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县级公共图书馆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对鄂、渝、湘、黔若干县级图书馆的调研分析

文章选取了我国欠发达地区25个县级公共图书馆,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具体实施情况开展深入调查。发现当前我国欠发达地区县级公共图书馆的法治化治理水平有所提升,但地方政府依法保障的情况仍然堪忧。为此提出了4个基层公共图书馆法治建设着力点,为新时代基层公共图书馆的法治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公共数据开放的逻辑意蕴:现状考察、问题检视与法治进路

[目的/意义]数字法治政府是与数字中国、数字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样态。数据要素已成为数字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公共数据开放则是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议题。[方法/过程]文章选取中央及浙江、山东、贵州、广东、四川、福建、广西、海南、江西、江苏10个省份的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作为研究样本,对当前我国公共数据开放法规政策体系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检视数据开放中存在的问题。[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数据开放存在内涵边界存在不确定性、法规政策体系存在缺口、行政法治制度供给欠缺、公民数据权利保障机制尚未成熟等问题。为此,应明确公共数据概念界定和权属性质、完善公共数据开放法规政策体系、建构公共数据开放行政法治秩序、健全公民数据权利保障体制机制,进而将公共数据开放融入法治轨道之中。

美国行政法中政策声明制定程序及启示

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大量的指导性文件,其在法律效力和功能上与美国的政策声明相似。政策声明是美国行政规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效力方面,政策声明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和法律效果,但可能产生事实上的拘束效果。在制定程序方面,政策声明虽豁免适用《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节规定的通告评论程序,但在实践中经历了加强程序控制、反思过度正式化的程序、关注制定程序电子化和灵活性的发展历程,折射出美国国家机关持续在行政效率与民主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在类型化的基础上,政策声明的制定可能经历启动、拟定草案、审查、公众评论、公布最终规则和后评估等具体环节。政策声明制定程序受到法院的一定控制,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拒绝公众请愿的决定、通告评论、公布最终规则等重要程序进行审查。可借鉴美国政策声明制定程序的规范要求与实践经验,完善我国指导性文件的制定程序,注重指导性文件制定程序的规范性与灵活性,通过前评估与后评估程序发挥行政自我拘束作用。

论气候法治的公私协同进路

公私协同应当作为气候治理的基本模式和气候法治遵循的制度逻辑。这不仅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路径,也是构建气候变化适应型制度体系的内在需求,还是气候法治公私交融属性的重要体现。在气候法治的公私协同模式中,各主体应当基于商谈理性实现互动,以气候信息为节点构建风险应对体系。在具体机制构建层面,气候法治体系应当结合公私协同模式的体系特征,从主体、治理框架和法秩序三个层面体现公私协同的制度逻辑,即以协同共治为基底构建主体决策机制,以信息沟通为核心构建治理框架,以公私法协同为线索构建气候法秩序。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法治化:立法空间、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法政策学分析显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目前仍存在立法空间。为提高其治理法治化水平,应基于权利、平等与均等并重的立法价值取向,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两个方面进行建设。首先,建立国家、地方、部门多层次法律制度体系,从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制定应当广泛征询社会意见并通过法制部门审查、政策转化为法律应当达到稳定的条件、加强法与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等方面建立法与政策的良性互动机制。其次,建立包括主体、内容、程序、监督在内的一整套行为机制,逐渐推进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能力法治化。

我国《对外关系法》的内容体系及其实施探讨

“涉外法律”可以分为“涉外公法”“涉外经济法”与“涉外私法”。2023年6月28日通过并于同年7月1日生效的《对外关系法》属于“涉外公法”的范畴。该法共有六章四十五条,含总则、对外关系的职权、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对外关系的制度、发展对外关系的保障及附则。它意在申明中国的对外关系活动将严格按照法治轨道运行,促使涉外法律体系更为完备,更有利于开展涉外法治斗争和维护国家、企业和国民利益。针对该法的宣示性及高度抽象和概括性,在该法实施过程中,我们首先应加大相关研究,为立法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有效实施打下基础;其次要协调好《对外关系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再次采取有效实施《对外关系法》的具体举措;最后要注重非国家行为体对实施《对外关系法》的影响与作用。

