进行表达。应用重叠延伸剪切技术 (splicingbyoverlappingextension ,简称SOE)经两次PCR获得嵌合基因片段S2S/IFN α ,回收后直接克隆到 pcDNA3.1V5 /HisTOPOTA克隆载体 ,得到真核重组载体pcDNA3.1.S2S/IFN α。然后用脂质体法转染VeroE6细胞。对重组载体进行了限制性酶切及PCR鉴定 ,证明连接正确 ;经间接免疫荧光检测证实该重组载体能在真核细胞中表达插入的外源性基因编码的融合蛋白。真核表达载体pcDNA3.1.S2S/IFN α的成功构建及在VeroE6细胞中的有效表达 。

Preβ-1高密度脂蛋白与心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血管疾病重要的病理生理基础,延缓和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对于减少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及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通过参与介导胆固醇逆向转运(reverse cholesterol transport,RCT)在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Preβ-1高密度脂蛋白(prebeta-1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Preβ-1HDL)作为HDL的一种亚类,是外周细胞移出胆固醇的最初接受体,直接参与了RCT的起始步骤,并在随后的胆固醇酯化及转运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就Preβ-1HDL的结构、代谢及其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作一简要综述。

ASGPR与HBV preS1蛋白之间相互作用的验证

目的验证去唾液酸糖蛋白受体(asialoglycoprotein receptor,ASGPR)与乙肝病毒前S1蛋白(HBV preS1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确认ASGPR作为乙肝病毒肝细胞膜受体在介导乙肝病毒感染的分子机制中的作用。方法分别用哺乳动物双杂交及体外免疫共沉淀技术验证ASGPR与HBV preS1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操作方法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结果哺乳动物双杂交实验结果提示,ASGPR与HBV preS1蛋白在细胞环境中具有相互作用;免疫共沉淀实验结果提示,ASGPR与HBV preS1蛋白在非细胞环境中具有相互作用。结论 ASGPR可能是介导HBV入侵的肝细胞膜受体之一。

HBcAg基因和PreS1(1～65)肽基因真核重组载体的构建和鉴定

目的：构建并鉴定包含人乙型肝炎病毒（HBV）HBcAg基因和PreS1（1～65）肽基因的真核重组载体。方法：采用PCR法扩增HBcAg基因，并通过基因突变在79～80位氨基酸处生成一个NheⅠ酶切位点，然后将这段基因连接到真核表达载体pIRES2-EGFP启动子下游的EcoRⅠ和BamHⅠ之间。同时PCR扩增PreS1第1～65氨基酸基因，并在其两端分别引入NheⅠ酶切位点，通过酶切、连接，将这段基因插入到HBcAg基因的NheⅠ酶切位点上。将构建的重组载体pIREScS1转化大肠杆菌DH5α，分别用上述内切酶双酶切及DNA测序鉴定重组质粒。结果：酶切鉴定示，插入片段大小均与预计相符。测序结果与已知序列结果一致。结论：成功构建了HBcAg基因和PreS1（1～65）肽基因的真核重组载体。

河南鄣邓遗址浮选碳化植物遗存分析

先商文化一直是学术界探索的重点,商代文明的诸多特征在先商文化时期已萌芽或得到加强。然而,对这一时期的经济与生业模式,相关研究尚有欠缺。本文对河南安阳鄣邓遗址先商文化时期的大植物遗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粟是该时期先民最重要的作物,黍其次;小麦、大豆已被利用,但只是处于辅助地位。这些是先商文化时期农业的最直接证据,与文献记载及考古研究得出的先商农业发展状况基本一致。发轫于河北中部地区的商族最初的生计方式为渔猎畜牧,在南下的过程中逐渐学习并采纳了中原地区的生计方式,这对商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192 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 ,标志着古史辨派 (又称疑古派 )的建立。同年 ,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 ,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 ,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 ,但正如他自己所说 ,“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 ,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

商代晚期金文始借"商"为"赏",西周早期始多用"赏";殷墟甲骨文已借"易"为"赐",周金文沿用,东周金文始偶见"赐"字。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赏"的出现频率较高,西周中期以后则多用"赐"少见"赏"。句法形式上,殷周金文中"赏"、"赐"二词均以带宾语为主(双宾语尤多),但"赏"所带宾语多为单项,且集中于"贝";"赐"的宾语早期多为单项,后期多为多项,早期多为"贝",后期多为物饰类。先秦传世文献《诗经》《今文尚书》《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国语》《战国策》《左传》中共有"赏"566例,"赐"250例。诸子书中"赏"远高于"赐",史传书中《国语》、《战国策》中"赏"、"赐"持平,《左传》中"赐"远多于"赏"。句法形式上,"赏"以不带宾语为主,"赐"以带宾语为主;带宾语时,"赏"多带由指人名词充当的单宾语,"赐"带双宾语和单宾语的比例相差不多,其宾语则以指物名词居多。具体词义上,"赏"较"赐"抽象。形式上,"赏"有明显特点,主要表现为反义对用形式的多见和"赏罚"的运用;但"赏赐"连用和对用还很少见。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再论商族起源商丘说——兼谈邹衡的豫北冀南说

商族起源于商丘,虽说有一定的文献基础,却缺乏有力的考古证据。通过对考古、甲骨卜辞等相关线索进行梳理,可以对此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邹衡提出的先商文化豫北冀南说最有影响力,然经深入剖析,可以发现邹说仍有诸多细节需要商榷。商丘地区多种考古文化遗存中的先商文化因素,特别是其中的岳石文化与郑州南关外型具有承继关系,更是关键性的证据。甲骨卜辞的研究也从侧面证明了商族起源于商丘说。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源流探析

