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的写作模式与成就

阿来新作《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散文”。从文学性看,本书不仅把复杂的人物活动、历史过程处理得简洁明了,结构清晰,文字疏朗大气,语言流丽,而且描写成都之美,赞美杜甫之善,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从学术性看,本书所述内容知识准确、科学,将学术内容进行大众化、通俗化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非水火不容,此书属于非虚构写作,内容上追求科学与准确,表达上追求文学感染力,此种学术的通俗化写作模式值得推广。

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

论阮籍赋的主题及艺术特色——兼与前代赋对比

阮籍赋现存有《鸠赋》《猕猴赋》《东平赋》《亢父赋》《清思赋》《首阳山赋》六篇,作品虽少但文学史价值较高,值得研究。阮籍赋继承了前人赋的创作经验,同时将个人遭际及生活体悟融入其中,凸显了新的特点。阮籍的鸟兽赋摆脱单纯体物赋,融入社会性批判,推动了讽刺赋发展;阮籍的都邑赋描写普通的小城邑,改变了以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为描写对象的都城赋的写作;阮籍的述志赋融入了浓厚的抒情和玄学色彩,使得作品主题更为深刻。

“以集为子”:论六朝子书写作方式的文集化

“以集为子”说是刘咸提出的命题,借以指以《抱朴子》《刘子》为代表的六朝子书重辞藻而轻宗旨的写作方式。葛洪《抱朴子外篇》的篇目,有赋、设论、史论和连珠等各种文学文体,在继承前代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葛洪亦在其中表现了个体的人生选择与著述理想;《刘子》的作者则隐匿了自我,重新整合九流百家的思想,所论事理多因袭前人,而文的写作形成了更加理论化与辞章化的学术文本。整体而言,无论魏晋士人的著述观念,还是史志目录的分类,都表明子书与文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术著述,然而文集的因素影响着子书的写作,客观上推动了中古时代子书与文集兴替的历史进程。

韩愈《南山诗》的艺术特色

《南山诗》是韩愈雄奇险怪诗风的代表作,在诗歌艺术上,以赋法入五古,将汉大赋的作法移之于长篇五言古风;同时在遣词造句上险语叠出,独张一军;以文为诗,将古文创作的诸因素引入诗歌创作。《南山诗》又是山水诗的变格,是对六朝以来传统山水诗的变革创新。另外,关于《南山诗》连用五十一“或”字句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纷,其来历应出自《诗经》和《文赋》。

古城生活与辅仁岁月--张秀亚的文学生成

在张秀亚的创作中,有大量回忆北平和辅仁大学的文字,从地理的物质空间层面来说,北平和曾作为辅仁大学女院校址的恭王府,其本身展现出的古色古香和诗意激发了张秀亚天性中的浪漫和人文情怀。而从社会空间来看,辅仁大学庇护了学生们的生活和思想,使他们免于敌伪教育的侵袭,校园里的抗日活动和教师们正义忠直的人格给予了张秀亚精神上的陶冶。张秀亚与凌叔华、沈从文、沈兼士等人曾有过密切交往,她与京派重要作家、编辑的频繁往来也影响了她的创作,使她成长为京派的“后起之秀”。古老的北平是张秀亚心中中华文化的象征,为她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可以寄托的具体意象。

论辞与赋——从文体渊源与文学方法两方面着眼

本文认为,辞与赋原为两种古老的体裁,各自开始于口头文学时代。辞渊源于"祝史陈辞"、行人辞令等体,屈原的《离骚》、《九章》等作品与祝史陈辞有渊源关系。辞赋两体自宋玉、唐勒至汉初贾谊开始合流,至汉代赋体大兴,辞名隐而赋名显,然汉人仍多以辞赋合称。然辞赋不仅是两种文体之名,更是两种文法之名。辞赋两法都始于口传时代,至辞赋合流后成为赋体文学的两种基本的表现方法。但不同赋作、不同阶段的辞赋,其在使用辞法与使用赋法上是各有侧重的。这应该是我们认识赋史,评论赋艺的重要的考察点。赋代表了文人文学最早成熟的一种文学方法,同时也是最早追求的一种审美理想。

