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在戚继光军事实践中的应用与发扬

戚继光自我修养以“正静内治”为本,并外化自修所得于军事,上承孟子“养气说”、王阳明“性气说”,以心学之理入兵,治军治气,练兵重胆气,由心入手,推促将士感应良知,以“联情义”为要举,着力于心、性、气运作,启发配合意识,直接孙子所谓“令民与上同意”,就此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治军、练兵思想。实践证明,这些理论是科学的,也是实用的。戚继光在军事科学领域对阳明心学的应用与发扬,为丰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

戚继光剿抚苏阿普事功及遭史志湮没原因

戚继光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任命李超专剿苏阿普,进捣其大巢香寮土楼,歼灭其主力,命令李超与耿宗元互为犄角,追歼苏阿普残部,迫使苏阿普请降。戚继光审时度势接受苏阿普请降,将其安置在香寮附近,却被立功心切的地方官生事捕杀而重燃战火。戚继光安置苏阿普之举被俞大猷认为并非上策,戚继光剿抚苏阿普事功被定为最末,实遭非议与边缘处理。《明世宗实录》未提戚继光剿抚苏阿普事功,影响《明史》书写,实遭选择性失忆处理。

服饰视角管窥戚继光军事管理

华夏衣冠是礼乐文明的符号。戚继光为明朝抗倭名将,文章通过《戚少保年谱耆编》戚继光经历中关于服饰的记载,结合馆藏画像,对戚继光以及戚家军的服饰进行考察,并对礼仪在明代生活的具体表现进行揭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戚继光军事管理的思想内涵,以及礼仪制度在明代的继承和发展。

戚继光军事管理思想管窥

戚继光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儒学和兵学素养非常深厚。他凭借丰富的统兵作战实践经验,将兵学和儒学进行融会贯通,在练兵和实战过程中践行兵儒合一,形成“儒为体,兵为用”的管理思路,并独家创新“兵儒并用、对标练将、凝练胆气”的练将与练气理论,强调练将重于练兵,练气先于练艺,其具有高度实践性和指导性的军事管理思想,对加强新时代部队作战指挥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课程思政视阈下戚继光武术思想及其德育价值研究

目的:从历史角度追寻武术课程“育人”之道,分析提炼戚继光武术思想的主旨内涵,总结顺应时代发展的学校德育教育内容,挖掘武术课程思政元素。研究方法: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明代抗倭将领戚继光的武术思想主旨进行历史的分析、具体的分析和发展的分析。研究结论:戚继光的武术思想主旨表现为以爱国保民为根基的爱国主义精神、以爱卒善俘为灵魂的“侠义”精神、以重德重艺为指向的“实干”精神和以练但正心为底蕴的尚武精神。戚继光武术思想德育价值体现在:培育刚健有为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发展学生新时代“侠义”品质;激发学生实干兴邦的实用主义思想;引领尚武精神的时代传承。

戚继光军事伦理用诚逻辑理路

儒家之诚在戚继光军事伦理思想体系中具有支撑和联结的作用,联系起诚、爱、心、气、致用的军事伦理逻辑体系。儒家之诚在戚继光之前被哲人们探究出了本体、修养、存在三个层面的哲学意义。戚继光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军事伦理思想体系,提出军事本体意义上的诚——军本之诚;进而由诚发展出军队之爱;又探讨了爱与心气的关系即心气为爱之体;最终指明这套军事伦理构建的旨归——致用,体现了其军事思想极强的实用性。

军事社会学视域下的戚继光与戚家军——兼论倭乱期间东南兵害成因及其治理

倭乱期间,东南募兵制推行与省镇营兵制建置过程伴发的严重兵害问题,是明代结构性社会变迁在军事领域的突出表征。戚家军一反募兵为害常态,成为“堂堂节制之师”,成为揭示国家在军事领域因应社会变迁的典型案例。通过军事社会学视角考察后发现,以戚继光为代表的军事改革家顺应了明中后期军政管理与军事指挥体系的重构进程,妥善处理了军政关系,为克服体制弊端、发挥个人才能创造了条件。同时,他们顺应了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主要从户籍、粮饷、功赏等核心要素入手,通过拣择兵源、严控兵籍、足额粮饷、及时赏功等,成功地预防与抑制了兵害现象,创造性地解决了户籍管控弱化、社会群体复杂化背景下,利用募兵制建军与治军等基本问题,为后世管控与运用募兵武装提供了直接借鉴。

议戚继光“练将”得失

戚继光在长期军事实践活动中总结形成了独特的军事思想。其中的“练将”思想全面概括优秀将领的必备条件,并通过改革武学生源、教学内容、师资力量等推进“练将”实践,但其在丰富发展中国传统将帅思想的同时,仍存在一定时代局限性。

戚继光抗倭中的治军思想与实践探析

戚继光是我国古代将治军思想运用于实践的典范。面对明朝中晚期政治腐化、军力衰退而倭寇侵扰又日益严重的局面,戚继光大刀阔斧地进行军事改革,其治军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价值内涵和内在机理,并在治军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和运用,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取得抗倭战争的巨大胜利。探寻与梳理戚继光抗倭中的治军思想与实践,对当下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具有有益启迪。

戚继光军事保障思想述要

戚继光身为百战宿将,辗转南北,作战经验丰富,并对军事保障的运作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注重细致筹备作战物资,时刻准备领兵作战;他赏罚分明不忘体恤将士,稳固军心士气;还注重后勤防卫,让粮粮物资随行;同时自力更生,生产自补;更能因地制宜,因事就便调整后勤方略。戚继光的军事保障思想体现在其军队的建设和实践中,不仅在抗击倭寇时大放异彩,还在戍守北方边境时让蓟镇固若金汤。领略戚继光的军事保障思想,有助于发掘古代军事保障的发展规律以及军事将领的战略战术思想。

