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机接口技术应用背景下神经权利的证立与穿透式保护

神经技术使以认知自由权、精神隐私权、精神完整性权利和心理连续性权利为内容的神经权利得以彰显,作为数字人权的神经权利包含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的双重内容。然而,传统权利均无法充分涵摄神经权利,凸显规范与新兴技术之间的代际鸿沟。对此,应穿透数字社会与物理社会、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壁垒,塑造保护神经权利的领域法。在私法层面,通过合理解释一般人格权和类推适用具体人格权来保护神经权利,未来可以将神经权利纳入民法典中的人格权体系。在公法层面,政府应充分履行保护神经权利的国家义务,督促企业履行合规义务,规范公民合理使用神经技术产品。在刑法层面,串联数据犯罪、信息犯罪和人身犯罪,塑造保护神经权利的罪名体系。

论代孕及其行为的公法规制

规范代孕行为应厘清“代孕”内涵并对其所关涉的价值取向作权衡,在遵循公序良俗与顺应时代需求上予以综合考量和评价,明确向符合特定条件的夫妻双方有限开放代孕,并将其纳入公法规制,以公权力保障代孕行为的有序开展,方能最终实现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的统一,实现对生育权更全面的保障。

卫生健康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私法进路--以人格利益保护为视角

健康权概念的发展引发了各国对卫生健康法治进行重新整合的热潮,我国采取的是多元、全方位和基本医疗为主的大健康战略。私主体参与是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和大健康理念引领的制度建设下,卫生健康治理去中心化的现实必然。为此,应发挥私法的开放性,把握《民法典》的基础性定位,把人格权制度融入卫生健康法治体系中,以此弥补公法治理的法律滞后短板:健康权诉讼可调节社会活动对健康的影响,实现环境健康治理;就医歧视阻碍健康权实现并增加疾病防控难度,可从增加强制缔约、精神损害赔偿等救济途径加以应对;落实患者隐私权和健康信息权利可保护个人尊严和数据安全,长远推进医疗建设战略;根据具体医疗活动的风险细化知情同意的内容并倒置举证责任,可以促进医患沟通、降低医疗操作错误的风险。

反思与重构: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中的算法解释权——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为旨

在Web2.0时代,因自动化决策嵌入公权力所引发的算法权力异化的风险指数级上升。为了规制人工智能时代的自动化决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算法解释权。然而,作为新兴权利的算法解释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存在行权时间(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和解释程度(一般解释与具体解释)层面的解释分歧以及权力限度的适用困境。因此,有必要在对算法解释权进行公私场景类型化划分的基础上,以权力结构的对称性为标准,引入比例原则对算法解释权在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下的适用进行教义学阐释。同时,以比例原则为主、法益均衡原则为辅来构建算法解释的方式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设定的算法解释权在公法领域应为一种事后的、具体的解释,与私法领域事前的、一般的解释相区别。

环境健康权作为法律权利的证成

环境健康权是以环境健康利益为核心的一项新兴权利,具有公法与私法属性,环境健康权与环境权以及健康权有着密切的关联。环境健康权优先性是证成环境健康权的逻辑前提,环境健康利益能够满足人格尊严需求,具有伦理道德基础,并形成社会普遍的共识。环境健康权权利推定的合法性证成和权利创设的实践性证成将应然性的环境健康权利转化为实然性权利,可通过修订环境法律将环境健康权利内容予以明确规定。完善私法救济机制,法院在环境民事诉讼中应确立环境健康利益的优先地位,降低环境健康受害人的举证难度,发挥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损害填补功效。健全以环境行政部门管控环境健康风险为核心的公法制度,实施环境法律制度须以保障公众健康为导向。

从私权视角论我国《商标法》的结构与重构

我国《商标法》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既反映了从商标管理向商标权保护的转向,也是商标法向民法回归的过程。面对我国商标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商标法》的修改不仅需要就具体的条文加以改进,更有必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新一轮的《商标法》修订应当遵循《民法典》所确立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和精神,突出商标法的私权保护目标。通过梳理我国商标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我国《商标法》虽经多次修改,但由于实行以商标管理为优先的宗旨,故其仍然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整体呈现为程序性公法规范较强而私法规范薄弱的特点。选择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商标法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详细分析它们的条文安排与结构特征,可从中归纳出不同的模式,根据“私法为体、公法为用”的原则,参酌国外立法模式,探讨我国《商标法》进行结构调整的可能方案。

