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不可阑入古文”说的生成及现代省思

唐宋以降,禅宗语录和儒家语录大行于世,流风所及,许多文士在古文写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效仿语录形式,或者掺入语录中的常见用语。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迄至清代前中期,“语录不可阑入古文”成为一种集体认同。在此过程中,方苞个人思想和文学实践所起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一古文观念对于端正学风、维护古文体性、推动清代古文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有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又有其局限性。古文发展的事实证明,在合适的场合适当借鉴、采用语录形式,不仅不会伤害古文之体,相反会给古文的表达带来别样的趣味和效果。

“苏门六君子”散文的文统与风貌

“苏门六君子”是北宋文坛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们遭际或同或异,无妨聚集苏轼门下,尚韩步苏,接受欧苏散文范式的影响,为文大体追求自然平易。从文体审视,其论说往往有家国之忧,求为世用而理明辞达;书信与序文以叙引论或论中兼有叙事,平和淡定;记文虽不乏好说理的特征,却因关乎人生,通脱超然,趣味各生。“苏门六君子”由此造就的散文风貌,尽管为苏轼的散文华章遮蔽,但在古代散文史上仍不乏自身的光彩。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文体性质论

《五柳先生传》历来被视作反映陶渊明个人生活与思想的代表作,具有“实录”性质。然而,传主信息的模糊性、行为的传奇性却表明此文并非陶渊明个人生活的如实记录。实际上,汉代以来兴起的史书“杂传”为其提供了基本的文体要素,此文人物的类型化、内容的虚构性、精神的娱乐性与思想的寄托性表明其并非典型的“杂传”,而是在“杂传”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小说因素或小说性质—兼具典型性、叙事性、虚构性和寄托性—是作为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单篇小说唐传奇的“前身”。陶渊明并非生活在社会主流之外,《五柳先生传》显示了陶渊明复杂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及杰出的文学创造力,反映出其与社会主流文化的深刻互动。

赵勇散文的意义——《人生的容量》《刘项原来不读书》读后

作为一位已经出版过至少四部散文集的赵勇,足以成为关注的对象。赵勇为何要写散文,赵勇写散文与他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赵勇散文写作具有让生活自觉、体验审美愉悦、留住文化记忆等多重意义,同时,赵勇写散文也体现了他对“论笔体”的追求,甚至也是他希望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的表征。赵勇散文写作的意义是具有一般性的,诸如散文的文体特点、文学理论的述学文体、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都可以从中获得启发。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艺术创新与道统阐扬:论《元和圣德诗》的典范价值

《元和圣德诗》作于韩愈创作《原道》、确立儒家道统观之后,因诗中有行刑场面的血腥描写及“颂圣”的内容,历来的唐诗选本多不选录,当代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诗歌称颂唐宪宗平定藩镇叛乱、重振帝国雄风之“盛德”,具有“诗史”性质。在艺术上突破了“颂圣”诗的传统写法,创新特征鲜明。其中“以丑为美”的血腥描写意在“震慑藩镇”、表现“尊王攘夷”、维护皇权的道统观;“以文为诗”的破体探索是为更好地阐扬道统所采取的表现策略;尊经用典则从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了回归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皆服务于道统观的表达,而道统观则为前者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二者相得益彰,在思想与诗艺、复古与创新、尊体与破体、美与丑之间,匠心独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该诗不仅是韩愈将道统观与诗歌怪奇审美探索自觉结合、开拓新诗境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应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当代散文中的“红色文化”书写

中国现当代散文的红色文化书写经历了复杂曲折的演进过程,其显著特点是中国化、现实性、生活化,并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发展趋势。红色散文重崇高理想信仰、精神高度、品质境界,这在共产党领袖与军民形象的塑造中得到体现,也显示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红色散文要改变固化经典观念范式,从真诚、内在化、感人、反思、自我革命出发进行理解,还要看到阴柔温润的审美风格,特别是“物喻”叙事方式的价值。红色散文有许多内在价值需要挖掘、重审、重估,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从“杂文”到“古文”——宋代总集编选与新体论说文的文体独立

