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评鉴不伤司法?——作为司法管理的司法评鉴证伪

司法评鉴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理性”活动,当前我国司法评鉴呈现出明显的缘木求鱼倾向。伤害司法的评鉴有四种特质,包括牺牲司法内在逻辑、颠倒手段与目的、违悖一般生活常识以及掉入“钱穆制度陷阱”。就最低判准而言,只有不伤害司法的评鉴,才可能是好的司法评鉴。

钱穆论气候与文化的关系

钱穆是近现代著名的学通四部的文化学者。在论述不同文化特质的过程中,钱穆喜欢从自然地理环境入手,阐发自然地理环境包括气候条件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北温带”“大平原”“大小河流交错”的生存环境特点对中国文化特质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文化的大一统趋向、中国人勤奋耐劳的品格等都与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钱穆重视自然地理环境在文化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不能因此说钱穆的文化观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钱穆对张载“太虚”观的解读

“太虚”是张载关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关键范畴,也是争议最多的范畴。钱穆概括关学为“长精思,重力践”,认为张载是“粹然一儒者”。他对张载“太虚”观念主要从幽、常、本体、全体、主体等角度加以解读。钱穆基于“虚”“气”不二的根本性认识,认为“气”(包括气化以下)是从部分着眼,为一偏,为一客;“虚”是从整体着眼,为一全,为一主,为学界整合以“太虚”为“清通之气”或“形上本体”等不同见解提供了新思路。

钱穆朱子文学研究刍议

钱穆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宏观上研究朱子的三大文学著作、文学理论和创作。认为朱子会通经学、史学和理学而治文学,《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为文学研究找到一条文道融合之路。朱子的文学理论继承了以“言志”为标志的儒家诗学,其文道合一论要求诗文既有艺术魅力,又有教化意义;“比兴”观要求义理与诗文遘合,使诗歌具有感发人的情感和道德功能。认为朱子之诗具有高古淳雅的格调,合唐、宋诗之长,可以消除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钱穆还编纂《理学六家诗钞》以纠正世人对理学家的偏见,认为理学诗境界近“道”,朱子的文学成就彰显了中国古代诗学的政教属性和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正面价值,最符合传统文化“融和合一”之精神。

中国传统师道的现代践履:基于钱穆教师生涯的探析

钱穆自十八岁初登杏坛,在执教谋生中自求长进,苦读摸索,后又走上大学讲台,成为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其教育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作为一名师者,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讲学足迹遍布南北,可谓桃李满天下。作为一名学者,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笔耕不辍,为中国文化教育开辟新道路。钱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主要是靠自学苦读从最底层的乡村走向了中国学术的最高舞台,堪称“善自得师”的典范。而其不寻常的教师生涯背后,体现的是他对于中国师道传统的接续。在对中国传统师道的体悟中,钱穆以所学所教,成为对中国传统师道加以现代践履的突出代表人物。

论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

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在史学和文化学方面成就显著。因其晚年著述《朱子新学案》影响很大,学者们也较多地关注到他的朱子学诠释。然而,学界却对其阳明学诠释关注甚少。通过对钱穆原始文本、佚文和书信的考证,我们找到了钱穆诠释阳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点,并根据这些转折点重新划分了钱穆诠释阳明学的学思历程,即1937年之前的赞赏阶段、1937年到1960年的反思阶段和1960年之后的批评与重构阶段。在这三段学思历程中,钱穆以历史文化视角安放了阳明与朱子在儒学史中的位置,并构建了统一中国人文传统和西方科学知识、绾合“心知情慧”和“物理事变”的文化理想。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钱穆《论语》研究与日本中国学的关系——以蟹江义丸《孔子研究》的影响为例

青年钱穆虽未到过日本,但通过师友以及日文书籍接受了日本中国学的影响,尤以蟹江义丸的《孔子研究》一书为代表。《孔子研究》直接启发了钱穆《论语要略》的写作,钱氏在材料、结构及论点上对蟹江书多有模仿与取鉴,但同时在内容与方法上也有反思与取舍。不仅如此,《孔子研究》对钱穆告别五四思潮的激越,确立尊孔及立足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方向,也产生了影响与推进作用。这正体现了钱穆择取扬弃海外学术资源,最终自成一家的发展轨迹。

