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性与适用

证明标准是用以衡量通过证据和事实实现心证的程度,或曰用以认定待证事实的证明尺度。由于证明标准表述具有模糊性以及使用证明标准进行事实判断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所以证明标准具有主观性。证明标准既是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标准、尺度,也是行为意义上举证证明责任转移与否的标准、尺度。

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知识观及其学科分类思想

亚里士多德全部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不同于意见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分门别类的"科学的知识"及其体系,以解决他那个时代凸显的总的哲学问题——知识论问题。他的本体论和逻辑学都是为其哲学知识论服务的。他把能"说明事物的原因"、"事物必是其所是"、"不能异于自身的必然性"的东西赋予"是"的范畴,然后以这些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和逻辑基础,进而上升到演绎推理的形式以建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必须是证明的,要做到这一点,科学知识的对象就只能是能说明事物发生的原因,说明事物必是其所是、不能异于自身的具有普遍性的"是"的本体。不同"种"类的本体,构成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知识门类。

刑法第395条第1款中的“说明来源”性质——兼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

学术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问题的分歧根源,在于对实体法规定的把握不确,其焦点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的"说明来源"性质。该款前半段是立法者为拥有"差额巨大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创设一项实体性行政义务——即"说明来源",该义务同时也作为后半段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行为(不作为)中的前提性作为义务,前、后半段一起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完整罪状和罪刑规范。而"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是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基础的客观行为要件,在刑事诉讼中是"被证明的对象",而不是"对象的自我证明"。该行为要件不产生任何"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上的含义和不产生证明责任"例外"分配的效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仍由控方承担。

论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基于刑事法一体化的分析

犯罪主观方面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对它的证明是程序法与实体法中都无法绕开的问题。目前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途径主要有运用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证明、变更待证事实证明以及运用推定证明。但现有的证明方法、法律规范不足以解决实践中出现的证明困难、刑讯逼供、放纵犯罪等诸多问题。如若不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困境将愈发严峻,刑事法律之间的背道而驰也将无法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对公众法益的保障。为解决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困境,可以从调整目前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体系入手,在学术研究中、立法层面上促进实体与程序的融通,并对推定的适用、规制等问题做出相应的完善,构建刑法理论与刑事诉讼证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基于主观评价的汽车试验场地适应性研究

为了满足汽车性能主观评价的实车试验,必须对汽车试验场有所要求。通过对国内外汽车试验场进行比较,得出主观评价试验场地的独特需求有:动态试验广场、操纵性试验道路和转向圆广场。

简论中西刑事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西方国家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优势证据证明,这是一种主观真实或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我国诉讼证明以辩证唯物主义可知论为基础,强调客观真实,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具有重大缺陷,应以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取代,刑事诉讼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民事诉讼适用优势证据证明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应实行高低不同的证明标准,以适应两种诉讼各自的特点和规律。

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在司法实践中的融合

过错理论是大陆法系侵权法的核心理论,过错不仅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也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的侵权法理论继承了这一传统。过错理论的分野在于过错的性质和判断标准,分别发展成主观过错说与客观过错说,理论分歧导致了立法差异。但是,从诉讼证明的视角看,对过错无论采客观说还是采主观说,最终都是从致害人行为的角度考察,主观过错的证明比客观过错的证明只是多了一个转换步骤而已,并没有实质性区别,从而形成了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在理论上存在巨大差异,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又趋同与融合的现象,同时也造成了立法与司法的错位,其实质是:主观过错的证明不具有司法可操作性。

暗网犯罪证明问题研究

“暗网”具有匿名性、隐蔽性、高技术性和接入简易性,传统犯罪类型不断与暗网融合并快速向暗网转化。暗网犯罪行为需要司法机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线上和线下两个维度取证并加以证明,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备“明知”以及如何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暗网犯罪证明所面临的难题,司法人员可以根据暗网犯罪的不同类型有区别的证明行为人是否“明知”,通过准确认定身份同一性、有效结合线上线下证据以及积极使用专门技术获取的直接证据达到证明标准。

