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Women Prosecutor Squad In Beijing

Women are different from men physiologically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ly. This differentiation, however, was often ignored in the past. Once recognized, it has led to better prosecution work in handling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women.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has set up all-women prosecutor squads to handle criminal cases involving women. The squads are made up of women prosecutors with at least ten years of experience in handling criminal cases. Women-to-women contact has inevitably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重点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涉案企业合规工作逐步向深水区推进,相关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渐呈百家争鸣之势。随着改革进程与理论研商的交互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不再局限于检察工作,逐步从起诉阶段延伸至审判阶段,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如何推进成为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法检协作模式中首先要明确主导权问题,需明确在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的启动由法院主导,对企业合规的考察评估则视情况分为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两种方式。审判阶段案件审理与企业合规工作的程序衔接,现阶段宜采用轻罪案件适用“延期审理”、重罪案件适用“中止审理”模式。企业合规作为宽缓量刑情节,可以搭“认罪认罚”的便车作为权宜之计,但从实现合规激励的正当化与法治化角度来看,将有效合规整改纳入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方为长期的因应之策。

控方撤回认罪认罚:比较考察与类型规制

现有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反悔与撤回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被追诉人面向,鲜有涉及控方撤回。但控方撤回在实践中业已呈现出一定混乱局面,应当予以重视。通过考察比较法可知,美国辩诉交易视阈下原则上允许控方在被告人认罪答辩前撤回诉辩协议,认罪答辩后撤回则须基于特殊情形,其体现出的审慎、克制的撤回思路值得借鉴。实体事由上,被追诉人反悔、法院告知调整量刑建议与被追诉人无悔罪表现皆非控方撤回情形,检察机关只能基于新的事实和证据撤回认罪认罚从宽,该新的事实为自然事实,且应厘定为“新的定罪事实”。程序运行上,若控方合法撤回则应给予被追诉人选择权,并贯彻“供述失权”原则;若控方非法撤回应给予其程序性制裁,并坚持特定履行原则;同时协调公诉变更与控方撤回,只允许补充起诉情形下撤回认罪认罚。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规制,可以将控方撤回认罪认罚限制在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程序法建构

我国刑事法领域有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须适时总结相关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法律规范。涉案企业合规的立法化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激励机制真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根本之路,就程序建构的基本思路而言,增设涉案企业合规特别程序,将整改经验和制度创新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和补充;重点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分案处理机制实现涉案企业与直接责任人员的罪责相称,以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相互区分而又功能互补实现诉前分流;做好检法衔接工作,限制适用合规撤回起诉,发挥法院的程序衔接作用,并且畅通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两机关各司其职而又有效衔接,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提供刑事法治保障。

嵌入型治理:检力下沉基层社会的新模式

随着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检察机关面临推动法律监督融入基层治理现代化整体格局的新课题。检察机关融入基层治理体系面临认知差异、权力堆叠、规范分散和力量不足等内外部难题。“嵌入型治理”模式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基层治理的目标、理念和边界,很好地平衡了情理与法理、民主与权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等基层核心矛盾关系,有助于克服这些难题。基于以“违法行为处置”为中心的嵌入型治理模式,推动规则供给、组织完善和技术革新等结构性改革,以及加强环境治理、企业犯罪治理和诉源治理等能动性改革,从而建立检察机关基层治理体系,实现基层治理的法治化。

检察官助理职业发展与成长路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检察官助理是对检察人员进行分类管理后,辅助检察官从事检察业务的检察人员。通过分析检察官助理制度的现状,可以发现检察官助理培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为职业路径发展不清,检察官助理职责并未予以明确划分,员额供给不足与检察官助理入额需求矛盾凸显,检察官助理培训体系不完备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完善检察官助理职业发展及成长路径的措施:(一)完善检察官助理培养体系;(二)健全完善检察官助理考核机制;(三)树立检察官助理职业荣誉感;(四)引导检察官助理转变心态,增强工作能力;(五)优化员额退流转机制,提高检察官助理待遇。