公立医院法治建设背景下全面合法性审查探析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公立医院全面合法性审查工作面临一系列问题,必须正本清源,加强法治建设,以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不断优化合法性审查的各个环节。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了公立医院法治建设背景下全面合法性审查,以期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三治融合”何以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

内生动力不足是困扰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的重要因素。文章以西安市长安区四皓村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分析“三治融合”如何激发内生动力进而赋能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首先,“三治融合”构成的农村“现代公共规则”与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中的认同、参与、资源等基本要素相嵌合;其次,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机构,通过“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形成内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动,构建不同价值的双重循环,搭建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关联,产生农村集体公益设施建设和管护中的内驱力;最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不能仅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内外力量的互动是农村发展过程中内生动力生成的逻辑前提,构建村民个体与村社共同体的关联和认同是关键。

公物法视域下国家文化公园的法治化运行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工作,也是丰富公民文化生活,提升公民文化权利保障程度的关键一环。国家文化公园在建设过程中遇到定位不清、主体不明确、运行规则不健全等难题,集中表现为法治理论资源供给不充分。公物制度作为行政组织法的重要制度内容,与国家文化公园在公益性、国家性和复合性三个层面具有内在共通性,同时能够克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清、基本属性不明确、管理体制不健全等诸多难题。公物制度的先天优势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体与管理体制的厘定提供依据,明确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程序和治理模式,同时为国家文化公园的运行理念、运行方式、运行界限、纠纷解决方式等运行规则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

城市共享电动单车治理中的理论问题

共享电动单车在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在给人民群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很多问题。治理这些问题必须依据一定理论。首先明确共享电动单车的准公共物品属性,进而明确政府对其负有监管职责;其次现代公共管理讲求善治,在当代中国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共享电动单车治理必须围绕这个中心不断改进;再次必须实现共享电动单车治理的法治化,不仅要尽快地立法还要实现“良法善治”,即围绕“以人民为中心”进行立法并执行。从这些理论及其他相关理论出发制定相应对策,才能解决前述问题。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法治化构造

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是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重点。从基本属性、资源利用和表现形式三个方面廓清自然资源资产的概念内涵是建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的逻辑起点。在宏观层面,公权力规制失范与私权利保障失衡是阻滞自然资源资产实现有偿使用的主要原因。在实践层面,价值核算体系混乱、使用范围模糊、使用方式粗放是推动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走向法治化道路的现实动因。以法治维度构造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应以“公权管制”与“私权自治”为中心,准确释明自然资源资产的法律概念;明确允许有偿使用的自然资源资产范围;建立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共享机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的程序性规则,为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制度保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影响乡村共同富裕——基于D村和S村的双案例研究

步入新阶段,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成为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山东D村和广东S村两个案例,依照“资源—规则—效能”分析框架,探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乡村共同富裕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由于股权结构、参与方式和分配原则的不同,形成不同取向的内生规则,进而影响乡村共同富裕成效。其中,以集体化股权结构、过程式参与、公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社区合作型集体经济,维系了经营过程的集体性和内生规则的公共性,进而提升了乡村共同富裕内生发展能力。而以个体化股权结构、监管式参与、共有利益分配为特征的股份合作型集体经济,偏重于集体经营的经济属性且吸纳了政治动力,致使内生规则的去公共化以及乡村共同富裕的目标偏移。从战略定位来说,集体经济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经营的层次,还应着眼于激发集体的政治活力,并由此建构公共性的规则秩序,以便对乡村共同富裕事业施以正向性影响。

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面临的若干困境与对策研究

中医药在抗击新发突发传染病等情况中具有特殊优势和独立价值。发挥中医药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领域的功效,需要明确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分析将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中的障碍、隐患与伦理风险。通过优化中医药融入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法律制度,完善中医药防治重大疫情的卫生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提升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临床科研技术力度,加强中医药学科教育及人才队伍建设,基于中西结合的背景,推进中医药融入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基于Petri网的面向公共过程的协同业务过程验证方法

