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及侵权责任认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后折射出科技进步与法律制度发展的辩证关系。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众多科技红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法律风险,主要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等方面,并由此带来侵权责任制度的选择问题。秉承鼓励创作与创作者权益保护的理念,应当认可一定情形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可版权性,并为版权权益归属、版权侵权情形下侵权主体的界定提供依据。综合考量各主体的风险控制能力与安全防范义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应当采取一般侵权责任制度并辅以过错推定规则。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特殊性,应当对服务提供者变通适用“通知删除”规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虚假信息的侵权责任研究——以全生命周期理论为视角

弱人工智能时代下,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虚假信息侵权问题具有责任主体弥散化、侵权行为复杂化以及损害后果多样化等突出特征,而当前我国的单一提供者责任体系存在不足,有必要引入全生命周期理论,重视系统化思维,为传统侵权法提供一个全面审视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框架。以此为基础,在责任主体方面,应以研发者与部署者为主导,使用者与传播者共同参与分配;在责任类型方面,应当将其纳入智力产品责任范畴;在归责原则方面,以过错原则为主,在涉及生命健康等重大利益的特殊领域适用无过错原则,符合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在免责事由方面,避风港原则并无适用余地,应当构建起一般免责与具体免责相结合的免责事由体系。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网络侵权责任,其归责原则通常为一般过错责任。但不以损害赔偿为目的的侵权预防责任,不以过错为条件。同时,当网络侵权叠加数据侵权时,归责原则也可能是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通知删除规则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固然构成一种免责抗辩,同时看似也构成一种过错推定规则,然而,通知者的初步证据提供义务本身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异议通知后需要独立审慎判断是否存在侵权,亦即需要根据一般理性人标准去判定其有无过错;反通知规则亦然。在间接侵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直接侵权人的责任形态通常是帮助共同侵权,前者成立过失帮助侵权人。在数据泄露场合,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

论侵害敏感个人信息权益的归责原则

敏感个人信息作为信息主体遭受侵害时容易导致其人格尊严和人身、财产安全受损的个人信息,相较于一般个人信息具有较高的价值位阶。在实践中对敏感个人信息权益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信息主体面临着举证困难的困境。因此,对于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用二元归责原则体系,不同的个人信息类型采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即对侵害一般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赔偿责任采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对侵害敏感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赔偿责任应当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财产保全损害赔偿案件归责原则及过错认定

财产保全申请人应在申请错误时承担赔偿责任。因法律对申请错误规定较简略,实践中的理解并不统一。法院主要通过识别错误类型,并结合对基础诉讼审理情况的分析对申请人责任进行认定,但在归责原则适用上存在分歧。过错责任原则既符合财产保全制度功能设计,又能够平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利益。法院应以“申请有错误”为主观判断标准,通过分析基础诉讼是否有事实基础、申请人是否尽普通人注意义务,结合被申请人止损义务的履行,综合分析申请人过错。

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中的高校法律责任探析

随着社会压力的增长,近几年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呈增长态势,大学生的心理危机问题引起的学生伤害和死亡事件已成为社会之痛。作为对学生进行服务管理的主体,高校在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问题成为其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高校法律责任制度的基础。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现阶段我国高校法律责任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结构缺陷,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法律责任与道义责任边界不清等不足也逐渐暴露。推动高校在学生心理危机事件中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应当围绕法律法规系统化、法律条文具体化、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的界限明确化三个维度精准推进,探索引入调解机制等多元矛盾解决方式,以期不断完善高校法律责任制度,为高校治理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破产管理人赔偿规则的侵权法检视与因应——基于94件司法案例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30条规定的管理人赔偿责任实际属侵权责任,应当回归侵权法视野加以解构。文章通过对94件司法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法院支持管理人赔偿责任的案件比例较低且说理不足,原告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尤其以债权人起诉居多,不同身份的原告主张的管理人不当行为类型差异较大,不同法院对管理人责任构成要件理解不一。可将管理人“违反法定义务”情形分解为“应为而不为”“应为而所为不当”“不应为而为”三种情形,在“应为而不为”的侵权场合,宜遵循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在“应为而所为不当”与“不应为而为”的侵权场合,宜遵循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要件应采取“故意或重大过失”标准。此外,可将管理人基于对法定职权的理解所为之行为、依据债权人会议决议所为之行为、受害人自身或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失的情形作为管理人免责事由,并且将有权索赔的第三人限定为取回权人等与管理人履行法定职责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研究——兼与无过错责任论者商榷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是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其中一种突出的观点是主张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的产生存在一些特定的缘由。作者主张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应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考察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相关原理的基础上对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进行论证,对无过错责任论提出质疑。

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新论——过错推定规则的演进:现代归责原则的发展

在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确定上,必须首先对“归责原则”与“归责标准”、归责与免责事由这两对范畴的基本关系进行厘定。这是正确认识民事责任归责体系的前提。无论是违约还是侵权行为,我国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都是一元的,即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仍属于过错责任,而其他补充性归责标准不能构成归责原则。过错责任需要依据过错推定规则才能确定,过错推定规则的演进代表了现代归责原则的发展。