论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检察公益诉讼的实践路径选择

近年来,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新就业形态在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更灵活就业选择的同时,由于法律供给的不足,带来了一系列权益保障难题,亟须创新救济手段予以应对。检察公益诉讼作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在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已开展诸多探索,其对于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必要性,是弥补立法与现实之间裂隙的有益手段。通过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类型化、优化劳动者权益侵害线索收集机制、平衡检察公益诉讼履职路径选择以及强化持续跟进监督等措施,可以进一步优化检察机关的履职路径,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生态环境检察视角下民事与行政公益诉讼的适用困境与纾解

立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当事人资格,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生态环境检察职能供给了法律依据,有效弥补了私诉权在维护环境公益领域的不足。然而,由于生态环境案件的利益交织、责任叠加等特性,导致检察机关在适用“两诉”过程中出现了顺位不明、关系不清、甄选困难等困境。基于生态环境检察融合履职视角,通过厘清“两诉”竞合时顺位关系,建立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及完善诉前程序运行机制,妥善处理“两诉”关系,实现制度优势互补,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紧密衔接,构建融合一体的生态环境公益检察格局。

民主正当性视野下的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

在民主正当化链条理论的视野中,检察官统一调用制度具有鲜明的功能取向,其与“检察一体”原则的关联指向保证检察权的统一有效行使,因此可获得宪法功能与制度层面的正当性。在保证个案关联度的前提下,检察官统一调用并不构成实质上的任命,被调用检察人员的人事正当化链条保持存续,同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不能否定检察权及其分配的统一性和法定性,检察官由此可以跨院履职。但是,检察官统一调用对调出地与调入地检察机关的工作均可能产生影响,并由此影响两地检察机关与人大常委会的责任链条,因而调用一般需要获得两地检察机关及同级人大常委会的同意,避免民主问责的落空。通过遵循一定的调用条件,检察官统一调用将不会影响原有民主正当化水平。

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内外部协同与衔接研究

环境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作为生态环境国家保护义务的制度供给之一,位于行政与司法“双轨规制”结构枢纽,应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权能参照系中认识其法律监督机关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二元身份定位。在外部协同方面,应当在避免架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顺位、把握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专门优势的基础上,着重优化程序衔接;在内部协同方面,除以行政公益诉讼优先为原则外,应当在综合衡量制度功能侧重、公益保护力度的前提下,选择适用行政公益诉讼程序或民事公益诉讼程序。

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反思

与法院不同,检察机关管辖的理论基础并非法定法官原则,而是检察一体原则。法院管辖并不能直接决定检察机关的管辖。检察机关集中管辖制度的理论基础也并非“指定管辖说”和“专门管辖说”,而实为“指令管辖”。检察机关与法院的集中管辖互有关联,却是并不相同的两个制度,理应分别探讨。由此,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严格限制集中管辖的案件范围。改革不应当过分强调“检察院”的专业化,而应当以保证检察官不具有明显业务短板为前提,再来谈是不是要由部分检察院的检察官专办某些案件的问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更新对自身管辖法理的认识,但集中管辖改革不宜突破三大诉讼法关于管辖的限制规定,而只能在相关条文的解释空间内操作,同时有必要通过技术性手段来对冲改革造成的不利影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问题研究

以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为切入视角,总结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作用和特点,介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的现行规定和机制的概况,列举了存在立法缺失、自由选择性与固有刑诉权的救济性之间的冲突需要调和、重罪重刑案件中的自愿性保障面临挑战、较长刑事诉讼中的自愿性有效保障和态度精准定性的兼顾存在困难等问题,并逐个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在立法层面探索建立新型机制、创新案件办理思路、多元化改进重罪重刑案件中自愿认罪认罚保障机制、在较长刑事诉讼过程中及时审查监督等解决对策。

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概念内涵与培育路径

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关系到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能否在检察机关得以贯彻落实,关系到能否实现以法治大数据应用促进检察业务质效提升。目前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缺乏对此领域的足够重视。因此,在对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明确其应当包涵法治大数据思维意识、专业知识、操作技能、转化运用、问题反思和伦理道德等内容,结合检察官法治大数据素养及其培育中的正反两方面现状,进而有针对性提出其培育路径。