钱穆的体育人生及其体育教学观

钱穆既是声名显著的国学大师,又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除在学术思想方面有极深的造诣外,他的教育理念越益受到重视,其体育教学观同样值得关注。钱穆不同时期的体育活动,无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当时大中小学体育教育的真实写照。他早年参加的体操课程,深受军国民教育的影响;实践体操课程的生活化,既受西方自然主义的影响,又有自己立足实际的愿景;把体育当成“游艺”更是其对生活、学问的感悟,蕴含着其追求身心合一、道艺合一的深意。

上海图书馆藏《全黔诗萃》稿本新考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全黔诗萃》现存六十五卷,是海内孤本,也是保存历代贵州诗歌最多的黔省诗集。是书由铜仁茶园山徐楘编成于咸丰初年,而非由徐氏曾孙徐承锦在民国时期据徐楘所辑《黔诗萃》增补而成。在徐楘编《全黔诗萃》的过程中,取材广泛,其妻许韵兰、舒芳芷皆深度参与了此集的编次、校订。《黔诗萃》本是为编《全黔诗萃》而作的前期资料汇编,在《全黔诗萃》编成后转而成此书的简称见载。此编上承《黔风》诸集,下启《黔诗纪略》系列,既是一部通代贵州诗歌总集,也可谓是铜仁徐氏家族诗歌总集,在文学、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钱穆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以“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为考察中心

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见解独到,得出了自秦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并非专制的结论。此一观点在学界颇多质疑和批评。其实,在研究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看法时,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钱穆的"非专制论"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近现代哪一派思想主张而言的?面对各方面的批评、责难,他为何一以贯之地坚持而不变初衷?依据儒家理念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台谏制、封驳制、铨选制是助长了君权,还是限制了君权?中国传统政治是否仅可用"专制黑暗"一语来加以概括?这种观点是否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钱穆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是否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有,怎样去发掘、整合,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对传统政治理解的失误又在何处?怎样去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对钱穆的研究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及其失误作出客观的叙述和评说。钱氏的这一观点既可以引发学界反思常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做进一步的思考,也可为今后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将中国传统政治这一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钱穆论中国教育目的

钱穆认为,中国教育目的应该包括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却又彼此相通的层次。所谓做人,即做一个身心全面发展的人,而身心全面发展则以道德为核心与统帅。所谓做中国人,即我们应当具有"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之心理;换言之,作为国家一成员,我们应当具有"立国精神";作为民族一分子,我们应当具有"民族精神"。所谓做世界人,第一,我们应当在不忘本我的前提下努力向其他民族学习;第二,我们在关心自己民族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关心其他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钱穆的上述思考,必将有助于当下中国教育目的之完善。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钱穆对史学方法论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研究历史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 ;研究历史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 ;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 ;研究历史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

梁启超和钱穆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在体例渊源、写作宗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本文结合它们成书的时代背景，揭示近代学风的嬗变对两书的影响，深入探讨造成它们差异的原因，并以这两种学术史的写法为视角，附论近代学风的内在转型问题。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上半叶,如何认识和书写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的重要学术课题。在三、四十年代,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从先秦典籍的类别《诗》、《书》、《春秋》和"礼"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认为中国史学具有自由、人本和理性的精神;传统史学多样化的体裁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通史体裁的创立和完善则确立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也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变革指明了路向。钱穆对传统史学的内涵、特质和价值深入发掘,与反传统史家的主张相对立,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认识和新书写,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钱氏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是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 ,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 ,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从“文以载道”到“艺术就是人生”——钱穆美学思想基本问题论析

钱穆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儒家美学思想有着历史的承继关系。他提出艺术就是道义,艺术就是人生的美学主张,这是他对前人“文道”说在现代人生中进行的新思考和新阐释。这一观点是他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他任何艺术探讨都不能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