证券内幕交易罪犯罪主体的证明方式探析

内幕交易罪的主体并非"身份犯",除了有特殊主体"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外,还有一般主体"非法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前者主要靠书证予以证明;对于后者,现行的法律规定在词语表述上将主体问题与行为问题纠缠在一起。经重新表述内幕交易罪后,根据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关系,可将一般主体分为四种。四种一般主体各有其特点及证明方式,但证明方式比较复杂的第三种在实践中基本上可以被证明方式更简单的第四种所涵盖。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兼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素来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一种主观性标准,在我国应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证解析

主观明知是构成毒品犯罪的必需要件。相关司法解释也对如何运用客观证据来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作了明确规定。通过对司法实务中典型案例的分析可知,运用司法解释规定来认定主观明知应当是间接证明而非推定,同样需要排除合理怀疑。一般来说,在判断主观明知问题时,可以从行为方式、时间地点、对价等几方面来增加对主观明知的确信,另一方面又要从行为人的年龄、阅历和交易习惯等方面来充分考虑行为人确受蒙骗的可能。对主观明知的认定需要综合全案证据,综合判断。

论环境侵害诉讼的特点

随着环境侵害案件的不断增多 ,传统诉讼制度的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 ,深入研究该类案件的特点 ,将有利于法院正确解决纠纷 ,切实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文章对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兼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素来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一种主观性标准,在我国应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伪证罪研究

文章通过对伪证罪的比较研究,就有关伪证罪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指出我国刑法关于伪证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途径。

外国法查明下法院主动查明问题探究——以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模式为例

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为我国法律适用法所允许。分析了当事人选择法律模式下法院主动查明的必要性,梳理了国内外查明外国法的实践情况和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模式。综合其他国家的立法以及我国的相关案例,提出未来我国对当事人选择法律模式下的法律查明路径应当有所区分:合理期限内当事人主动不提供法律时,法院应将其视为未做出法律选择;合理期限内当事人被动未提供法律时,如果当事人主动申请协助,法院查证属实后应当予以协助,方法不限于法院亲自查明,如果当事人未申请协助,法院可以根据其他途径进行外国法查明;对于当事人提供的不适当法律,法院可以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重新确定适用的法律。

汽车试验场高速环道试验人员驾驶安全意识主观考评方法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驾驶行为与安全意识的关系,将汽车试验场内试验人员的驾驶行为与安全意识关联,通过高速环道的试验特性分析,确定试验风险点,确定考评条件与方法,搭建了安全意识主观考评体系,为汽车试验场提供高速环道试验人员驾驶安全意识主观考评参考方法。

《行政处罚法》主观过错条款的内涵及行政执法适用

行政处罚主观过错条款确立了行政处罚的过错责任(推定过错)立场,对行政执法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行政执法作出实体上和程序上的调适。实体方面,“主观过错”的认定是重点,可结合主观过错的概念、分类与识别要素进行判断。行政机关负责对主观要件以外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并直接推定当事人有主观过错,当事人有权举证进行反驳。“足以证明”的标准不宜过严,须在不同领域执法实践中总结形成各有特色的客观化标准。程序方面,须重点关注调查取证的重点和时间节点、法制审核的内容、听证的重点等。

刑事主观事实的证明问题初探

刑事主观事实的证明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仅靠口供等直接证据证明往往不够。间接证据证明和刑事推定是目前通行的两种有效方法,但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区分二者。间接证据体系的证明标准过高和间接证据不能单独直接证明主要案件事实共同导致间接证据证明的适用范围很有限,相应地可考虑降低证明标准和改变传统做法。刑事推定是另一种重要方法,严格克制适用则具有正当性,可以从刑事立法、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反驳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证明困境及其出路

随着法律规范的精细化和法定犯时代的到来,以知法推定为基础的“不知法不免责”理念逐渐松动,违法性认识错误成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辩护事由。虽然违法性认识证明的困难性已难以成为支撑“违法性认识不要说”的理论根据,但是与仅属于主观事实的违法性认识不同,违法性认识错误兼具主观事实和否定事实的双重特性,辩方如何有效证明其存在仍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之一。在诉讼证明中,应当明确控方证明违法性认识的推论步骤,严格限制推定的适用范围;对属于辩方证明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应从证明方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3个方面区分定罪证明与量刑证明,充分发挥间接证明的灵活性,以保障违法性认识错误作为辩护事由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