唐宋古文运动中兴起的原、解、辩、说等新体论说文,在内容上以立意为宗,着眼于思想的论辩与义理的阐释,在命篇与表达上师法经、子、史,呈现重要新变。这种新变既是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家的创造与主动选择,也是时代思想嬗变的文体表征。这些新体论说文在进入集部时遭遇如何归类的尴尬处境。宋初总集《文苑英华》以“杂文”一目容纳这些作品,至姚铉编《唐文粹》,特设“古文”一目,将其突显于其他文体之外。从北宋到南宋,各种古文选本的编定,使这些新体论说文从“杂文”中剥离出来,成为古文经典,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毛奇龄的骈文风格与清代六朝骈文派

清初,毛奇龄以六朝文风卓立骈文坛,与陈维崧并称。毛奇龄骈文渊源主要有模仿六朝文、师法《楚辞》、谙熟八股文技法和师友影响等四方面。毛氏骈文具有独特的组句方式和章法结构:句式多变,长短句式错落相间;连排骈偶句式形成排宕气势;八股文句法融入骈文;“兮”字段穿插于骈赋中,将骚体赋的抒情特长与普通赋的铺叙手法相结合,具有浓厚的艳情丽思。毛奇龄综合运用骈句、散句、八股句式、“兮”字段组织篇章,集铺叙、说理、抒情于一炉,形成疏俊排宕的骈文风格。《国朝骈体正宗》确立毛奇龄在清代骈文史上的地位,他的骈文被清代中后期骈文正宗派所尊崇,毛奇龄实为清代六朝骈文派的早期代表,是清代骈文复兴的重要人物。

写作是我最美好的人生方式

好的写作是从生活出发,将自己的观察、发现和感受表达出来。真情实感在写作中最为宝贵,是应该坚持的写作态度。写作应该克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坚持辩证的立场。当前应该改变模式化写作,倡导境界式写作,努力进入哲思和审美的境界。写作的创新在于张力中的平衡与和谐,追求张力效果、复式结构和宁静致远的智慧。散文与诗歌、小说在文体上平等,真正好的散文应该是平淡自然的。

新旧互望:论鸳蝴散文及其与海派散文的关系

鸳蝴散文与海派散文之间并非直接的源与流的关系,这一点类似于小说,也别于小说。鸳蝴散文直接由传统文学尤其是古典散文过渡而来,也一直鼓胀着传统文学的“言志”或“性灵”,而非小说一直以来追求的“市井”或“文娱”。但作为双线发展,同期、同域、“他者”“借镜”的鸳蝴散文与海派散文一直存有着复杂的对话关系,更先期体现着海派散文的基本特征。它们共同体现着上海都市的发生语境,以及老上海的精神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新旧海派散文的文化形态集中体现了作为“社会中心点”(与“政治中心点”的北京相对举)的上海所形成的非统一、非逻辑、有差异、未完成的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一种趋于民间、现实、生活的大众文化,一种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性都市文化,却也代表了近代整个的中国都市文化,表征了特定时段的都市中国——一个有别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物质文明的城市中国。

白居易中书制诰“新体”“旧体”之辨

采用实证分析的统计方法,通过抽样统计发现,中书制诰部分标记为“新体”的骈文度明显高于标记为“旧体”的,而“新体”的骈文度又与翰林制诏部分的骈文度基本相同。白居易担任翰林学士在前、中书舍人在后,中书制诰部分“旧体”很明显草拟于元稹提出制诰改革之后,是一种经过改革后的散体,“新体”则属于传统的骈体制诰。

