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年度经济人物”、“中国上市公司最佳CEO”等4项榜单界定明星高管身份,采用PSM法研究明星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代理成本在明星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公众环保关注度和产权性质对明星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促进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明星高管不仅促进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而且有助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研究结论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明星高管研究,为企业通过选聘明星高管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数据产品确权的体系批判

目前关于数据确权流行一种理论主张,即为具象化的数据产品创设财产权保护,以填补现行财产权制度的“漏洞”。新型财产权的建构须受现行财产权体系的制约,不应有体系上的矛盾。现行法律体系(尤其是知识产权法)足以妥当保护数据产品利益,数据产品确权并无必要。未能在现行财产权体系中获得保护的数据产品,实乃知识产权法基于公共领域原则所作的刻意留白,而非法律漏洞。数据产品确权论没有透彻把握现行财产权体系的意义脉络,其倡议的数据产品财产权不仅会侵占公共知识领域,违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会对现行财产权体系造成破坏性的重叠保护,架空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实不可取。

民事公益诉讼视域下国有财产的充分保护

国有财产保护是公益诉讼制度的重点领域。国有财产是国家“应有的”财产,是“物”和“权利”的统一,其取得方式不应仅仅局限“法律规定”。保护国有财产要秉承既是权利更是职责的理念。排斥民事公益诉讼介入,单极化保护机制设计及单轨制行政公益诉讼架构成为现行国有财产保护公益诉讼制度一大缺憾。打破狭隘认识,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走中国特色的国有财产保护行民衔接双轨共治公益诉讼之路是有效破解之策。

非公有制产权的法律保护

非公有制经济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国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非公有制产权存在一定的偏见,相关的法律规则也存在基于所有制而对产权进行差异化治理的现象。以《产权保护意见》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强调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意在以产权保护法治化为切入点,全面确认非公有制产权和公有制产权的平等地位。从财产权到产权语境转换的实质是要求扩大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为此,应当对“合法的私有财产”这一规范表述进行限缩解释。为进一步实现相应的政策目标,应当确立产权平等保护的宪法规则,并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尊重私法秩序的自律性和独立性。

中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量的综述与展望

现有研究对中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量指标和方法繁多,导致相关研究得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结论。为提高测量的科学性,首先分析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构念类型,发现其包含正式知识产权制度、非正式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执行程度,是一个典型的构成型构念。其次,对75篇中英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述评,发现大部分测量方法没有覆盖知识产权保护的所有维度,并存在指标选取方法繁多、过于依赖反映型测量指标和间接测量指标以及混用构成型和反映型测量指标等不足。最后,针对现有测量方法的不足,基于构成型构念的测量原理,从全面测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所有维度、科学选取构成型测量指标和加强对地区非正式知识产权制度的测量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并基于上述建议提出改进测量方案。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高中国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量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奠定测量基础。

中国科技论文首发权出境原因、影响及对策

中国科技论文出境发表流失首发权,主要因为中国科学缺少世界科学编制权、缺乏评价标准制定权、境外期刊为趋利抢夺科技论文首发权、科学管理沿袭“唯论文”的评价机制、缺少国内发表论文平台5个原因。这造成限制科技论文使用权和传播权、流失中国学术优先权和话语权、反制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拆解科学使命等4种不良影响。为此,提出论文专利化、认定学术价值及构建保存路径回归科技论文首发权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保护科技论文首发权和传播权、建设科技自立强国提供启发。

农业知识产权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已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保障农业科技进步的基础性法律制度。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功能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其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尚不突出,对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尚未形成。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审视和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遵循新公共服务理念,能够将对创新性涉农智力成果的保护建立在确认农业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利与平衡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并通过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利用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完善,实现专有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充分结合。

公私利益平衡:比较法视野下的文物所有权限制与补偿

文物是历史之鉴证,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承载着公共利益。因文物保护而对私人所有权进行限制的理论和制度普遍存在。但要求一部分人为全社会共同利益做出特别牺牲而忽视其正当权益,将导致公益与私益的失衡,违背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偏离文物保护的根本目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文物所有权限制理论与实践存在差异,补偿范围和方法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些经验可为我国建立文物所有权补偿机制提供借鉴。我国文物立法应明确对私人所有权限制的补偿,对受偿主体、补偿范围和补偿方式做出规定,引导所有权人更加科学、合理地利用文物,平衡公益与私益,实现文物保护和私权保障的双赢。

产权保护:公共物品? 私有物品?

