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月十九日”诗的艺术特质

在清初遗民诗界,以“三月十九日”这个敏感的明亡忌日为题的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了惯例,这是明清之际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这些作品是遗民们不同年度的同题之作,体式上以律诗、组诗见长,呈现出幽怨沉郁的格调。同时,这些诗作内容丰富,表达了易代后诗人复杂痛苦的矛盾心情和内心感受,既深化、开拓了同题类诗歌的题材内容,又在创作上表现出多方面的特质,丰富了传统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

《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明清女性骈文中的六朝倾向及其成因

明中期至清,女性骈文中出现回归六朝的倾向。其突出表现是对偶在平衡对称之中呈现出回旋往复之气;用典展现出典雅、委婉与含蓄蕴藉之美;藻饰展现出色彩浓丽、纤媚柔弱之态;声韵上展现出和谐柔婉之音乐美。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骈文传统的影响,二是特定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尽管六朝骈文曾因为有华而不实的弊端而受到后世的批评,但是其对文学形式美的贡献是主要的,是六朝文学的代表、骈体文的典型范式,所以明清女性骈文回归六朝的倾向是应该肯定的。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

明清古籍及诗画中的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分析

茶花作为中国的十大传统名花和世界著名花卉,在中国有着近两千年的栽培和应用历史,其在中国的古籍、诗词与绘画中留下了诸多的科学和艺术记忆。在前人对唐宋诗画中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古籍及诗画中茶花的发展脉络,为更好地探索茶花未来的创新性应用及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从搜集检索到的明清时期描写茶花的古籍、275诗首词曲赋以及部分绘画作品来看,明清时期的茶花品种多达百余种,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园林应用的植物素材;在园林具体应用方面,茶花在私家园林及寺庙园林中应用频次更高、形式更为丰富,并出现了茶花专类园的雏形;在配植植物方面,茶花与梅花、水仙、竹子的配植依然盛行,并逐渐发展出茶花与玉兰、牡丹、柏树等植物的配置模式。

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明遗民徐芳寓言散文之刍议

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素以寄托深远、发人深省的寓言体散文名世。他的讽世寓言多以动物为喻,或指陈人性的善恶两面;或借喻明末的社会现实,讽刺自私自利的朝廷官员;或嬉笑怒骂,暗藏机锋,直指儒林丑态。他的志怪故事则驰骋幻想,书写异域风情、鬼神灵异,寄寓惩恶扬善之旨,启发世人反躬自省,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或有一定启发。徐芳作品包含深刻的现实关切与批判意识,负载着作家意欲捍卫儒家道德体系的功能。

“以诗为文”观念演变论略--以《东坡志林》《陶庵梦忆》为例

“以诗为文”,即以散文文体为基础,化用吸收诗体特征成文。早期散文文体内部包含诗的因素,经由文体理论现世,散文逐步发展成熟,“以诗为文”的观念由模糊未分到清晰确立,散文的诗化倾向愈发明显,审美风格发生偏移。该观念凝聚于宋代,并在宋代完成长期新变定型,《东坡志林》的文本样态及审美风格显示了“以诗为文”这种文体渗透观念的跳跃发展。至晚明小品,诗文跨界融通的创作观念达到成熟阶段,张岱《陶庵梦忆》集小品之大成,化诗歌句式节奏之外在、情志之内涵、意境之神韵入文,笔调自然圆熟,冲淡太和。

论明人对杜甫的诗意建构与文化接受——以“杜甫游春”题画诗为中心

“杜甫游春”是明代绘画的重要主题,画虽亡佚,但尚存诸多题诗。结合杜诗阅读和现场观画的审美体验,明人对这一艺术主题展开了诗意的想象与书写,塑造了杜甫忧时愁苦与逸乐闲适的二重形象。他们一方面极力捕捉杜甫的肢体动作,通过多组动作主题的演绎,勾连杜甫行走的地域空间,表现“游”之主题;另一方面借由对自然意象的描摹,构建“春”之场景,在揭示时间属性的同时,映射杜甫内在的情感世界。“杜甫游春”题画诗在一定程度上映示了明人对杜诗创作的普遍印象与典型认知。同时,它与杜甫戏曲的发展密切相关,生动反映出明代杜甫接受的趋俗面向。虽未有艺术上的突破,但这类程式化的书写客观上推进了杜甫形象的承袭与流播,并在无形的层累中不断巩固杜甫的地位,后人对于杜甫的精神认同与文化崇奉亦由此得以延续。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从古诗视角看明清时期沧州运河区域经济

