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败家子”茶事比论——《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例举

诞生于清中叶的三部小说《歧路灯》《儒林外史》《红楼梦》,其作者李绿园、吴敬梓、曹雪芹在相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描写不同的人群,从不同角度反映着康乾盛世下的社会腐败现象。以作者为原型塑造的主人公谭绍闻、杜少卿、贾宝玉具有“败家子”的典型特征,考察主人公的茶事活动亦能体现不同的茶文化内涵。爬梳比较三位作者诗文集中的茶诗词,或多或少能暴露作者创作的斧痕,用茶文化观照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无疑为明清小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清代中期开封的城市意象:以《歧路灯》为中心的讨论

开封城市历史虽然十分悠久,清代的相关资料却十分稀少,但从市井小说《歧路灯》中能整理出大量史料;再结合城市意象理论,从节点、标志物、道路、边界、区域等五元素的角度探讨清中期开封的城市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开封城市意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节点元素,其他四类元素往往围绕节点而展开。这一现象反映着清代开封城市发展的特点及性质,即仍停留于传统时期;受到历史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开封的繁华和兴盛很难维持,其城市意象也只能停留于点状元素,城市发展逐渐步入相对落后的境地。

略论《歧路灯》中的能性述补结构

现代汉语普通话用在动词后面表动作行为可能性的"得",《歧路灯》对应的有"得"、"的"、"哩"三个,其中表可能的"得/的"见于"动+得/的+补+(宾)"、"动+得/的+(宾)"、"动+宾+不得"、"动+不得/的+(宾)"四种格式;表可能的"哩"仅见于"动+哩+(宾)"和"动+不哩+(宾)"两种格式。普通话保留了《歧路灯》表可能"得"的绝大多数格式,区别仅在于《歧路灯》尚存的"动+宾+不得"在普通话中已经消亡;河南方言上述格式则均未沿用下来。

《歧路灯》助词“哩”之考察

在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歧路灯》中，助词“哩”不仅可以作语气助词，也可以作结构助词、作语气助词时，既能用于句未表示一般疑问、选择、诘问等疑问语气，也能表示陈述、推度、呼唤等非疑问语气。作结构助词时，既可以用同“的”，也可以用同“得”和“了２”。这说明助词“哩”在近代汉语中的用法比在现代汉语中要丰富得多。

《歧路灯》艺术百年研究述论

李绿园《歧路灯》研究百年,主要是近40年来,有关其艺术涉及或提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现实主义手法""‘写反面’‘写理’与‘正写’""‘第一回’与‘大团圆’结局""结构与情节""人物与语言""描写与议论"等诸方面,但总的来说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还有以下几方面有待进一步努力:以上诸说多为独见或新见,总体上肯定推扬者多,批评否定者少,都仍有推敲辩证或开拓延展、深入细化的余地;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总是受到其题材内容的制约,在不能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有比较一致认识的前提下,对其艺术的评价也将不可能进一步趋同;已有对《歧路灯》中人物、情节、描写等的研究,都还存在"死角"甚多、浅尝辄止的现象,更未随着时代的变迁对研究对象产生新的感悟或发现;应从文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的角度更多研究《歧路灯》不同于乃至超越《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地方,发掘《歧路灯》艺术的独特品位与风格,探讨树立其独特一流小说史地位的可能;《歧路灯》艺术研究与西方小说的比较研究方面空白甚多、余地甚大,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歧路灯》艺术研究诸家论述,除极少自我作古者外,多缺乏承衍交集之学术史的基础,而前后左右若不相关,其观点论证因无对照而特点意义不彰,也给后学造成综述文献的困扰。

《歧路灯》若干词语补释

在诸多学者对《歧路灯》词语释义的基础上,以近代文献资料为佐证,择举"笔帕"、"顶着神"、"老官板"、"马子"、"瓶口"等9条词语进行补充解释,以期有补于近代汉语词汇之研究。

从《歧路灯》看清中叶开封的商业活动

清中叶,开封的商品贸易高度繁荣。河南本土小说《歧路灯》中有大量关于清中叶社会经济风貌的描写,展现了当时开封贸易的全貌,诸如商业的发展、商业交通路线、商人经营行业等都有深入描写。小说中的客商在当时河南商业发展中占据主体地位,主要从事丝绸、当铺等贸易。本土商人实力较弱,主要从事药材和粮食贸易。会馆是客居异乡的商人进行社交的重要舞台,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了重要的载体和媒介作用。