本产权保护可以区分为公共形态的产权保护与私有形态的产权保护两种,本文通过建立包括异质民众、掠夺者、私有形态产权保护提供者以及国家四个行为主体的模型,分析了产权这一特性所导致的系列福利后果,继而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命题:其一,私有形态产权保护对于未受保护群体具有负的外部性;其二,其覆盖范围及提供者效用取决于这种增量保护的价值;其三,存在着国家为了谋求租金收入而策略性地减少公共形态产权保护供给的可能。

《民法典》对产权保护的完善与发展

《民法典》的颁行是落实“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大举措。保护产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产权保护的范围不仅包括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包括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为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作出了贡献:一方面,改进了产权保护制度的规则,对产权确权、产权流转、产权分配、产权利用、产权救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深化了产权保护制度的原则,同时丰富了这些原则的涵义。作为产权保护核心原则的公平原则应当包含主体之间、代与代之间、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公平价值。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需要以《民法典》为中心。从实践逻辑出发,健全新时代科学的产权保护制度,应当重点关注完善经营性资产产权保护、民生性资产产权保护、资源性资产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数字财产权保护。

国家所有权的异化及其矫正——所有权平等保护的前提性思考

历史经验中并不存在廓除制度社会背景影响的,对国家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将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私人所有权规则"平等"适用于国家所有权,将有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功能区分,有害于国家保障民生之责的实现。平等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在非经营性视角下,以法律上的公产制度为核心,国家所有权面向满足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实现国有财产利益社会公平分享进行制度建构。

CBD与TRIPs协议冲突视野下公知中药配方的知识产权保护

发达国家打着"公共知识"旗号,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公知中药配方,生物海盗活动日益猖獗。以我国为代表的资源国,呼吁遵照CBD的相关规定,对公知中药配方等传统知识享有主权权利,主张信息披露、共同研发与利益分享。发达国家则坚持在现有专利框架内予以解决,称公知中药配方新颖性丧失,与TRIPs协议的"三性"不符,不具可专利性。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仍无定论。我国宜借鉴域外相关国家已在此领域积累的诸多经验,通过国家所有权制度赋予国家知识产权权利主体资格,对公知中药配方专利授予奉行"四要件说",创设以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为主要内容的创作专用权,力争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掌控中医药国际立法的话语权,为公知中药配方进军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与行政补偿法制的完善

本文讨论了“人权入宪”的含义及其对行政补偿法制发展的影响,私有财产权的理念及其法律保护路径,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公共利益的界定,我国行政补偿法制发展路向等重大现实课题,提出了判断公共利益的六条标准和行政补偿立法的若干构想,旨在为完善我国行政补偿法制提供参考。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探讨

民族地区已初步建成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但是生态环境监察执法体系不完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举措是: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效益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公益诉讼制度,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督察制度。

新《环境保护法》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研究

新《环境保护法》施行以后,环境公益诉讼仍然陷入起诉率低、环保法庭"无案可审"的尴尬处境。环境公益诉讼的现实困境主要在于环保组织提起诉讼的意愿不高、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以及相关主体的参与能力不足。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落实不理想的深层原因则在于缺乏与其配套与衔接的激励机制。因此,必须以激励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多种方式与手段,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启动的利益引导机制,加强环境公益诉讼的资金保障机制,提升环境公益诉讼中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力。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

文章分析了Tri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及面临的挑战。从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分析、私权与公益的博弈、同质与异构的调和中明确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度,并提出完善的建议,主张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应兼顾本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国际统一保护标准。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

试论巴泽尔的产权保护思想

产权函数是巴泽尔对其产权保护思想的凝练,从他人企图夺取(QG)、自己努力保护(SP)和政府予以保护(GP)三个方面,巴泽尔系统论述了关于产权保护的思想。而追求权利价值最大化,无疑是个人进行攫取行为和保护行为并不断进行边际调整的根本原因。他人企图夺取的一种情形是在交易中侵占明确分割给对方的以及进入公共领域的属性价值,另一种情形是在非市场交易中侵占非其所有的财产。个人保护产权的方法是减少进入公共领域内的价值或者降低公共领域内被他人攫取的价值,并通过施加限制避免相互之间的侵权行为。国家有责任辅助个人保护自己的财产,防止人们染指非其所有的商品属性。但政府保护产权也要花费成本,必要的政府限制旨在减少保护费用。

“公共利益”视角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正当性反思

知识产权领域中,公共利益的定位应当是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并且与私权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应当考虑的包括,以解释学方法为基础并进行类型化探索,再通过反向界定排除政府利益及商业利益,同时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规则。澄清知识产权公共产品属性的误读,强调当前行政执法保护的对象是私益而非公共利益,否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的正当性。

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及其产权配置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本质上也是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过程。现代经济发展以及我国改革实践充分表明,公司制企业是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中最为有效的形式。着眼于优化公司制企业产权配置和产权约束的有效性,应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人力资本与其他形态资本的匹配性,在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过程中引进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努力形成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竞合关系,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