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体视域下纸质书籍装帧印刷和设计的发展趋势

在数字化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纸质书籍及其装帧设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这一转型期内,既解决纸质书的诸多问题,又能发挥其固有的优势,成为业界亟需探讨的课题。基于此,立足纸质书装帧设计的演进与现状,深入剖析了数字化时代给其印刷和设计带来的综合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在数字化视角下,纸质书装帧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在于确保纸质书在数字化浪潮中不仅保留独有的魅力和形式,还能通过自身阅读、收藏与欣赏的独特价值,展现出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剪贴的技艺——评中华书局版《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

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是讨论版刻印书诸方面的简明印刷史著述。虽然今人对该书的体系及资料完备程度颇有微词,但它在中国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开创之功毋庸置疑。今人对印刷史各方面的讨论,仍不出其所列之大纲,只是在史料与实物上取得新的突破。中华书局版《中国雕板源流考汇刊》,是不同版本《中国雕板源流考》的汇编整理之作,其价值是挖掘了该书的稿本与连载本,让原本孤立、平面的《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本身就成了书籍流变的考察对象。不过在三种不同版本的产生时间及编排前后的问题上,笔者与整理者有不同的看法。此外作为整理本,少量校勘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并提出,以就教方家。

书籍史视域下的《唐诗三百首》研究

《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年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唐诗选本之一。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有别于传统古籍,呈现新旧并存、交叉融合的版本特点,构成了册页制度下新的版本形态;其发行传播借助现代报刊以及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成为新印古籍市场化成功运作的典范;对它的阅读接受也趋向于去功利化。《唐诗三百首》等近代新印古籍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促进古籍事业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对丰富扩展我国书籍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我国绝版图书数字化的版权规则构建

文章阐述绝版图书数字化的现实价值,分析绝版图书数字化面临的合理使用制度作用有限、法定许可制度难以适用、集体管理制度亟待完善等障碍,总结北欧的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和法国的推定集体管理制度经验,提出我国绝版图书数字化版权规则构建策略,即开展绝版图书名录编制与审查工作,加强门户网站与数据库建设,构建权利主体自由退出及鼓励促进机制,设置相关方对话磋商机制。

清末刻本书叶掉墨原因与修复方法初探

清末刻本是清朝晚期使用雕版印刷的古籍,是古籍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点对象之一。在日常翻阅、数字化扫描及修复流程中常出现掉墨现象,严重影响其文献价值,但该问题尚未受到足够关注。本研究针对古籍掉墨问题设计了几种评估方法,对二十余种清末刻本的掉墨程度进行了调查,并结合修复实际对掉墨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建议对掉墨严重的刻本采用刷涂法和包裹法进行保护处理。本研究对古籍刻本的墨迹保护具有实践参考意义。

2022年河海大学图书馆一二线图书双向流动数据集

通过Libstar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采集2022年河海大学图书馆一二线图书双向流动数据,数据内容包括操作信息、书目及馆藏信息、读者基本信息等3部分,其中个人隐私信息经过加密不可逆的脱敏处理,结果共有一二线图书双向流动数据71927条记录。本数据集可为评估高校图书馆纸质资源利用效果、优化图书馆纸质资源建设提供依据,也可为分析用户的借阅行为特征与演变、向用户开展精准化个性化的知识与服务推荐提供支撑,具有较高的科研和实用价值。

设计与印刷:出版业务链视角下的图书呈现——以接版图设计制作为例

为了避免“设计”与“印刷”这两个关键环节在出版实践过程中“各自为政”,影响图书的整体呈现效果,本文通过接版插图误差实例,分析其发生原因,提出以“整体出版”为理念的解决方案,把“设计”“印刷”“读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让“设计”与“印刷”回归以“读者”为本的初心,在图书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中寻找平衡,为高质量出版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基于教学场景的书刊印刷工业虚拟仿真系统设计研究

随着印刷数智化推进,应用虚拟仿真技术来交互呈现印刷工业场景及设备运行是设计、印刷、出版等相关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和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热点。本研究针对国内涉及印刷制作流程与工艺的相关专业实习实践中,因学校资源有限、建立实际印刷工业场景和印刷作业流程难度大、软硬件更新速度慢、合作工厂无法满足学生印刷实践的共性难题,设计并开发了基于教学场景的印刷工业虚拟仿真系统。采用三维模型构建印刷厂场景及设备,搭建出学习模块、实验模块、练习题模块相互协同的立体化印刷工业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应用Unity3D交互与实时渲染技术打造出学练考一体化的印刷工业场景及其书刊印刷工艺的教学实践交互场景,突破了学校软硬件资源约束,有效解决了学生印刷实践的现实问题。

柳诒徵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雕版印书

在柳诒徵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陆续接收、购买了数批私家书版,这些书版与国学图书馆接收的官书局书版不同,一直保存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且由柳诒徵组织印刷出版。雕版印书也是柳诒徵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

胶订类图书露胶根质量控制及相关检测标准分析

本文指出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现代图书的印刷质量稳步提升,散页、掉页、背胶断裂、覆膜气泡、纸张掉色等问题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胶订类图书露胶根现象不时出现,成为困扰印刷行业的一个难题。针对这一难题,本文结合现实中的装订生产过程,介绍了书芯与背胶相关检测标准,分析了容易产生露胶根质量缺陷的多种原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调整优化了相关工序参数,改进了特殊情况下的生产工艺,提高了产品质量,减少了产品返修的风险,节约了印刷企业的时间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幼儿敏感期的儿童绘本设计解析