《歧路灯》:当代教育启示录

清代李绿园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蕴含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它以浪子回头为题材、以劝诫青少年为主旨,提倡青年人"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从而成长成才。《歧路灯》通过艺术形象所表现出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值得发掘、探讨和反思。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单亲家庭”现象——兼论谭绍闻与王竺生的相似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出生于单亲家庭,这些单亲家庭可大略分为四种类型,这种模式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小说中的单亲家庭生存状况对我们今天的子女教育有着借鉴意义。《歧路灯》中的谭绍闻与《无声戏》中的王竺生有许多相似之处。

《歧路灯》词语校勘补遗

中州书画社1980年出版的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在一些词语的校勘方面还存在明显问题。本文利用同书及同时代词语用例、《歧路灯》清代抄本以及方言用法等,对部分失校词语进行补校。

儒家“心性”说对《歧路灯》写人艺术的影响

《歧路灯》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与作者对儒家"心性"说的独特理解与创造性的运用是分不开的。《歧路灯》中对谭绍闻堕落与浪子回头的描写,形象而生动地演绎了儒家"心性"说。

《歧路灯》词汇系统研究

以清代长篇章回体小说《歧路灯》为样本,对它的词汇系统进行定性定量的统计分析和研究,包括词频、音节数量和词长的统计,这有助于了解汉语词汇发展历史,丰富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信息库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近代汉语白话词汇系统的面貌。

对《歧路灯》协同类介词结构的考察

对《歧路灯》中表示协同类的介词结构进行考察,从中选取了"和"字结构、"同"字结构、"并"字结构以及"连"字结构进行讨论。这几个介词结构基本上都形成于唐代,有新产生的,如介词"和";也有从动词转化而来的,如介词"同""并""连"。这四个表示协同的介词结构的用法较多,有些用法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至今仍广泛使用。

关中方言对《歧路灯》有关语法现象的传承

关中方言从《歧路灯》里所传承的语法现象主要是:祈使句以"去"字煞尾以及"的、了"处于动趋式之间的特点,"不得"的"不能、无法"等意思和"只得"的"只好"义,"叫、教、着"用作使令介词的特点,"强如"的"比得过"义和"不胜"的"比不过"义,语气词"哩"用如"呢"以及旬邑方言"哩"字用作结构助词"的、得"等等。

试论《歧路灯》与原始儒学的关系

在《歧路灯》作者李绿园生活的时代,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理学,已经发展到了它的衰微期,无法挽救日益严重的封建末世危机。作为一个具有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李绿园虽深受理学束缚,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理学进行了反思。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把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中所体现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进步的原始儒学与理学进行对照。在这种对照中揭示出理学中衰落与消极的内容,从而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在思想上向原始儒学回归,以期通过弘扬原始儒学,改变人们的精神,达到挽救封建末世的目的。

《歧路灯》中的“把”字句

《歧路灯》中"把+名+谓语"其谓语可以是复杂的结构形式,也可以是单个的动词;根据"把"后宾语与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可将《歧路灯》中"把"字句划分为处置义、使役义、处所义、工具义等类;"把""被"融合、主语后置、宾语加长以及谓语空缺等是《歧路灯》"把"字句的特殊形式。

《歧路灯》栾校补正二则

本文利用《歧路灯》语料,参较其他文献,考释词语两条:老苗、长班。

《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

《歧路灯》通过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兴盛衰败,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阔公子,由于父亲去世太早,母亲娇惯纵宠,结交市井无赖,沉溺于嫖赌生活,以致家道败落,最后穷愁潦倒。由于现实不幸的教训,这才接受别人的劝告,翻然觉悟,痛改前非,最后走上重振家声的道路。告诉人们教育青少年的重要性,及家庭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作用。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歧路灯》命运之“难”

《歧路灯》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地位是尴尬的:100年前鲜有人知,80年前昙花一现,20年前火红满天,如今却是鸡肋一片。这种遭际一方面缘于它自身的文学性,另一方面缘于我们“类型期待”的失当,还有一个则是我们对儒学思想的现代性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