如何在保护隐私性的前提下高效地验证协同业务过程的正确性,是业务过程管理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为此,提出一种基于Petri网的面向公共过程的协同业务过程正确性验证方法。首先,采用Petri网对组织的私有过程和协同业务过程进行建模;然后,基于私有过程的控制流,定义了基本块结构(包含顺序、选择、并发、循环及同步链接结构)并提出对应抽取规则集;最后,将私有过程的控制流转换为通信进程代数(ACP),利用ACP进程的等式理论证明抽取前后模型的正确性一致。通过大量实验,并与现有典型验证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现有的方法,所提方法可以在保护组织隐私性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协同业务过程正确性的验证效率。

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其中的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方向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目标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责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法学教育体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改革重点论,搭建起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系统理论。公安院校是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应当以“五论”为根本引领,着力培育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高素质公安法治人才。

数字经济时代公共图书馆法治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对公共图书馆建设作了重要的政策与法律部署。将数字经济与公共图书馆法治研究相结合,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公共图书馆法治的新变化与新调整。相较于传统法治,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图书馆法治发生重大变革,包括:数字经济对公共图书馆法律体系的影响;数字经济时代公共图书馆行政管理的变革;数字经济时代推动读者、馆员等主体成为积极的守法者。数字经济时代公共图书馆法治面临一系列挑战,具体包括:公共图书馆数据信息安全受到威胁;低质量的数据信息容易导致公共图书馆行政管理决策的失误;读者、馆员等主体的个人隐私容易受到侵犯。为了应对数字经济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我国应当加强公共图书馆法治建设,具体包括:加强公共图书馆数据信息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公共图书馆行政管理相关数据信息的质量;加强读者、馆员等主体个人隐私信息的法律保护。

基于多普勒效应和九零法则的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思路与策略研究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与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出行需求的快速增长,各类交通安全隐患日渐突出,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地区交通事故的预防工作已成为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多普勒效应频率的变化划分出不同的交通事故危险程度,为公安交通管理者提供系统科学的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技术和方法,以九零法则为关键策略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和客运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能够有效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伤亡人数,确保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态势持续稳定向好。

探究动物表演法治化规制路径——以全国首例亚洲象公益诉讼案为切入点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动物福利观念的兴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新时代的指向标,动物表演的实质及其规制问题为社会所关注。近期,全国首例亚洲象公益诉讼案既反映了人类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又反向揭开了我国动物表演领域相较于域外法治存在模糊地带。为使我国动物福利得以完善,各主体可借鉴域外经验,从立法、执法、公众参与等方面入手,赋予动物表演法治化的规制。

新中国法治宣传教育的变迁逻辑与实践理路

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伴随着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法治宣传教育经历了法纪宣传教育新起点、法制宣传教育新时期、法治宣传教育新时代三个阶段。在新中国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有以下四个层面的演进逻辑:在概念范畴上,从“法纪宣传教育”到“法制宣传教育”,再到“法治宣传教育”;在宣教模式上,从运动式的“政治动员型”到常规化的“政府主导型”,再到科学化的“双向互动型”;在功能目标上,从“破除封建陋习、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到“培养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加强依法治理”,再到“增强法治观念、提升法治素养、建设法治社会”;在宣传方法上,从“传统普法模式”到“网络普法模式”,再到“智慧普法模式”。法治宣传教育理念、内容与方式方法多重演进的背后是法治中国建设模式与国家治理理念的现代化转型。纵观70余年的伟大历程,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不仅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也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分类指导与突出重点、坚持与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下“地方法治竞争”范式的反思

法治是现代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建构受制于国家治理结构。“地方法治竞争”范式能否成立,需纳入整体性的国家治理制度逻辑与观念传统之中进行考察。通过“地方法治竞争”推动法治国家建构,实际面临诸多现实制约和实践难题,受限于观念上的工具主义法治观、体制结构中的一统格局和国家权力的功能主义,这三者具有深层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根源。因此,探索法治国家建构的中国道路,需深入国家治理观念与政治社会结构,更新对法治理念及其构成元素的理解,走出工具主义法治观,在中国国家治理架构下自上而下推动,逐步走向“治理主义”法治观,认知法治的治理功能,并且将“法律正义”视为一种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