爱辉区“林长制+检察长”制度的森林资源保护工作探索与思考

林长制是生态文明目标责任体系的重要制度创新,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之举。分析黑河市爱辉区“林长制+检察长”主要做法,指出爱辉区林长制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工作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宣传和坚持依法治林等建议。

“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路径探析

“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是我国发挥公益诉讼监督作用探索治理河湖生态问题的创新制度。近年来,河长办与检察机关的能动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实践中也面临着检察监督线索移送不畅、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执行力不足、检察机关执法监督力度不够、信息共享不对称等问题,为确保“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有效发挥保障流域善治的作用,应当拓宽线索移送渠道、完善调查取证协作机制、健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以期完善“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快改善河湖生态环境质量。

侦查阶段推进企业合规的中国模式与具体路径

企业合规工作向侦查阶段前移是该制度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与改革趋势。在侦查阶段开展合规工作能够从源头保护民营企业权益、有力推动企业合规全流程运作、客观缓解合规考察期不足的压力。域外的企业合规在侦查阶段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在“平等合作”检警关系背景下产生的英国检警一体模式,二为在“检察主导”检警关系背景下产生的法国检警分设模式。我国的司法实践应当在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检警协作模式基础上,合理借鉴域外经验,依托已有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合理分配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的职权,理顺具体程序运作方式,完善相关配套机制,以实现检警高效联动,共同推进侦查阶段企业合规工作的有序开展。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功能、主体与内容

技术性证据的概念是研究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问题的基础,应当从功用角度将技术性证据定义为解决或证明案件专门性、技术性问题的材料。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是把关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质量的重要环节,除了强化技术性证据薄弱之处、服务案件办理的辅助功能外,还具有实现法律监督的重要作用。在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程序中,要求审查主体具备鉴定资格,以及将合法性、关联性等纳入技术性证据审查内容,存在不合理缩小审查主体范围并扩张审查内容的问题。此外,检察院将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作为证据提交给法院,虽然为法院审查判断技术性证据提供了更多参考,但也带来了新的干扰。

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共建共享融合模式探讨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的协作配合关系作了原则性规定。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积极推进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执法司法责任体系建设的基础上,结合落实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和建章立制重点任务,联合制定发布了《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着力构建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共建共享融合模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检警协作配合体现为共建侦监协作办公机构、共享刑事案件信息平台的融合模式,有利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之法治目标的实现。完善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共建共享融合模式要遵循宪法和法律原则,可适度借鉴域外刑事诉讼模式的合理因素,尤其要处理好实施过程中思想观念、内生驱动和职权职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充分体现以司法公正为中心的工作理念、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工作思路和以剔除私利为根本的工作要求。

“河长+检察长”制在河道治理中的实践及其完善

河道治理是流域防洪工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河长+检察长”制是在河长制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新的部门协作机制,能够为河道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河长+检察长”制通过吸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功能,实现行政执法与公益检察的深度合作,形成河流管理与保护的强大合力。但是,该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跨区域协作机制缺失、多部门联动不足,河道管理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公众参与程度较低等问题。为进一步发挥“河长+检察长”制在河道治理中的效能,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检察机关充分履职,构建一体化执行体系,创新跨区域联动协作机制,积极搭建公众参与平台。

庭审语境下公诉人话语标记语元语用功能研究

庭审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其中充斥着各方参与者的言语互动。公诉人作为庭审中活跃的参与者,其使用的特殊语言手段——话语标记语值得关注。文章基于Verschueren的元语用意识,采取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随机选取33场中国刑事庭审并进行语料转写和语料观察,对公诉人使用的话语标记语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了五类公诉人常用的话语标记语,即理据型标记语、评价型标记语、言说型标记语、发问型标记语和强调型标记语,并使用Praat语音软件对其中的强调型标记语进行语音分析,以此来发现公诉人话语标记语包括突出信息/引用来源、发表公诉意见、指示言语行为、进行发问以及强调命题内容等元语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