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信仰嬗变视野中的孔子天命思想

在西周天命思想中,"天人互动"的核心理论是:天帝具有"惩恶扬善"的属性;人依据自身善恶邀天福、避天祸。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社会现实与上天"惩恶扬善"理论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从而导致传统天命信仰嬗变。孔子以此为契机,创造性地阐释了上天对个体命运与社会秩序的主宰,转化了由上天主宰人世祸福的内涵,重构了与传统天命思想既联系又有极大差异的天命学说,以适应时代的理论需求。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性基础

人性是哲学的基础,也是一切人文科学,包括法学的理论根基,随着刑法学理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研究的触须必然要伸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问题。人性有恶的一面,权力也是一种必要的恶,故要对司法权加以限制;人性又有善的一面,因此,人是目的(康德语),应当尊重人所享有的尊严,保障无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不受侵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生长出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即对司法权的限制与对人权的保障,构成了罪刑法定的人性基础。

曲亭马琴读本序跋与李渔戏曲小说论

曲亭马琴基于与李渔相似的人生境遇,以及对其创作才华的钦佩之情,模仿其号自名“蓑笠渔隐”,并由此抒发了执着于小说创作,不顾正统文人讥笑、不愿与世俗为伍的隐逸之志。具体到小说观念方面,曲亭马琴立足于自身的文学标准,在深刻接受李渔“义发劝惩”主张的同时,在“取事凡近”上又与李渔大相径庭。而且,两人在作品中都倾注了巨大心血,马琴甚至模仿李渔在《八犬传》的结尾发出了同样的感慨,这一点亦颇令人深思。

民俗故事中的精神

中国民俗故事反映了各民族的精神风貌,概括起来,1.天人合一的精神,即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互助互生;2.惩恶扬善的精神,体现了儒家仁孝的思想;3.除旧更新的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淘汰陈旧落后的东西,生长新的风俗习惯,与时俱进。

先秦两汉时期司命神的文化考察

司命神在先秦两汉时期是主管人的生死、寿命和命运的神祗,它是官方与民间共同信奉的神灵。由于星占学的影响,司命神在汉代被进一步人格化,同时司命神被赋予更多的神性职能。司命神执行诸多职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劝勉人们诛恶行善,而民众信仰司命神多是为了求得延年益寿或消灾免祸。

李渔的劝善惩恶文学观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接受——以《曲亭传奇花钗儿》对《玉搔头》的翻案为例

在明清通俗文学的积极影响下,作为町人文学主流的日本读本小说应运而生。江户时期读本巨匠曲亭马琴在文艺创作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深受李渔文学之影响。文章以马琴首部翻案李渔之作为例,在劝善惩恶文艺理念的框架下,重新解读该作品的翻案手法,窥探李渔的通俗文学在日本的接受。

明清小说序跋中的“劝善惩恶”说

对明清小说序跋中的劝善惩恶说,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劝善惩恶说的内涵;在小说创作中如何劝善惩恶;劝善惩恶与因果报应的关系;劝善惩恶说的价值。探讨明清小说序跋中的劝善惩恶说对提高小说序跋在小说理论史上的地位具有很大的意义。

“清官情结”文化探源

清官是中国戏剧中的类型人物。宋元至今,清官戏大量涌现并不断演绎,形成了中国戏曲源远流长的“清官崇拜”情结。清官故事和清官崇拜情结何以能被民众喜闻乐见,千载传颂,从文化批评的视阈看这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惩恶扬善的伦理诉求、社会公正的大众期许以及英雄神话的文学位移的结果,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

鹿邑老子与两个金瓜传说研究

在圣哲老子的故里河南鹿邑,至今流传着老子与两个金瓜的传说。该传说用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惩恶也是为了扬善。另外,李耳种的瓜籽结出金瓜,而张暴种的瓜籽先结出金瓜又变成纸灯笼的故事情节,则表现了鹿邑民间对上古万物互通互化观念的创造性继承。小故事,大道理,其文化价值、思想性和现实意义都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