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候乡土的魂灵——论迟子建对沈从文散文化小说的继承及其流变

黑龙江籍的女作家,萧红和迟子建无疑是最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两位。然而,将迟子建视为萧红的追随者和继承者无疑是有失偏颇的。而迟子建和沈从文的自我觉醒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具有强烈的文化溃败感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他们通过重新发掘自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从而完成了"自我觉醒"。故乡深印在他们灵魂的深处。对于城市文明的对立和抗争,使他们的乡村故事,在精神上获得了更深远的回归。与沈从文不同的是,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死亡和生存并非以二元尖锐对立的姿态存在,而是在生命的轮回与永恒的怀念中获得和谐的统一。迟子建的独特风格还在于:她在表现那片土地的神秘的同时,也展现了神秘中的诗意。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

该文以三位京派批评家(李长之、沈从文和李健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实绩为例,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文体能否以及如何"活"在现代,"活"在当下。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

“局外人”与公众话语——伍尔夫后期小说的文化立场与散文化写作研究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晚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局外人”文化立场,受这一立场的影响,对公众日常历史观的宣扬成了其后期小说的创作主旨,而小说的散文化写作则成了她后期小说的主要创作手法。这种新的创作主题和艺术形式形象地传达了她对公众之声的重新思考和意图弥合精英与公众之间的鸿沟的努力。

论法国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法国现代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 ,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的建设 ,还促进了新诗诗体的散文化和自由化。特别是在新诗草创期 ,散文诗体的引进刺激了偏激的自由诗运动 ,象征派诗歌也在新诗诗体建设期妨碍了新诗诗体的定型 ,纠正了以英国传统诗歌为诗体模式的新格律诗过分重视诗的格律的极端。

有意味的形式:人类学视野下的词典体小说

从人类学的视角对《马桥词典》等词典体小说的文体意义进行了论述。分别从词典的"大"与"实"和小说的"小"与"虚"之间的张力,论述了词典体小说文体的本体论意义;从文体形式的散文化倾向和文本内容的边缘书写这一角度论述了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的同构性;从人类学展演理论的视角重新探讨了词典体小说文本重构性和再创造性的深层原因。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美",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论艾青《诗的散文美》一文的理论缺失

诗应该讲究诗美,散文应该讲究散文美,这是基本的美学原则之一。艾青《诗的散文美》一文的理论缺失主要在于其抹杀了诗与散文语言形式的界限。提倡“诗的散文美”,其消极的影响是导致诗的语言形式美的放逐、诗的散文化的泛滥。

朱自清与扬州名城文化

朱自清与扬州名城文化的互动关系表现为:朱自清散文生动表现了扬州旅游文化、美食文化、风俗文化;扬州儒商文化精神的"儒雅"与"浮躁"影响朱自清人格的铸造;扬州美女文化与方言文化构成其散文特殊的审美机制,而使其散文成为"白话"美文的典范。

散文化小说的诗意建构

散文化小说重视回味,重视情趣,重视氛围,重视对象世界的诗意观照,表现出诗意化的文本特征,有着独特的审美意味。本文以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小说为个案,分析散文化小说的诗意化创造的表现形态。

李健吾文学批评文体探析

文章在分析李健吾随笔式批评文体产生原因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其在文体结构、文体语言及文体表达手法的选择等几个方面的特征。文章认为散漫自如、短小精悍是其体式特征 ,絮语话语、警策性话语及审美描述性语言是其语言特征 ,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构成了表达手法的主要特点。文章最后分析了随笔式批评文体的使用原则及其局限 ,同时对八十年代兴起的“李健吾批评文体热”

抒情传统与“汪氏文体”特征——论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家。汪曾祺专擅短篇小说,其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小说创作中具有的重大意义,殆无疑义。汪曾祺的小说,属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一脉,是现代诗化小说的余绪和回响,受晚明小品和归有光的"文气说"影响很深,再加上西方文学的影响,共同在汪曾祺身上产生了"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这样一种文学体式。通过梳理汪曾祺在散文化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流脉里的师承和传承关系,看其风俗画特征的、将风俗视为"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的写作。汪曾祺小说多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在视点几乎不发生转换的情况下,借由贴近人物叙述,依然写出了生动感人的小说。

