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史》和《清史稿》看荀学的历史演变

明清是荀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时期。《明史》《清史稿》是记载明清历史发展的大宗史料。《清史稿》出现荀子的次数比《明史》多14次,并且与荀子有关的内容在两史中的分布和关切也各不同。荀学对明清官方的影响处于边缘地位,明清时代对《荀子》的重视、荀子性恶论的评价、荀子传经的关注亦各不同。明清荀学经历了由抑荀到扬荀的发展演变,与两代的政治、学术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考察两史成书的背景,清代实学发展与荀学复兴基本没有影响《明史》对待荀子的态度,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稿》对荀子的态度。十九世纪末以来的西学传入对《清史稿》记载和评价荀子的影响有限。

《清史稿》“西域——新疆撰述”探析

清末民初,中国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民族危机、国家危机、边疆危机,救亡图存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清史稿》中的"西域——新疆撰述"对此同样有着清晰的反映。针对新疆地处中国边疆边防重地,强烈的边防忧患意识与保边救国思想成为《清史稿》"西域——新疆撰述"的核心思想。

地域、政派与文化竞争:《清史稿》被禁事件的再审视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生的《清史稿》被禁事件,过去大多倾向于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在文化领域对以遗老为代表的旧的政治势力展开的一次主动出击。然而,从实际情形来看,《清史稿》被禁只是故宫博物院与国府争夺清史馆书籍归属纠纷中的副产品,行政院长谭延闿对查禁该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比之下,李石曾等国民党人与清史馆赵尔巽的宿怨则居于次要地位。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查禁,从侧面反映出北伐完成后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和地域分野,当中既有利益争夺,又有私人恩怨,实质是一次弱势的文化专制。

被推崇为“良法”的康熙、雍正诸条例——劝与惩的导向及其精神

《清史稿·刑法志》的作者许受衡,在评价清代法律形式之一的"例"时,一口气说了清代的6类7种"良法"。它们出现于多个领域,既有正面的"教""劝",又有反面的"惩""杜",是许受衡所认为的体现清代盛世气象的"良法"。这里的总体精神是在劝与惩之间,作者是既嘉其宽,又赏其严。许受衡以"隐合古义"和"矫正前失"为判定制度优秀与否的两个标准。前者被理解为是"复古",后者被理解为是"矫弊",两者同被认为是有所进步、有所创新的两大领域。最终体现的,是或严、或宽。严、宽之间,宽有宽的道理,严有严的考虑。在许受衡关于清代法律的总体评价里,我们能体味到的是作者对这些制度、这些措置,以及在这背后的观念、意识、精神的自信,而丝毫看不出这是在大清帝国已经覆灭之后关于末世之法的一种回顾。这是一种制度的自信,是中国人对其良法美意的肯定。

桐城派与《清史稿》的编修

民国初年桐城派学人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入史馆参与编修清史。他们久居史馆,主修列传,辅以书志,为成一代名史而兢兢业业。他们将"辞章、考据、义理"与"才、学、识"相联系,在编修清史过程中注重史料的搜集、运用,追求史事真实,在文辞上颇守家法。他们所修史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未被《清史稿》收入,但不能抹杀他们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清史稿·西藏传》正误

对照校勘中华书局点校本《清史稿·西藏传》发现其部分内容主要是依据魏源的《圣武记》编写,未加查核即照抄转。根据藏、汉文史料和现代藏学家的科研成果,考证两书均有违史实之误,现加以订正,供历史研究参考。

《清史稿·忠义传》入传标准探析——兼论《清史稿》所涉清遗民的忠义观

《清史稿·忠义传》是由《清史稿》总纂之一夏孙桐拟定条例,交章钰具体整理的。对照夏孙桐《拟清史忠义传办法说帖》与《清史稿·忠义传》文本可知,章钰在夏孙桐入传原则的基础上有所拓展,所收人物类型包括:武官勇烈较著、地方文官恪尽城守、以死殉主、招抚叛军、回乡助守、当时未死难、鼎革殉节、临危授命、平民奋起抵抗等。此外,对于同一类人物,以对清政府影响较大的战事为主;亡于同一战事之人,则选取有忠义实迹者。上述入传标准,集中反映了《清史稿》所涉清遗民的忠义观:参与编修清史的遗民将修史之事看作报答"故国"的唯一途径,反映在"忠义传"的编纂上便是力求全面而深切地呈现清代臣民的忠义之思;他们秉承宋代以来"事君无贰"的绝对"忠君"观念,并认为"君臣大义"重于"满汉之别",选取人物时便注意官、民皆收,满、汉兼取,且突出汉人看重"群臣大义"的一面;清遗民对"鼎革是否当殉节"持有不同看法,直接导致《清史稿·忠义传》对民国代清后殉亡之人虽有收录,却人数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