中华民族传统武术文化内容无比丰富,体系博大精深。从时间上看,其源上溯殷周,其流囊括自春秋后各历史时期的武术文化成果;从地域上看,凡古先民生活之地都与武术产生与发展有密切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武术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殷周时期、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这五个时期互相衔接,清晰地描绘出武术文化发展的脉络,从脉络中显示出武术发展的规律。在今天,要继承与发扬武术文化必须尊重这一规律。

试论豫东先商文化与其周邻文化的关系

豫东先商文化地处苏豫鲁皖四省交界处,其自身的考古文化与周邻文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由豫东先商文化与东夷文化、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冈文化、七垣文化比较研究可知,豫东先商文化受东夷文化影响深远,在自东向西的迁移过程中逐步发展为南关外、二里冈下层的早商文化。

再论商洛与殷契始封地之关系

自西晋学者皇甫谧首倡商族始祖契始封于"上洛商"以来,历代都有学者沿袭其说,因而给商洛历代各种地方志书及当代新闻媒体主张商洛是中国教育鼻祖的故乡和中国马车及商族、商朝、商业的发源地之说提供了文献依据。但是,研究先秦史必须依靠先秦史料,这些西晋以后的文献显然是不足为据的。老一辈史学大家没有一人采信这个观点。当代古文字学、甲骨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一再表明,商族发源地应在冀南豫北一带,皇甫氏等人的观点"皆因后世地名而误"。

先秦儒墨引《书》立说述论

汉代今古文学派纷争的焦点不是文本的差异性,而是经文文本诠释理念和方式的差异性。其前源是先秦诸子引经立说理念和方式的不同路向。本文首次系统分析先秦显学儒、墨二家引《书》立说的方式和目的,第一次揭示汉代的今古文《尚书》学派虽然同属儒家,但其治《书》的理念和方式皆不同。先秦儒家引《书》,诠释者力求与被诠释者话题一致,重在《尚书》史料的重组和思想的自证;先秦墨家引《书》,诠释者和被诠释者的话题不尽一致,重在《尚书》语言的重写和思想的重证。汉代今文《尚书》学派治《书》受到先秦墨家引《书》理念的影响较大,而古文《尚书》学派治《书》则受到先秦儒家引《书》理念的影响较大。这一研究对于学术史和经学史的研究皆具重要的理论价值。

先秦漆器的重要考古发现 Ⅰ夏商至西周时期

夏、商、周三代是漆器艺术的成长时期。夏代至先商时期考古发现的漆器不多,出土的漆器有漆觚、豆、匣、盒、盘、钵、匕、勺、鼓和漆棺等。夏家店文化墓葬出现的嵌贝漆器和薄木胎漆器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至西周,漆器手工业发展,彩绘、嵌贝、雕饰等髹漆技术基本成熟,髹漆工艺应用领域日渐扩大,出土漆器的数量渐增,分布地域渐宽,地点亦多,漆器款式趋向多样化。器形有觚、簋、壶、罍、豆、碗、杯、盘、尊、盒、俎、案以及漆盾等等。嵌贝漆器的兴起,是西周漆器手工业发展的杰出成就。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先商文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先商文化是早商文化的来源,它的发现和研究已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对于它的研究是和早商文化密不可分的,学术界对于早商文化研究的观点直接影响着对于先商文化的认识。通过总结学术界对早商文化的认识,从而归纳和探究先商文化的研究状况。

简论先秦时期的重农思想及其措施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传统的重农思想。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就已经发生并不断发展。三代时期,圣贤君主无不重视农业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是重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李悝、商鞅、管子等的重农思想及重农措施,对促进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总结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先商时期商人婚姻制度的变迁

先商时期,商人的婚姻制度之沿革当经历了三个阶段:简狄时期及其以前实行对偶婚制;契至上甲微时期实行父系外婚制,这是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形式;上甲微以降,商人则实行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

先商文化研究二题

先商文化研究是商文化研究的深化。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和先商文化南下是先商历史上两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河伯绝非商远祖冥或为商先公。先商文化南下是因为气候原因,但客观上为商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并为商族最后夺取夏王朝政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商鞅及早期法家的学术批评——以《商君书》与先秦诸子思想的关系为中心

先秦早期法家以李悝、吴起、商鞅等人为代表,他们的法家思想皆起源于儒家,与儒家思想具有某种天然的联系;其立论宗旨皆为富国强兵,制定的法律政令多涉“兵法”,带有战时法令的性质;其论述则常以治乱、虚实、强弱、贫富诸范畴肯定国家走向治强的主张,而否弃导致国家政治混乱和贫弱败亡的思想。《商君书》对先秦诸子学术批评的主要指向,是先秦孔孟儒家的礼义教化等核心价值观和“不轻不重”的执法与量刑公平的原则。《商君书》对道家使民“愚”“朴”观点有所继承,但否定了老子“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观点;吸收了墨家的“尚同”说及人性论观点,但对墨子本人“兼爱”、“非攻”、“尚贤”等核心价值和好辩、“外交”等行为,都给予了明确的批评;继承了名、法家与“礼”“法”等上下等级制度和法令制度相关的思想,而对其“烦言饰辞而无实用”的“名辩”则给予了坚决的批判和否定。此外,《商君书》还明显有农家重农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