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铸成的现实之歌——论蒲风的长篇叙事诗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中重要的代表作家,他极力倡导和推进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在中国左翼诗歌发展史上,蒲风是第一个撰写长篇叙事诗的人。其诗作秉承一贯关怀现实的品格,表现出高昂的爱国激情,并以诗歌的大众化为审美诉求,其诗风刚健、质朴、明朗。

论蒲风诗歌中的客家文化元素

蒲风的诗深受客家文化的影响,不但内容上如实反映了客家农人的血泪心酸,语言、结构上也借鉴于客家山歌;同时,客家人民勤劳、勇敢、积极向上的精神在其诗歌中也有突出表现。蒲风诗歌可以说是生动的客家文化民俗风情史,是世人认识、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的珍贵文本。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江枫和蒲隆翻译版本比较

艾米莉·狄金森是与沃尔特·惠特曼齐名的美国著名女诗人。本文选取了狄金森的两首经典诗歌"暴风雨夜"和"篱笆那边",从标点符号、语法、韵式、修辞手法、遣词与诗歌风格等方面比较了狄金森诗歌的两个汉译本:江枫译本和蒲隆译本。文章指出了两个版本各自的特点,即:江枫译本简约、内敛而稍显生硬、机械;而蒲隆译本流畅,但略失之于简约。

黑暗社会的批判与诗歌歌谣化的努力(1924-1934)——客籍诗人蒲风诗歌创作论(上)

客籍诗人蒲风是中国诗歌会中最优秀的诗人之一。1924-1934年间,蒲风创作了大量的进步诗歌,出版了代表作《茫茫夜》,并发出了鼓动民众大胆破坏旧社会的呐喊声。1932年他加入"左联"后,自觉参与中国诗歌会开展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积极倡导诗歌大众化运动,不但用诗歌纪录了20世纪30年代灰黯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生活的情状,还通过创作诸多可以谱曲传唱的短诗践行了其诗歌歌谣化的诗学理念。

国防诗歌的拥趸与抗日战争的歌者(1936-1942)——客籍诗人蒲风诗歌创作论(下)

1936-1942年间,火热的爱国热情和强劲的抗日情绪促使蒲风响应"国防诗歌"的号召,相继创作并出版了《钢铁的歌唱》《抗战三部曲》等多部鼓吹抗日斗争的诗集,这些诗集抒写了诗人自我和民众的爱国热情,批判了日帝的凶残无耻,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歌颂了抗日战士英勇斗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蒲风的诗歌也存在艺术上较为粗糙等不足之处,但其助推中国左翼诗歌大众化发展进程的功绩值得肯定。

蒲风研究综述及其他

蒲风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左翼诗人,是中国诗歌会的骨干人物,但当下的学术界一直缺少对他的关注。通过对蒲风的创作情况、蒲风的研究现状以及蒲风研究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分析,以方便更多的研究者去探究蒲风的艺术世界。

《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研究的若干思考

蒲松龄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不会有反清情绪,于七之乱也不具备反抗异族压迫的性质,《公孙九娘》"政治隐喻"说不能成立。部分研究者为抬高《公孙九娘》的思想性、艺术性,存在断章取义、选择性运用材料、扭曲作者本意的倾向,过度依赖历史"常识"的解读方法使文章充斥着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但真正复杂的"社会"和"现实"却被隐没了。只有抛弃"后见之明"式的思维方式,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回到现场",对作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才能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作出无限接近于事实的客观评价。

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演绎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骨干人物。他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白话新诗,还积极探讨诗歌理论。蒲风诗论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完美的演绎,既贯穿着"捉住现实"的精神,也不断地创造着诗歌的新形式。他以自己丰厚的诗歌创作实绩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坛增添了光彩,也为新诗走向大众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蒲风新诗理论的价值与缺失

蒲风的新诗理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在构建和完善无产阶级诗歌理论,促进新诗走向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蒲风的诗论也存在明显的缺失和不足,表现为过分功利化的诗学主张以及单一、狭隘的诗歌审美追求上。蒲风的诗论需要我们有选择地加以扬弃。

论蒲风新诗理论的多重内涵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新诗理论在中国新诗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蒲风的新诗理论有多重内涵,包括提出新现实主义的诗歌主张,倡导大众化诗歌,对中国诗坛进行梳理评论等几个部分。蒲风诗论最成功之处在于彰显了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推动诗歌走向大众化,同时,也存在曲解乃至异化文学本质的严重缺陷。

关于蒲风“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争议的探析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中把诗歌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作家。他的诗论主张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但他提出的"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却是个争议较大的口号。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及诗人的用意所在,并指出其局限之处。

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40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宋诗风运动中的王嗣槐

康熙十七年拜谒冯溥对于王嗣槐来说意义非凡。冯溥的礼待与人格魅力、诗学影响以及受冯溥所托编选当代诗选,使王嗣槐产生整饬诗坛的动机。在冯溥的影响与鼓励下,王嗣槐开始大力提倡唐诗,反对时下盛行的宋诗风气;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经过反复斟酌,五年后终于向诗坛领军人物王士禛、王又旦申述观点,施加影响,而王士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重返唐诗道路。王嗣槐的诗学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冯溥对诗坛的影响,对他的诗学活动缘起、过程的考察使康熙年间诗歌史的路径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