让与担保解释论

让与担保涉及基于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应以物权行为理论对其审视并解构相关权利。所有权转移仅是形式,债权人是形式所有权人,让与担保设定人才是真实所有权人。物权的权利的外观与实质发生错位。从构成要素的角度对权利类型重新思考,区分让与担保的内外部关系来分析相关法律效力。外部效力采公示原则,对内则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流担保条款不再否定让与担保整体,强制导入清算规则实现当事人真实担保意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人权保障的媒体言说--基于《重庆日报》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宣传的个案考察

妇女人权是普遍人权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日报》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报道,发现党报通过宣传典型事例、加强编读往来、丰富报道形式等方式,深入讨论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与妇女人权保障的相关议题,为法律的普及营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促进了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对整个重庆地区重塑婚姻自由观念、营造民主和睦家庭、落实妇女人权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共风险谣言的行政治理--以实质法治为视角

新冠疫情期间,各种相关谣言不断出现。实际上,这类公共风险谣言反映的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公共秩序之间的冲突,但从倒逼真相与公民监督的角度看,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公共利益间又存在某种竞合。以一种权利本位思维出发,实质法治要求的是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既合法又合理,而“前见理论”要求的政府公信力也需要公权力部门采取一种更为柔和的方式来进行谣言治理。在治理公共风险谣言的过程中,政府要更偏向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对公共秩序做更多的限制性解释。在此,政府可以从两个路径对公共风险谣言进行治理:一是以事后治理方式审慎认定与处罚公共风险谣言行为;二是基于人民主权及其衍生的公民知情权加大政府的信息公开以消解公共风险谣言。

论我国《商标法》的私权中心主义——《商标法》公法秩序与私权保护之定位

商标法是调整商标权取得、变更、消灭和保护的法律。我国《商标法》经历了由管理法到权利法的转变,权利法渐趋主导。商标权毕竟是经行政程序产生和变化的权利,具有财产性和公共政策性的二重性。商标权运行中公权与私权相互交织,公权运行与私权保护的恰当定位应当首先遵从公权与私权的体系划分,并强化尊重和保护私权的理念,尊重商标选择的多元性和必要的商业表达自由,遵从私法秩序与加强信赖保护,兼顾权利保护与维护秩序的利益平衡,以及尊重意思自治与适当限制私权行使。《商标法》应当坚持以商标权的制度构建为中心,纳入品牌建设的政策性内容务必慎重。

公私法视角下城镇土地开发权与规划权的现实纠葛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权法定地位的确立,其作为用益物权的性质被广泛认知并被土地市场所接受;另一方面,其作为开发权的特性虽然被广泛运用于城乡规划实践,但是囿于我国土地公有制的意识形态,对开发权以及规划权作用于开发权时机制的讨论并不充分。城镇开发建设领域中,围绕建设用地指标获取的博弈、“多规并存”“土地财政”等政府层级、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诸多矛盾与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对城镇土地开发权以及规划权的性质认识不清、相关理论研究欠缺、适用法律类型含混。本文尝试从公法与私法的视角,梳理城镇土地开发权与规划权,剖析两者之间的区别与关联,提出面向城镇土地开发的政府职能定位与分工以及规划逻辑框架建议。

我国宪法教育40年:经验、反思与展望

自现行宪法颁行以来,为培育全社会树立维护宪法权利、捍卫宪法尊严的宪法观念与宪法意识以不断推进宪法的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始终将宪法教育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核心内容加以对待。40年来,通过明确宪法教育的重点对象、丰富宪法教育的形式以及确立实施宪法教育的程序机制与保障机制,我国宪法教育的实效性不断增强。目前宪法教育仍存在基本权利和人权教育不够凸显、宪法案例教育有待加强、宪法教育模式尚需转换以及宪法教育责任追究机制亟待落实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未来宪法教育工作还需通过立法加以推进和保障,并认真落实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设置礼敬宪法环节、开展建设国家宪法教育宣传馆等工作,以强化公民的宪法认同感。

论应急法治下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与保护——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为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下,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与保护成为法治框架内应对非常状态的重要命题。为维护公共健康利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首要的任务是防止危害扩大,由此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隐私权、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等权利的限制。除防止危害扩散外,还需要对公民健康利益进行维护以及实施必要的救济,为实现这一目的,同样可能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构成一定的限制。应急法治下的权利限制需要遵循基本的法治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随着公民权利限制事由的变化或消失,需及时调整公民权利限制规则,对于权利受到限制的公民,应当根据情势变更,及时解除限制。应急法治体系的完善,需要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守法的全方位配合。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企业数据产权制度构建