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的贡献与局限

《史诗与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标志着巴赫金对传统小说理论和体裁理论的革命性突破,巴赫金以宏阔的理论视野将不同文学体裁的分野归结为史诗与小说的对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观,为平凡文体(prosaics)的发展繁荣推出了理论先导。但同时巴赫金的理论又具有相对局限性。巴赫金在二元对立的文学世界中弃史诗而扬小说,为平凡文体的发展繁荣扫清了理论障碍;而思考巴赫金的相对局限性则有助于增益文学的多元丰富和创造力。

《呼兰河传》的散文化特征探究

《呼兰河传》成功地将"散文化"叙述运用于长篇小说,以空间化的结构方式取代了传统的因果关系的线性情节结构,以背景氛围为描写对象取代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强烈的抒情代替了叙事成分的主体地位,通过作者与叙述者相分离和隐性评论的方式成就了情感的含蓄表达,形成了一种结构散化、情节淡化、人物虚化和抒情含蓄化的特征。

试论明清时期散文体蒙学读物的编辑艺术

明清时期蒙学读物的编辑艺术焕发出旺盛的创新活力,表现在韵语、歌诀、偶句及散文体编辑方式等方面。在散文体蒙书编辑方面,"事类赋体"读物继承了前代类书及蒙书的编辑经验,且多有创新突破;散文故事类书借鉴类书编辑体例之长,又多有拓进。推动明清蒙书编辑艺术创新的动因有:社会教育发展及人民高涨的读书热情是终极动力;著名文士及鸿儒巨卿参与编写蒙书,促进了蒙书编辑质量的提高;民间出版业的发达和出版技术的进步为蒙书编辑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后现代语境中的当下新诗“民间写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加速和全球化浪潮的迅速蔓延,种种后现代症候在中国广为出现。置身“后现代”文化语境的新诗“民间写作”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些后现代色彩。在形式和用语上,颠覆传统的诗歌形式,奉行口语化写作,打破诗歌语言与口语的界线,表现出明显的“散文化”特征。这种“散文化”特征不仅是对新诗自由诗传统的继承,更是出于其“民间”立场的日常化写作的需要,是诗作中叙事因素增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后现代艺术“反形式”的表现。

朱自清早期译诗活动寻踪

现代文学研究表明翻译诗歌在主体文学多元系统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汉语学界就此却甚少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运用现代西方描写翻译学理论,尝试在白话文学语境下通过个案分析,结合20世纪初叶中国重要的文学翻译家朱自清的译诗与译论,考察其翻译中表现出的散体化现象。文章重点从诗学观和翻译规范的角度,分析早期以汉语白话为译入语理念的形成过程,讨论其散体化趋势形成的动因,并就其中的负面因素进行剖析。

赋是汉代文学宏大叙事的典型样本——以汉大赋为中心

汉赋中表现出鲜明的国家—天下意识、浓重的历史情绪和高昂的政治热情,呼应着时代的共同主题,成为汉代社会精神的集中表现,是汉代文学宏大叙事的典型样本。

论《师说》的散文艺术美

《师说》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一篇庄严宣言,也是其关于古文文体、文风改革理论的主要实践。《师说》立意高远,气势雄浑,语言练达,论辩有力,充分体现了散文艺术美的生动内涵,这些都是《师说》绝响后代的美学要素。文章试图从艺术美角度来把握《师说》的精神。

《大淖记事》英译本“散文味”的淡化

“散文化”是汪氏小说的典型特点,也成为了他小说的一张名片。在其作品的英译中,保留这种“散文味”对译者来说是一项挑战,考察了译者对“信达雅”之“信”的拿捏,也是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之一。对比研究《大淖记事》原文和邝文东的英译本[1],发现原文在遣词造句、文章结构、语言内容方面表现出浓郁的“散文味儿”,而译者在译文中删减原文内容、变换句式,致使原文的“散文味”在译文中变得稀薄。研究发现,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有三:英汉语言系统的不同、文化差异、译者的“有心之失”。

迟子建散文化小说的诗意建构

散文化结构是田园牧歌小说的一种经典的叙事模式,它重视气氛和氛围的营造,有着独特的审美意味。迟子建的小说一直延续着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在追忆、梦境、民俗中建构诗意的散文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