我国机动车之间交通事故归责原则之检讨——以德国法为参照

我国法律规定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是由于立法部门对无过错责任以现代技术危险实现作为归责事由没有正确理解所致。过错责任原则无论是在责任成立和责任范围的确定上都不利于机动车之间交通事故的受害人的保护,也不利于统一的危险责任理论的形成。因此,机动车交通事故归责原则应统一为无过错责任原则。

环境责任“原罪”说——关于环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再思考

关于环境侵权无过错归责原则合理性的解释,学术界作过反复探讨,但都没有给出无懈可击的论证。我们主张环境责任"原罪"说,即任何环境行为都负有妨碍环境的"原罪",环境侵权是由环境行为引发的对有归属利益的危害。环境侵权行为人只是环境行为人中的一部分,只有他们才成为环境侵权的受控者。

论电子认证机构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电子签名法》从单一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将电子认证机构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规定为过错原则,无论是从立法技术还是利益平衡来看,此归责原则略显僵化。电子认证机构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区分违约、侵权两种不同行为,电子认证机构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应为无过错责任原则。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归责原则的演进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汽车成为大众的普通代步工具,交通事故逐渐成为最常见的一种人身伤害事故。各国立法者开始高度注意道路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问题,逐步建立起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确立了一个归责原则体系,对于不同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这样的规定最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同时也不至于让加害人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同时,设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意义重大。

无过错责任原则之真实意蕴——兼论我国《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文之原则性设定

无过错责任原则,亦可称为无过失责任、严格责任或危险责任,在我国《民法通则》与《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法(草案)》中被定义成为"没有过错",这是极其不妥的。即将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应准确界定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内涵:在特定类型案件中,不考虑加害人是否具有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人就应当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环境侵权归责原则之反思与重构——基于学说和实践的视角

归责原则是环境侵权制度的核心和关键,考察现行归责原则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学说上存在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之争,立法上面临《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抵牾,实践中不同类型案件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这三重悖论的根源,在于环境侵权未能依据环境学规律区分为拟制型污染侵权和实质型污染侵权,进而适用相应的归责原则:实质型污染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拟制型污染侵权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超标视为过错,在双方均无过错时,则以公平责任作为损失分担的原则。

论我国农产品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以利益衡量为视角

农产品损害赔偿责任归责原则有无过错和过错两种立法例。一国农业发展水平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是确定农产品损害赔偿归责原则的主要影响因素。以罗斯科·庞德的利益衡量理论对农产品损害赔偿归责原则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利益衡量,我国农产品损害赔偿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必要和可行的。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的还原与发展

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归责原则问题上,学界一直就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存在着争议,《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也没有平息此类争论。只有还原这一问题的本来面目,厘清侵权行为的本意及请求权制度和归责原则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就归责原则问题给出正确的答案,为今后制度的发展奠定逻辑基础。

理性主义式微与功利主义勃兴——兼论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的走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恢复战争创伤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投向经济生产领域,用于战争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工业也纷纷转向民用产业,由此形成了新一轮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随着工业化程度和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作为智力活动成果的知识产权在生产力要素构成中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明显,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及其侵权赔偿责任问题被提到显要的位置。与之相适应,各国的侵权行为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诸如惩罚、威慑、损害赔偿、预防损害等目的性和功能性策略被广泛地应用于侵权行为规范,极大地影响了侵权行为法的价值目标、机能和归责原则。社会法学派、功利主义和各种实用主义解释理论普遍将法律视为一种实现公共目标的机制,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经济分析方法,甚至主张允许法官对侵权行为法进行重新定位,使其服务于经济目标而不再是矫正正义目标。侵权行为法最初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取向遭遇到空前的挑战,使其开始从以自然法为价值基础的理性主义向以实用性和工具性为目标的功利主义转变。

过失相抵与无过错责任

过失相抵本质上应解释为原因力相抵,故以自己责任原则为据,无过错侵权责任领域适用过失相抵并不存在逻辑障碍,亦无损于其特殊政策价值。过失相抵在无过错责任领域的适用,不应规定以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为一般条件,但在人身损害赔偿中的过失相抵,可以作此规定。对于非完全行为能力受害人损害赔偿的过失相抵,可以规定加害人最低赔偿数额。至于无过错责任加害人的附加过错不应成为评估责任大小的考量因素,但若加害人系属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受害人仅有一般过失,应排除过失相抵的适用。

知识产权侵权认定及损害赔偿研究

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范围是权利存在的基础。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包括相同特征和等同特征。商标权的效力范围有专有使用权和禁用权的区分,混淆理论是划定商标禁用权范围的理论基础。著作权的保护范围为具有“独创性”的表达或体现于表达中的“独创性”因素。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的二元归责原则体系。我国法律刚刚建立的知识产权法定赔偿制度还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