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史的撰述,散文发展演变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应注意从作家创作、散文自身和散文文体三个角度审视,其中从作品自身的状态体认散文发展演变的规律较为适当;对散文内容的安排,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跳跃性的内容缺失;散文史作家选择的不一导致散文史撰述作家层面上的不平衡,影响对散文史流变的体认;散文史引用的作品,谁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客观上形成散文史撰述不同的文本走向,继而有了作品层面的不平衡;散文作品艺术特色的评价见仁见智实属自然,但或东或西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评价易让读者迷惑,撰述者需寻求评价的客观性;散文流派的论述,分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共性,合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个性,显然需要将分论与合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辞赋与骈文入散文史素有分歧,它本是不同散文观念的结果,而文体限定性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使撰述者的论说往往有一定的程式,缺乏活力。因此,重写散文史成为新的期待。

汉代经学与散体赋的政论化倾向

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位代表作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政论化的倾向在散体赋中越来越明显。议论在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观点越来越显豁。赋中由泛论一般社会现象变为有针对性地阐明政治观点,其中不仅有批评,更有对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的表述。从作品的表述方式来看,赋中由一方批评另一方发展为双方展开论难,论辩的双方为争论一个问题各自引经据典。这些变化源于经学引起的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也与经学影响下的文风有关。

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

北宋真宗以来的太平景象造就了一部分文人平和细腻、雍容典雅的心理素质,晏殊等人的辞赋创作就表现了这种治平心态。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一些赋充斥着颂美太平的内容,流露出处身太平的豪情和恢弘的气度;2.有些赋表现了追求享乐的闲情逸志;3.在辞赋创作中,治平心态还表现了远离世俗的淡雅情怀。

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新拓展——从李渔的《一家言》到沈复的《浮生六记》

李渔的《一家言》与沈复的《浮生六记》均以浅显的文言赋"闲情"、记"浮生",表现普通人的生活艺术、生活趣味、生活经验以及悲欢哀乐的生活情感,以性情中人的敏感领悟生活的哲理。沈复受到李渔的影响,《浮生六记》中包含着一部浓缩的《闲情偶寄》。李渔与沈复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坐标意义在于:清代散文之一类,以《一家言》和《浮生六记》为代表,早已突破一般的"家务事、儿女情"的范围,将散文题材的领域推广到世俗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构成了中国古代散文题材领域的又一次大的解放。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老子》文体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于《老子》的文体性质问题,学术界主要有"散文"、"诗体"、"赋体"三种看法。《老子》"散文"说是西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与《老子》文体生成演变的文化背景并不完全吻合。《老子》"诗化"色彩极为浓厚,部分章节具有"赋体"特征,《老子》与先秦诗、赋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宋玉著述真伪续辨

宋玉著述的真伪,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桩公案。20世纪初期,受疑古主义思潮的影响,宋玉的著述几乎全部被断定为伪作。20世纪末期,随着宋玉散体赋《御赋》的出土,怀疑宋玉散体赋为伪作的推断自然不攻自破,从而使人们对宋玉著述的真伪有了全新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我们现在可以断定,传世的19篇宋玉作品中,《报友人书》、《对友人问》、《对或人问》三篇为伪作,《高唐对》、《郢中对》两篇为《高唐赋》和《对楚王问》的异文,《舞赋》疑为东汉傅毅《舞赋》的摘录;而《楚辞章句》所收的《九辩》、《招魂》两篇,《文选》所收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古文苑》所收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五篇,《文选补遗》所收的《微咏赋》,加上银雀山出土的《御赋》,共14篇作品,则都确是宋玉所作;而《隋书.经籍志.小说类》所载署名宋玉所撰的《宋玉子》一书当是后人从民间收录的有关宋玉的逸事和言行的著作,其作者不可能是宋玉。

