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唱和传统的现代嬗变

抗战时期,郭沫若深度参与了陪都重庆文士间的旧体诗词唱和,尤其是与他密切相关的"寿郭"唱和、"屈原"唱和与"沁园春"唱和,见证了战时郭沫若的文化实践与政治的复杂关联。通过"寿郭"唱和,他在左翼政治文化之外维护了一个私人化的交际圈;"屈原"唱和则表达了他被国民党疏离后的不满,不无讽谏之意;较之前两次唱和中他与政治间的模棱关系,"沁园春"唱和时他主动选择了政治阵营,诗词酬答因而不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成为文学与政治间的交互往来,这促成了抗战时期诗教传统的功能嬗变。

新解偶得——读李白、屈原诗词有感

著名建筑学家冯纪忠教授,系我校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第一任院长,现旅居美国。此次回国与我校建筑系师生座谈,讲解有关建筑诗情,遂有本文,特刊登之,以飨读者。

二美杂会还是洁秽相混?——屈赋“芳泽杂糅”诸句释意简析

对屈原《离骚》等作品中的"芳与泽其杂糅兮"诸句,古今学者的解释存在分歧和矛盾。本文支持王逸以来释"芳与泽"为芳香与润泽的观点,并分析了解"泽"作与"芳"相对的污秽、垢腻之类义项的释意的错误原因,指出其思路与前提本不确当,可以视为读懂古书、解决某些字句训释分歧时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论屈原诗歌的比体艺术

传统诗学中的比不应被理解为通常的比喻,比是主体对象化的一个重要艺术途径,而屈子不少篇章实为比体艺术的标竿。就今存作品来看,屈作比体艺术肇始于《橘颂》,至《离骚》蔚为大观,至《招魂》、《九歌》登峰造极;起初主体对象化而生成的能指缺乏独立性和整一性,其后能指独立性大大增强,最终可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展开,而不为主体拘囿,屈子的诗歌艺术也因此达到极高的境界。《诗经》兴多比少,屈作比多兴少,关键就在主体对象化的程度不同。屈子的比体艺术凸显了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营求,蕴含着独特的游戏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