“晋宋体”与清代骈文批评分体的意义

清代是骈文学的集大成时代。清人在总结骈文特征或进行骈文批评时,多推崇前代,以时而论,概括或具体指出时人的骈文特征。清初李绂提出骈文可分为六朝体、唐体和宋体;晚清胡念修又分为汉魏体、齐梁体、唐体和宋体;张之洞则又从六朝体中分出“晋宋体”。确实,对进入过程的清代文学史而言,“晋宋体”骈文单列,更能凸显文章在汉魏、晋宋和齐梁之际的嬗变特征,凸显自我特色。同时,这又说明了清人对骈文属性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当时骈文摆脱四六体制,走向骈散交融的尊体努力。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李商隐诗文被称“西昆体”之解读

自宋代开始,学者将李商隐诗文称为“西昆体”,其中蕴含着突出的感情变化。最早持此说者惠洪对李商隐诗歌深恶痛绝,不过百年之后的元好问虽然使用同样的称谓,却表现出对李商隐诗歌的由衷赞美。由明至清,随着钱谦益虞山诗派的兴起,李商隐受到更多的重视,当学者使用“西昆体”指代其诗时,常常带有褒美的意味。“西昆体”最初指北宋前期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代表的诗歌风尚,用以指代李商隐诗文是其内涵不断演变和扩大的结果,其路径可概括为从杨刘诗到其文、从杨刘诗到李商隐诗和从李商隐诗到其文三种。李商隐诗文被称为“西昆体”,其原因不一而足,或者是因为误解,或者是因为连类而及,或者属于故意使用借代修辞。

广西学记文的“破体为文”现象

柳宗元于唐元和十年写下的《柳州文宣王庙碑记》,打破了典志与学记的界限,正式开启了广西学记文“破体为文”的进程。自是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四代,广西学记文依次出现了词赋体、传志体、叙记体、四六体。并且,此演进过程中还夹杂着学记文体的旁衍现象。直到道光二十一年《陆川县三峰书院膏火捐资记》出现后,广西学记文再无新的文体变化,遂开始趋于式微。

园记的文体源流

园记是记体散文中一个次文类,伴随着园林的发展,起源于魏晋时期。中唐时期出现“园记”之名,由此创体;宋代出现大量园记作品,因文立体;明清时期园记创作更加繁荣。园记正体以园林纪事为主,描写园林景观兼有体道究理的议论。园记在流变过程中既尊体又有破体。园记破体方式表现为借园林题名议论说理;以赋体之法铺陈园林景观;用骈体为园林状物写景。园记别体形式有托物寓意;篇末系以诗歌,韵散结合。

古城生活与辅仁岁月--张秀亚的文学生成

在张秀亚的创作中,有大量回忆北平和辅仁大学的文字,从地理的物质空间层面来说,北平和曾作为辅仁大学女院校址的恭王府,其本身展现出的古色古香和诗意激发了张秀亚天性中的浪漫和人文情怀。而从社会空间来看,辅仁大学庇护了学生们的生活和思想,使他们免于敌伪教育的侵袭,校园里的抗日活动和教师们正义忠直的人格给予了张秀亚精神上的陶冶。张秀亚与凌叔华、沈从文、沈兼士等人曾有过密切交往,她与京派重要作家、编辑的频繁往来也影响了她的创作,使她成长为京派的“后起之秀”。古老的北平是张秀亚心中中华文化的象征,为她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可以寄托的具体意象。

地域文脉赓续与桐城宗风南传——兼论姚鼐对江西新城古文的沾溉之功

清代中后期,江西新城古文在姚鼐的影响下,由“闽学”转向“桐城之学”。姚鼐“扶树道教,讲明正学”的为文义旨,以及“高简深古”的文风为新城古文家所吸引。以鲁九皋和陈用光为代表的新城古文家纷纷向姚鼐请业,留下了各种类型的师法文献。姚鼐“恳切周至”的诲示中,富含其文章学的矩矱及灵性;新城作家的追随与效法中,也融入了江西实学底蕴和科举风尚。新城古文在姚鼐的指引与帮助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崛起于文坛,并出现了人才荟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