赵壹生平著作考

赵壹是汉代著名作家。本文对文献所载赵壹生平中几个问题加以考证 ,纠正归说之误 ,又第一次对赵壹生卒的大体年代 ,赵壹几篇作品产生的年代进行考证提出较确定的看法 ,对赵壹作品之辑佚 。

赋用联绵字字本位语用考述

赋用联绵字本于用字造语的讲求,不拘"单纯复音"的语言学定义。或联绵与复合并置,或同旁鱼贯,以资铺陈;或联绵与复合属对,但取字面相类。联绵字初多分用,或以声韵系联,习久联绵;或由赋家依据声、韵、调相同或相近的语感临文归并;或同旁近义并用,由于四字句的结构作用与音步切分,久之联绵。

才子之文——论易顺鼎辞赋骈文的情感特质、风格及其成因

易顺鼎的辞赋、骈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感伤生命殒逝、抒写"绮情"与悲悼理想破灭的篇章。其前期骈文,在遣字、用典、对偶等方面,刻意求新、求僻、求巧,后期骈文则鲜用僻典,句法灵活,较少雕琢,体现出由"古奥"向"寻常"的转变。易顺鼎的诗文,形式技巧上表现出对"经典"的别样推进(主要是骈文和近体格律诗)与对"经典"的肆意破坏(主要是晚年的歌行体古诗),题材内容上表现为言人所不敢言、所不屑言,格调上表现为偏好哀婉感伤。这与其忧郁与痴狂"二极组合"的多重人格有关。易顺鼎以"善作才语"成为清末民初文坛之"怪杰"。

论佛教与魏晋六朝文学

佛教于汉末传入中国之初,曾被视为方术,只是作为中国传统道教的附庸而在民间流传。至晋时,因谈虚无,与玄学融合,广为中土上流人士所接受。刘宋以后以至整个南朝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和大力提倡、广开佛寺、组织大规模的讲经和译经,甚至身体力行、舍身入佛等,都使佛教在中土滋长尤甚,以致其发展远远超出中国本土的道教而成为中国又一大教,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纵观这一时期的佛教,其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但是,随着佛教在中土民间的广泛流传,以及对上层阶级甚至是皇帝所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就必然以不可阻挡之势渗入到文人阶层的日常交往与创作活动中,而在诗、赋、文中有所表现(小说因出现较晚,此不多论)。笔者试图从佛教与魏晋六朝文人与文学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加以论述,而实际上这也正代表了佛教这一外来事物对中国文化的深层浸染和逐步征服以至最终被接受的过程。

从庾信骈赋看诗赋合流到赋文趋同的文体演变史意义

在赋体演变历程中,与汉散体大赋、唐律赋、唐宋以后文赋相比,六朝是骈赋繁盛时代。而庾信作为六朝最具有标志意义的骈赋大家,前期赋作具有明显的诗赋合流特征,后期赋作则显示出赋文趋同之势,导致骈赋骈文面目极其相似,让后世许多精审的学者把它并入到骈文中;自庾信后期赋始,中经初唐、中唐的进一步演进,直至宋代终于完成了赋文合流的历史进程。

以情纬物,藉思成理:论陆云赋的艺术

如果说陆机以情境胜,以文辞胜,以诗笔写赋,格调偏于沉郁,那么陆云则以理境胜,以结构胜,诗赋界限判然,其格调偏于上扬。陆云赋的物象描摹,无论是平面静态抑或立体动态,无论是大处落笔抑或细处渲染,有层叠铺排,却绝少繁缛,用笔清省,又简约有致;藉物言理,叙述说理,因景寓理,则是陆云赋以情纬物、藉思成理的三种基本方式,情、景、理生生互证,构成了其独特的理境;注意"转句"与"结"的起承关合,文句之间的"流泽""无间",杜绝"言语流行断绝"等,又使其赋的艺术结构主旨突出而严谨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