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免责条款”颁布后武汉公众心肺复苏技术的现状调查

目的 了解“好人免责条款”颁布后武汉公众心肺复苏技术认知现状、施救意愿及培训现状。方法 于2022年10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武汉市53个社区1 000名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星”收集问卷,调查基本信息、“好人免责条款”知晓情况、心肺复苏技术认知及培训现状、施救意愿及原因。结果 共发放问卷1 000份,116份因中途放弃或规律填写被剔除,共回收884份。884名武汉公众中,242名(27.38%)知晓“好人免责条款”,200名(22.62%)参加过心肺复苏技术培训;心肺复苏操作顺序确切知道占比情况(172名,19.46%)最高,人工呼吸时胸部按压中断时长确切知道占比情况(66名,7.47%)最低;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及职业人群心肺复苏技术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592名(66.97%)愿意施救,不愿意施救原因包括“老人”(158次,6.76%)、“因突发疾病倒地”(132次,11.30%)、“担心纠纷”(174次,9.93%)等;知晓“好人免责条款”、参加过培训的公众施救意愿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武汉公众对“好人免责条款”、心肺复苏技术认知不理想,培训程度不够,但施救意愿较高,应加大宣传“好人免责条款”、建立完善的心肺复苏培训体系,消除公众施救顾虑、增强施救信心。

学校公共生活中教师课程决策的实现

教师课程决策是一种存在于学校公共生活中的公共性行动。在学校公共生活中,教师课程决策具有公共理性、公共协商、公共制度三种公共表征。具体而言,公共理性是教师课程决策的公共性基础;公共协商有助于教师课程决策共识的达成;公共制度是教师课程决策的保障。学校公共生活中教师课程决策的实现需要唤醒教师的“公共人”意识;建立教师研究共同体,推动教师课程决策的公共参与和协商;建立教师公共意志表达机制与利益共享机制。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医院后勤管理办公用房使用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究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医院后勤管理办公用房使用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后勤管理办公用房使用中于2023年1月开始应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实施前(常规公共管理理论,2022年6—12月)、实施后(新公共管理理论,2023年1—6月)32名管理人员的工作状态、职业认同感、管理满意度进行比较。结果实施后管理人员工作状态评分优于实施前,职业认同感评分高于实施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实施后的管理满意度高于实施前(93.75%vs 7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67,P<0.05)。结论在医院后勤管理办公用房使用中,选择新公共管理理论,可改善后勤管理人员工作状态,提高其职业认同感,管理满意度更高,利于促进医院发展。

AIGC赋能乡村公共空间更新设计研究——以烟台崮山“乡村会客厅”方案设计为例

本文从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技术发展与创作逻辑入手,寓目AIGC的创作逻辑与设计行业需求的适配度、产学融合与成本效益等方面的全新挑战。以烟台崮山“乡村会客厅”方案设计为例,忖量乡村公共空间更新设计所需来分析Web3.0时代背景下AIGC赋能应用的实践路径、表达范式与技术限制等,从而挖掘智能产业环境下设计人才综合素养提升方法、“AIGC+X”专业建设模式与设计工具应用融通思维等,以期推动空间更新创作智能化媒介的传播。

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成效、挑战及对策建议

中国在全球治理、经贸合作、国际金融、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安全发展等领域提供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也不断提升了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当前,中国国际公共产品面临自身供给能力有待加强、国际社会内生阻力较大、外部压力上升的挑战。为此,中国应增强自身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质量成色;以制度型开放加快中国参与国际规划的制定,创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良好环境;加强国际传播,赢得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主动。

探究公立医院人才评价体系的创新路径

传统的人才评价体系已经难以支撑医院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公立医院需不断创新人才评价体系,探索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及有效性的创新路径,以期为医院培养更高质量的人才队伍。本文由此展开综述,深入了解当前公立医院人才评价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人才评价指标的提出、评价程序的完善、试点工作的开展、反馈机制的启动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探索更加合理的创新路径。

“官民共治”及其现代转型

“官民共治”是关于传统至现代政治治理关系的一个概括。以权力合法性来源为判断标准,传统“官民共治”属于人治类型,现代“官民共治”属于法治类型,前者属于“人治-吏治”模式,关键在于“用人”和“治术”,集中于政绩中心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追求上;后者属于“法治-自治”模式,关键在于“尊法”和行宪,集中于公共福祉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上。辨明传统与现代的“官民共治”的类型和模式,可以从制度文化变迁和制度转型的逻辑上,来理解和解释当下政治治理关系,并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对“官民共治”做出重新定义。

风险社会大学生“公共人”意识的培育路径

风险社会需要具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社会责任伦理素质、全球性思维行动力的“公共人”以对抗内外风险压力。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公共人”意识存在缺失的现象,主要原因包括:在社会层面,“公共人”生成机制先天不足;在高等教育层面,“公共人”意识培养存在两难困境;就学生个体而言,公共精神缺失或失衡。培育当代大学生“公共人”意识的路径在于:守正、创新、人本教育结合,引导其公共价值;家庭、学校、社会三管齐下,培养其公共理性;环境、制度、渠道协调并进,促进公共理性精神的践行。