创作于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古诗,真实记录了沧州运河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明清时期,沧州运河两岸农业发达,作物品种丰富,以小麦、红枣为大宗,农业呈现出鲜明的水乡特色。手工业以煮盐和酿酒为代表,盐业成为地方支柱产业和政府重要收入来源,沧酒驰名海内,并通过运河行销全国。大运河繁忙的水运带动了地方商业经济发展和市镇的崛起,同时也带来大量佣工需求,使得底层人民可以靠出卖劳力谋生。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茅坤诗文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茅坤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其诗文著作传播始于明代嘉靖间,在万历间达到顶点,以刊印别集、选编选本、选录散篇的多种形式传播,传播形式发展均衡。万历之后,茅坤诗文传播形式减少、数量逐渐下降。清代茅坤诗文以散篇诗文为主要传播形式,刊印别集等其他传播形式变少,清人对茅坤古文的评价以批驳为主。

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案狱。除《东华录》、《永宪录》等一些史料汇编性质的著述外,在不少诗文和文人笔记类的记述中还或强或弱地表达着作者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则从清代灭亡开始。

明清茶学思想的审美内涵——以茶诗为例

明清茶诗是研究明清茶美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明清时期茶美学思想表现为对古典美的完美总结和极端叛逆的矛盾纠结:一面是美善同一、仁厚恭谨、立象尽意的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和终结;另一面是大反正统,或追求清雅性灵,或看重闲适平常。如此多样而充满张力的审美意识形态注定了中国传统茶美学由兴入盛,再由盛转衰的必然命运。

明代追和词的文化意味

明代追和词在明代全部词作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明人在对前代词学资源的借鉴、选择上,除较多地接受宋词影响外,也广泛地吸收唐五代、金元以及本朝先贤的优秀成果。在明代1051首追和词中,涉及原唱作者150人、原唱作品652篇,原唱词人被追和次数达10次以上的共计29人,原唱作品被追和5次及以上的共计35篇。对明词追和的热点词人、词作的考察,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前代词人、词作传播的情况,感知明代词人的接受态度和审美需求,了解某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现象、词学现象,同时也反映出明词创作与明代词论之间存在的背离以及追和词研究可能具有的局限性。

明嘉靖碧山吟社考论

碧山吟社在明代三度兴废,规模当以嘉靖年间为最大。社员构成不仅是同乡,且多为同年乃至师生关系;多有不屈权贵、遭忌乞休的仕宦经历,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碧山吟社复兴的内在动力。吟社继承了江南文人以诗会友的传统,他们登临山水,吟赏烟霞,雅集饮宴,谈文论艺。从力谏到乞归,从拜佛参禅到"雍容经济",从追求空灵闲雅、自在超脱的山林之趣,到抒写心系社稷、蒿目时艰的苍生之念,均取决于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他们鄙弃虚名浮利,坚守独立人格;其诗风亦在"冲淡清逸"与"豪放雄奇"之间相应转换。这是一种刚柔相济、儒道互补的文化个性,集中体现了无锡地区"不争"和"秉义"相统一的传统风习,也是江南地域带有普遍性的人文习尚。

《六朝诗乘》与明代六朝诗学之深化

万历三十四年刊行的《六朝诗乘》,是反映明代六朝诗学深化的集成之作。具体而言,在六朝诗歌史述讨论中,"晋宋并论""齐单论""梁陈延论",深入揭示了六朝诗歌发展的传统性、变异性及特质性;在六朝诗歌时代特色分析中,对"六朝诗人‘分路扬镳、殊林奋响’中形成的‘缘情绮靡’特质"的探讨,准确揭示了六朝诗歌发展的时代特质;在六朝诗体演变探讨中,对六朝优秀诗人在"古今诗体演变"中意义的凸现,部分还原了六朝诗歌演进的真实状况。毋庸置疑,梅鼎祚《六朝诗乘序》及《六朝诗乘》的编纂,及时地反映了明代六朝诗学在探讨"诗史分期""时代特质""诗体演变"等理论问题上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