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看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

19世纪 30年代起 ,德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为后盾 ,在中国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 ,包括布道、建立传教站、举办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等。然而 ,传教士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而是要实现片面的宗教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征服 ,要按照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改造中国。 19世纪德国新教的中国传教具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性质。

龙与鸽子——中国的民族-国权主义与天主-基督宗教

分析了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与国权主义的关系后可以发现,仅仅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无法解释当代一些现象;而从先秦直至当代,国权主义观念已经渗入并主导了民族主义观念,其象征就是皇帝专用的"龙"这一符号。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一直按照政府要求宣传爱国主义,历史上也可与民族主义并存,但基督宗教的本质与国权主义的距离,正如鸽子与龙的距离一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和平象征的鸽子,更能代表中国人"以和为贵"的民族特征。

公元11~17世纪欧洲基督教教堂空间嬗变研究

公元11~17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从中世纪的极盛时期逐渐走向世俗化,整个社会文化亦渐渐退去了中世纪经验主义与神秘主义,走向对理性精神的推崇。教堂建筑随之经历了相应的变化:从哥特式教堂走向推崇理性主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和追求感官猎奇的巴洛克教堂,同时也出现了体现新教理念的教堂建筑。这一时期是欧洲传统基督教教堂建筑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建造的大量教堂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

论基督教与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

在欧洲中世纪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 ,基督教会统治着思想和文化。关于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长期以来 ,史学界存在着偏见 ,只强调对立、冲突的一面 ,而不提相互联系、影响的一面 ;只批评基督教阻碍科学的发展 。

基督教新教在广州传播述论

广州是基督教新教入华第一站, 在新教对华传教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 1807年 9月到 1949年 10月, 新教在广州的传播经历了探索期、差会格局基本定型期、快速发展期、困难及短暂复员期等四个时期。新教在广州的传播特点表现为: 以美国为背景的教会实力最强, 医药文化传教手段并没有起到快速增加信徒的效果, 利用福音船传教是以广州为代表的华南地区特有的传教手段和方式。

评析民国前期基督新教的大发展

民国前期与基督新教在华获得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相重合,这种长足的发展不惟体现在信众群体扩大和教堂数量增多上,也反映在从事宣教活动的教会组织机构和教职人员的增加上,更表现于基督新教的外在形象在民国转型社会期间的改观上。基督新教在文化上所蕴涵的内在张力,通过联合其它社会团体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斗争而得到最大的释放,教会人士的自信心由此大增。而"中华归主"所导引下的相关运动,其实质无非就是一场动员全教会力量的大传教运动。但它不久即招致来自中国社会各界,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杯葛,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正是在教会大规模宣教运动刺激下孕育乃至最终爆发的直接后果。

近代金陵大学反帝爱国风潮原因探析

金陵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誉的教会大学,不仅其教育事业成绩斐然,而且它还是一所有爱国传统的学校。为何一所注重培养"基督化人格"的教会学校,却经常站在反帝爱国风潮的前列,从基督新教教义的包容性和世俗化的催生、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推动、金大精神和校风的孕育、中共地下工作者的组织和指导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可以藉此加深对中国近代史多维度的理解。

扩散与聚合:基督教在我国朝鲜族中的发展历程

基督教传入我国朝鲜族聚居地区已近150年,期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基督教在朝鲜族社会早期形成了一种以传教士为中心的小群体扩散性传播发展,部分朝鲜族民众与传教士的日常生活交往形成了对外来宗教的尝试性体验、简单仪式参与及所属基督徒群体自身的身份认同。此后随着众多小群体的发展,更多政治权力涉入逐渐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教会组织中,基督教在朝鲜族地方性社会进入了以教会组织为依托的聚合性发展阶段。此阶段伴随政治权力的涉入,先后经历了委身发展及非自觉发展阶段到至今已显现出理性化信仰的发展趋势。

从《简·爱》看夏洛蒂·勃朗特的宗教观

夏洛蒂·勃朗特的宗教观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反基督教的,本文通过对《简·爱》的分析,论证了夏洛蒂的宗教观并非是反基督教的,其实质是一种新教思想,同时又夹杂着矛盾因素。

简论近代西方基督教在四川地区的传播

自“十字架”向内地拓展始,四川地区是西方基督教活动主要地区之一。从19世纪70年代基督新教入川活动起,最初活动十分微弱,到1900年的迅速发展,再到20年代以后的逐渐衰落,本文将就此段时期里基督新教在四川出现这样的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但四川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情况有所不同,因而本文的地域范围暂且限定为四川的汉地,不包括四川各少数民族聚居地,特此加以说明。

近代基督教与中国伊斯兰教互动研究述略

近代基督教与中国伊斯兰教的互动,引起了海内外学者多维度的关注。相关研究一方面丰富了中国回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为多元文化、多种宗教交织共存的当代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宗教对话经验。

民国时期华人基督徒与《圣经》汉译

在近代《圣经》汉译的历史过程中,华人译者经历了由传教士助手到独立译经者的身份转型。与基督宗教史上不同宗派各自独立译经的传统相同,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存在着新教和天主教两条汉语译经脉络:前者以王元德、朱宝惠、郑寿麟和吕振中为代表,后者以李问渔、萧静山、马相伯、萧舜华和吴经熊为代表,分别遵照自身宗派传统独立翻译《圣经》。受制于语言能力、翻译难度等因素,华人基督徒多选择翻译《新约》,少有涉及《旧约》,亦未能产生独立全译本,但展现了其在《圣经》汉语翻译过程中的角色及走向独立译经的历史趋势。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新教传教士文献近况

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来华传教活动为研究明清以降中国社会、文化、宗教等议题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哈佛燕京图书馆拥有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活动的文献为世界上最好的收藏之一,并在逐步增补馆藏。现仅对新收入善本室的新教文献略作介绍。

统计制度、抄录环境与核验技术:《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数据分析和校勘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于1918年至1921年间调查整理的基督教资料在流传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五个相对常见的中英文版本,其中1922年英文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中文版和2007年中文版的数据均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将梳理各类数据的差异,分析相关原因,指出各个版本中的数据存在统计误差、计算错误、抄录舛误三个方面的问题,并以资料的第三部分《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为例,依据现有不同版本的资料对数据进行校勘。本文就这份基督教调查资料展开的分析和校勘,有利于更好地评估其价值并合理利用,也可以对深入认识和整理近代中国社会调查资料相关数据提供有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