论戚继光的战守思想——从戚继光佚文《守论》说起

《守论》是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精华。“战胜”能力是戚继光战守思想的本质。戚继光战守思想在先代兵家思想基础上的进步体现为“一个不同、两点突破”。一个不同:讲“战”而不讲“攻”,讲“战守”而不讲“攻守”,更注重实效和可操作性。两点突破:一是主张“能战而后能守”,能守以能战为前提条件,强调的是“能战”;二是对“守固”视角下的“能战”作出了全面解释,指出影响战力的重要因素是人(将士),而人的因素中将领作用是关键,进而对“将”和“将将”提出了素质和能力要求。

古代旗幡设计与“五色”观念——以戚继光的旌旗设计为例

作为五行学说的衍生物,“五色”观念具有视觉的经验性、宇宙图式的神秘性和作为礼制的权威性。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古代的旗幡设计基本囿于五色,但已能充分实现设计的事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五色”观念曾是古人进行旗幡设计的“思维律”。

张居正与戚继光关系论略

张居正对戚继光的支持长达十六年之久,可谓一以贯之。自隆庆时期张居正就在职务、事权、军务等方面对戚继光给予支持。万历初年,张居正权力如日中天,得以用朝廷的名义继续支持戚继光,使其在蓟镇取得很多成绩。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既是看中他的才能有助于自己的"相业",也是为国家造养人才,并非结党,更不是希图贿赂。戚继光借助张居正的支持实现自己的理想,虽对张居正礼敬有加,但也绝非逢迎大僚、蝇营狗苟之辈。从时代背景来看,张居正与戚继光这对"贤相"与"名将"相得,是因为在国防危机的情况下,文官集团中的有识之士试图扭转"重文轻武"的风气,愿与武将分享更多的权力。戚继光作为能战名将适逢其会,因而被张居正赏识、提拔和支持。

戚继光籍贯新探

戚继光的籍贯,在《明史》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在明清文献中有着多种不同的表述,现代人看法也不一致。根据大量相关传世文献与新发现的碑刻等史料,戚继光籍贯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凤阳定远人,山东登州卫籍,其他各种说法均由此衍生而成。戚继光是明朝祖籍、卫籍双籍并存现象的典型代表。

戚继光军事思想探论

戚继光作为一位军事家,在晚明边疆危机中积极投入抗倭战争,全面主持蓟镇防务,通过长期的军事实践,积累、创立了其军事思想。戚继光军事思想经历了奠基、形成、发展和完善诸阶段,蕴含着两个理论来源:以《武经七书》为教本的兵学和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学。其内容主要是练兵、练将及战争指导的论述,具有注重实际、贴近实战、讲求实效诸特征,因而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

戚继光对孙膑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戚继光对孙膑军队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练将方面,戚继光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孙膑的将领优良论,而且详细论述了孙膑所未提及的练将方法;在练兵方面,戚继光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孙膑的选兵理论和练士气理论,而且具体论述了如何训练号令、阵法和武艺等问题,这是对孙膑练兵思想的发展;在治军诸因素关系方面,戚继光在继承孙膑思想的基础上,科学地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从而使其军队建设思想形成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体系。

戚继光武学思想的“儒道”与“释心”

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学和逻辑学方法,通过考察戚继光武学思想的理论内涵,论述其思想中包含的儒学渊源和其在实际治军和行军活动中对阳明心学"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理论的身体力行,以及透发出的汉传佛教之内在精神,并讨论戚继光如何通过其武学实践而将他的思想体系应用于世。认为:戚继光的兵儒合一之道践行着心学之路,他创造性的把王守仁的心学思想融会贯通至练将、练兵甚至军事作战当中,将武学与心学相融合,创造了军旅中的心学理论;戚继光的武学思想虽然成于儒家之道,又以阳明为之用,但其理论之大本之心却无处不透发出佛学的思维模式。戚继光的武学之路是一条践行"儒道",实践"释心"的大道。

从戚继光看中国武术与军事技术的关系

明代中期以来,随着火器大规模地使用与性能的提高,传统武术作用降低。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将二者关系活学活用,创造了一些战争和边防的辉煌。受制于火器缺陷和社会制约,火器技术处于有限发展的状况。

瑞安“藤牌舞”与戚继光浙闽抗倭的“鸳鸯阵”

源于明朝嘉靖时期戚继光对浙闽抗倭藤牌兵的操练布阵,清朝光绪年间的浙江瑞安"藤牌舞",传承其精髓"矮、滚、实、劲、圆、活",彰显戚继光"鸳鸯阵"选兵、练兵与用兵的智慧结晶,瑞安"藤牌舞"之所以几百年经久不衰、盛传至今,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爱国、爱民的伟大精神象征。

明代浙江省镇营兵制下海防建置探略

明初在浙江形成了以卫所、备倭都司等为主的海防建置。正统末至正德时期,浙江镇守文臣、武将与内官纷纷设立。嘉靖时期,浙江以巡抚提督军务、总兵镇守;其下兵巡道、参将分管各区,统所属备倭把总,侧重海防;备倭把总统沿海卫所。巡抚标下左、右营游击所统官兵,往来冲要之地,省镇营兵制海防格局形成。浙江为明代东南海防重镇,其省镇营兵制为九边以外地区之典型,抗倭主力"戚家军"便属此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