基于演化博弈的网络舆情涌现逻辑与城市文化形象管理

网络舆情中真假信息交互涌现,混淆视听,扰乱公共空间秩序,损害着城市文化形象。本文基于“经济人”“社会人”双重属性假设及模仿理论,构建网络舆情中引领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借助MATLAB数值模拟仿真,开展策略演化稳定性研判和真假信息涌现分析。研究发现,“社会人”偏好下,策略演化具有鲁棒性,有益于真实消息涌现;“经济人”偏好下,演化情形对引领者的影响力、模仿成本、虚假传播及模仿风险等具有敏感性,真、假信息涌现取决于以上参数值。基于分析结果,提出选择性目标免疫、全民媒介素养教育、网络实名、树立城市文化形象危机公关意识等策略,预防舆情危机发生,助力城市文化形象管理。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行政的公共性审视——基于“人机关系”的视野

人工智能与公共行政融合的不断加深,推动着公共行政范式向“算法行政”转换。从人机关系视野来看,算法行政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人工智能体嵌入以及人类(公共管理者)角色被替代,人类必须在场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面临重构,人类不必在场的情景越来越多,使得围绕人类所建构的“人际秩序”逐渐被围绕智能技术所建构的“机器秩序”取代。人类的主体角色和理性价值开始被弱化,潜在滑向算法支配的隐忧,存在公共性流失的可能。为确保算法行政朝着改进公共治理绩效、提升公共治理价值以及优化公共利益分配的目标行进,需要高扬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旗帜,塑造人机和谐共生的链接机制,划定算法介入治理的现实边界,搭建智能算法向善的平台系统。

“行政人”人性设定:“经济人”还是“公共人”

在行政管理或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常涉及"行政人"人性设定的"经济人"或"公共人"两类路径走向。"行政人"人性设定是认识、解决其他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问题的基础或逻辑起点。对此如何做出选择应关注五个方面:一是"经济人"与"经济人化"有无区别;二是"经济人"的"普遍性"与"有限性";三是"公共人"的"行政人"设计如何定性;四是"经济人"与"公共人"孰优孰劣;五是"行政人"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角色及其行为模式分析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一 ,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可以用来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方面。在政治生活中 ,政府官员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 ,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来选择个人行为 ,其行为的成本函数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 ,收益函数则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等。理性的政府官员在特定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容易导致政府预算的最大化、机构膨胀。

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个体化困境及其超越

当前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着个体化困境,个体分化力量的不断加剧以及教育竞争性的增强,使得青少年学生易于陷入封闭化、私利化、自我中心化的个体化生存状态,这会阻碍他们的公共理性能力、公共道德品质以及公共精神的成长。新时代的道德教育,无疑需要超越这种个体化困境,把青少年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公共道德精神及担当意识的公共人。这就要求道德教育开展公共理性的教育,促进人的公共理性思维及能力的发展;展开公共德性的教育,推动人的底线性的公共道德意识以及超越性的公共道德精神的整体提升;探索公共参与、公共关怀精神的教育,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公共精神的发展;展开公共实践行动的教育,通过道德实践来推动青少年学生的公共品格的健全发展。

从“个体人”到“公共人”——论道德教育如何培育人的公共品格

现代生活和现代教育在强化人的主体意识与自由个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削弱个体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的紧密联结,加剧了学校教育中的竞争性个人主义、占有式学习方式,从而导致了孤独化、分裂化的"个体人"的产生。显然,"个体人"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人格形态,而具有公共理性精神以及公共德性品质的"公共人"才是民主法治社会所需。因此,道德教育有必要承担起培育"公共人"的教育使命,在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全人格发展的同时,推动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基于此,道德教育应开展公共理性的教育、公共价值的教育、公共精神的教育以及公共行动的教育,对人作为一种"公共存在"做出教育回应,实现"公共人"的培育。

人性预设转变与公共行政理论变革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对公共行政领域渗透的产物。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性恶论假设是新公共管理形成的理论基础。性恶论假设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强调公私利益的冲突,而经济人假设下的新公共管理强调公私利益的和谐,主张以激励兼容而非规制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为政府摒弃官僚制、建立市场驱动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共事业编制规模预测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公共事业编制规模研究,对增强机构编制管理的科学和规范性,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力度,促进社会公共事业的和谐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综合因子回归法、趋势回归法和增长率定量法这三种公共事业编制规模预测方法,构造成组合预测法,可以较好地对江西省公共事业编制规模进行预测。

公共选择理论对当代中国政府管理借鉴分析

尽管公共选择理论受到学术界的某些非议,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认可;在中国同样需要公共选择,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应用与发展。公共选择理论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却对中国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有着明显借鉴意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安排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不是要苦心积虑地消灭党政干部身上那个"私"字,更多的是对党政干部作为公共人的公共品格要求,是站在公共利益和公共人的角度对作为普通人的个人私欲的约束和抵抗。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人的行为方式;其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有合理的激励制度。

“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但是 ,只用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变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必然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优美并不等于它完全合乎实际。如果说 ,用“经济人”假说来描述经济活动中的人尚有局限性的话 ,那么 ,用“经济人”范式来刻画政治活动中的人就有更大的局限性。在用“经济人”范式来分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时 ,需要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的行为动机分析。

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价值旨归

提出构建以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为终极价值取向的服务型政府,关键是要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基本价值归宿。通过对公共利益的理论阐释,尝试从公共利益的视角去探寻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目标与途径,认为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规定了服务型政府的伦理精神、人性要求以及职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