我国数据资源存储量庞大、规模增长迅速,“数据二十条”提出要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探索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各地积极探索与推进数据管理机制创新。目前对于企业数据的法律地位存在多种理论争议,分歧主要体现在保护路径的选择上,但总体均是在现有财产权的制度基础上进行拓展延伸。事实上,传统民事私法框架下的财产权制度对企业数据并不适应:知识产权对企业数据的覆盖范围不足,商业秘密保护方式又与数据共享的需求相悖,其根源在于私人占有与数据资源的公共性之间的本质冲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从准公共物品理论角度对企业数据的准公共性、正外部性、有限竞争性与排他性等属性进行分析后,中国特色数据产权制度的可能构建思路是:在数据资源所有权公共所有的前提下,对企业数据在生产、加工处理、流通交易等不同应用场景下进行相应的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产品经营权等具体权属分配。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可以发挥数据共享的最大效能,也能有效地协调企业数据财产权益与个人信息保护私益、国家数据安全公益之间的冲突。

政府数据开放的公共安全悖论及其法治策应

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制度有利于缩小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鸿沟、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藩篱、优化国家数据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但也面临着公众隐私权的入侵风险、国家安全情报的泄露风险以及数据开放技术的依赖风险。因此,如何在释放数据公共价值的同时,确保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不受影响,已然成为当前政府数据开放制度最大的悖论。事实证明,政府数据开放立法体系有待完善、政府数据开放裁量权不甚清晰、公民数据权利保障机制尚未健全以及数据开放多元治理机制不够成熟是当前引发公共安全悖论的主要根源,基于此,今后必须完善政府数据开放立法体系、规范政府数据开放自由裁量权、健全公民数据权利保障机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多元治理,惟其如此,才能将政府数据开放融入法治轨道之中。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回应——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机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获得了在法理基础和法律规范方面的正当性。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监管都存在不足。在民法和刑法保护的局限性、行政机关的专业高效性,以及现代法治对权力控制的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行政机关承担消极不侵犯和积极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应当受到法律保留、最少必要、安全保障等行政法原则的规制,通过对“限制的限制”,实现个人信息在行政法领域得到充分保护的目的。

古籍点校成果著作权保护探究——兼论《公共图书馆法》第41条和《著作权法》第3条之完善

《公共图书馆法》第41条明确了公共图书馆应当加强古籍保护,推进古籍整理、出版和利用,然而未对古籍点校成果的保护与利用作出清晰的规定,亟需通过修改《公共图书馆法》《著作权法》并制定《古籍保护条例》,规定古籍点校成果构成作品的条件,通过赋予点校者著作权或邻接权等方式加强对古籍点校创新成果的保护,明确公共图书馆在古籍点校工作中应发挥的作用,建立起以著作权形式保护古籍点校成果的有效路径。

公法权利视角下的档案利用权研究

《档案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档案利用权,为档案利用打开了新的视野。在档案利用法律关系中,档案馆的性质影响到档案利用权的性质确定。在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中,档案馆可以认定为公法人,具有行政法上公物的法律性质;档案利用者可以分为公共组织的单位和作为私主体的单位与个人,前者的档案利用权属于作为公务利用,而后者的档案利用权具有主观公权利属性。当档案利用主体认为其利用权受到侵犯时,可以通过投诉、复议和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

公共图书馆法视域下视障者阅读权法律保障机制构建

文章从公共图书馆法视域出发,分析当前我国视障者阅读权行使存在的视障者阅读权主客体范围单一、阅读权与著作权易产生冲突、无障碍阅读设施资源和保障阅读权的管理监督规定不足、视障者依法获得的阅读服务匮乏、视障者阅读权法律保障意识淡薄等问题,并从立法、执法和守法3个层面构建公共图书馆法视域下视障者阅读权法律保障机制。

法理学视域下公安执法中的私权保护

公安执法是公权力的体现,具有强制性特征,公安执法又常常涉及公民私权,这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社会私权意识的缺失、现行公安管理体制的制约、执法中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不完备、不重视公安执法的程序性、个别民警的执法能力不足等原因,公安执法领域还存在一些侵害私权的现象。应完善立法,健全管理体制,明确公安执法权运行规则,提高民警的执法素质并加强对公安执法过程的监督,以实现公安执法过程中的私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