通过绘本相关视觉元素的选择、故事情节的构建、语言的简洁性和互动性等,帮助0~3岁幼儿在语言、秩序感、运动技能和社交技能等方面发展。文章旨在强调绘本在幼儿敏感期教育中的重要性,为绘本设计师、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提供指导,以更好地理解和实践早期教育中的绘本设计和印制。

南宋刻书家陈起事迹考辨

陈起是南宋临安地区著名刻书家,也是一位重要的江湖诗人。至少在宋宁宗嘉泰年间,陈起已经开始经营书业,并因此结识韩淲、危稹、赵师秀等诗人而走入诗坛。因其经营书业,而获“解元”“秘校”“学士”“秀才”等诸多称谓,重建芸居楼后,人多称为“陈芸居”。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将陈起刻书称为“书棚本”“府棚本”,都是牵合于陈氏书籍铺所在棚北大街而产生的误解。南宋后期临安府书商“陈道人”并非陈起,而是生活时代相近的陈思。陈起书籍铺以诗集为主要经营方向,而陈思书籍铺以博古与书画为特色,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

从莫友芝寻访四库遗书论曾国藩的善本收藏

攻克江南后,有志于复兴文教的曾国藩委任莫友芝寻访四库遗书。战乱后的文化需要、曾国藩对莫友芝汉学素养的肯定以及莫友芝缓解生计压力的现实需求,是开启这场寻书之旅的主要契机。曾国藩作为访书活动的任命者,其给出的收书标准完全是以个人善本偏好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曾国藩对初印本的热衷,寻访初印本成为莫友芝的工作重心。这场寻书之旅,是公事亦是私事。于公而言,莫友芝多次为金陵书局提供校刻善本,对曾国藩的文教事业助益颇多。于私而言,无论是莫友芝还是曾国藩,均因寻访四库遗书而极大地丰富了个人收藏。这场寻书之旅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作为藏书家的曾国藩的个人善本收藏理念。

重构现代中国书籍的文化生产模式——评高哲一《现代中国的印刷之力》

高哲一著《现代中国的印刷之力》(The Power of Print in Modern China)以20世纪三分之二时间里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为研究对象,几代知识分子通过编印教科书、辞典、古籍丛刊、大型丛书等出版物,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晚清民初书局采用合作式文化生产模式,20世纪30年代则演变为资本主义商业竞争性的生产模式,新中国成立后转变为协商式文化生产模式。作者擅长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起完整的现代中国出版编辑史的框架结构。然而,该书占有材料略显不足,选取史料稍欠严谨,使得某些论述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作者的类型学划分难以贯通全书,为了重构理论甚至不避曲解史料之嫌。尽管如此,该书对中国现代出版史依然做出了独具特色的结构性阐释。

《御药院方》的东亚环流

元许国祯《御药院方》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宫廷医药处方集。自明以来,传本渐稀,幸存有张金吾、陆心源等递藏的元至元刊本。晚清时,该本随陆氏藏书一起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早在高丽朝,该书就已传入朝鲜半岛。李氏朝鲜王朝非常重视,将之列为医科取才时考讲书之一,并活字印刷。朝鲜活字十一卷本传入日本,佐伯侯高标收藏之,丹波元简借阅抄录,千贺芳久又从丹波元简手中借读,发现价值颇高,于日本宽政十年将之活字印刷。该版本经由商人捎带、书坊贩卖、学人访书等渠道逐渐传入我国,成为国内的主要版本。《御药院方》一书在中、朝、日往返环流,使其多次佚而复显,这既显示出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医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也证明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石生泉藏书题跋探赜

石生泉先生作为当代山西平遥籍的文史学者,终其一生,主要以研究乡邦文献及掌故为主。《董傅书室题跋》一书,因采取油印本的方式出版,未能广泛流布,故知者甚少。而作为其收藏古籍、书画的题跋汇编,当中涉及了诸多有关文献学的内容,如藏书活动、版本鉴赏、古籍流传、图书考证等。对其中有关书籍题跋的研究,不仅能反映石生泉本人的文献学成就,还能挖掘山西地区的藏书文化,丰富对我国的藏书事业的了解。

书籍设计中的丝网美感

国家大力倡导文创产业发展,图书馆和书店的文创项目引人瞩目,书籍作为一种传播知识的载体也在加强自身的变革。网版印刷在书籍装帧设计中的制作工艺,从外观到功能都提高了印刷品的审美品质,助推了书籍自身特性的改观。

海源阁旧藏“元本《史记》”考

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的“元本《史记》”,在海源阁书散后,曾由王子霖藻玉堂送傅增湘先生经眼,但之后一度下落不明,直到最近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袁氏赠书中才被发现。通过实物研究,可以认定此本确如傅氏所言是明游明本。众人误判的原因是:①游明本版式与中统本相近,明代前期建阳刻本继承了元代的字体风格;②此本属后印本,后印时正文卷端和《史记集解序》中“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木记已被剜;③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木记的《史记正义序》等5篇已被全部抽走,书内已不见任何游明痕迹;④董浦序后半叶为割补,据正德慎独斋刻本补抄的“皇元”二字误导了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