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悦教授运用藤类药从“气血分属”论治痹证经验

痹证指由于人体感受六淫侵袭,导致经络痹阻、气血不畅,不通则痛,从而出现筋肉、关节肿痛,伴活动不利等症状的病证。汪悦教授主张以通论治痹证,其对藤类药的运用有独到见解和经验。痹证不论病程长短,其病机均为经络痹阻、不通则痛,皆以通经活络为基本大法;汪教授临证用藤治痹,善从“气血分属”选之,以求行气活血、通达经络而愈。现代药理学认为藤类药具有抗炎镇痛、调节免疫等作用,是治疗风湿病的良药。通过对汪悦教授运用藤类药治疗痹证的经验进行总结,并从“藤药气血分属”的新视角展开讨论,最后附医案两则,以探究汪悦教授用藤治痹的分类选药、用量及配伍经验,以期更好服务于临床。

齐越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播音创作分析

齐越在建国后播送的一系列优秀通讯作品,为通讯播音树立典范。他善于运用充满激情的有声语言来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先进模范人物。20世纪60年代由他播送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体现出其个人播音风格的“三绝”特色:大气激越的抑扬之美,准确把握的时代精神,真实动人的独特感受。他的作品播出时代的强音,表达人民的深情,为后人指引播音创作的方向。

《论语》“子曰”生成及文体意义

“子曰”是《论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符号,它的形成既与“王若曰”“君子曰”有关,又与“乞言”传统有关。“若”最初是探听神意的祈祷活动,“王若曰”源于对上天意志的转达,通常出现在神圣的场合。“君子曰”是史官对某事某人所做的论断,是一种权威话语。“乞言”是养老仪式上向德高望重的老人求乞善言,以便为实际的政治生活提供指导。《论语》编纂者承继上述传统,将孔子话语改造为“子曰”,赋予孔子话语神圣性、权威性的特质。不仅如此,在上述传统影响下,不仅“子曰”文本大都呈现格言形态,而且也促成《论语》言行两录之“语录体”的生成。

晚清常州赵起约园复原及山水营造探析

【目的】约园是常州现存清代私家园林中面积最大者,今仅山水格局保存较完整。当前针对约园的复原研究涵盖的时间范围跨度较大,且对其各时期园林景象的描述较为杂糅。【方法】基于对可获得史料的对比考证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整合辨析,以首任园主赵起所居约园为研究对象,补充赵起亲友及其他约园亲历者的文章作为指导依据。【结果】细化讨论了约园构园初期的空间布局,探讨赵起约园复原方案的其他可能性。以此为基石,重点分析赵起约园的掇山置石与理水,总结山水方面的造园特点。赵起约园造园风格整体反映了清中后期江南造园的时代特色,园林空间呈现多组团、多视点的特点。作为功能复合的傍宅空间,约园同时满足了园主日常读书会友活动与追寻山水林泉之乐的需求。“岛山置水”的独特山水组织方式以及分离观赏的掇山与置石,受到晚明后“画意掇山”观念变迁的影响,兼顾了园林游观的动静体验。【结论】常州约园研究是对苏州、扬州等焦点江南城市以外晚清文人园林的山水范式与营园特色进行还原与分析的一次探索,丰富了对传统江南文人园林的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为晚清江南园林研究以及后续其他常州园林复原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景岳全书》探讨卫气与汗证的关系

汗证是以汗出异常为主要表现的病证,现代医学中的多汗症可归属于中医汗证范畴。中医论治汗证历史悠久,疗效显著。明代医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对于汗证有较为系统的认识,认为汗的启闭由卫气所主,自汗盗汗各有阴阳之证,治疗应以此为基础,详察病机,辨证施治。其对汗证的相关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后世治疗汗证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卫气对于汗的重要调节作用,启示临床诊治汗证既应以阴阳为本,调和阴阳,亦应重视调护卫气。从《景岳全书》对卫气与汗证的有关论述,探讨卫气与汗证之间的联系,以期为临床治疗汗证提供新的思路和参考。

情深意切真挚感人——齐越播讲《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的语言表达艺术

播音艺术家齐越播讲的《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魅力,曾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在语气处理上,基于少年儿童为播出对象,透着语重心长、慈爱仁厚;在情感处理上,基于对周总理的景仰爱戴之情,由衷赞美、深切怀念;在节奏把握上,基于对周总理人生故事的熟稔于心,娓娓道来、平稳舒缓。作品展现了齐越播音造诣高超精妙、丰富多彩的境界,是他播音生涯中光彩亮丽的一笔,也是播音艺术界的典范之作。

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述介

《七侠五义》整理本甚夥,但都未能尽善。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后出转精,为一般读者与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规范可靠的新整理本,本文即对此加以评介。

《石仓契约》(第一辑)语料价值初探

石仓契约是迄今为止浙江省内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村落文书;从语言词汇学的角度探析其研究价值十分有必要。《石仓契约》(第一辑)辑录的契约和其他地方契约一样,有着固定的格式,使用特定的词汇,但它的价值更多地表现在:使用了一批特有的地方词汇,极大地丰富了契约文书的词汇;在相同的结构中往往变化使用不同的词汇,形成了数量颇丰的同义词;使用和创造了一批不见于前世或仅存于石仓契约的词汇;由于《石仓契约》记载了近两百年的历史,其部分词汇发生了更替演变,等等;这些应得到重视。

论魏氏月体纳甲说及其对虞氏易学的影响

在中国易学发展史尤其是两汉象数易学史的研究当中，对于作为易学范畴的月体纳甲的探讨，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将对东汉魏伯阳在西汉易学家京房纳甲说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的月体纳甲说，作一阐述。同时，本文进一步揭示了魏氏月体纳甲说对汉魏时期著名易学家虞翻的易学思想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清华简《越公其事》与句践时代的经济制度

清华简《越公其事》的公布,为我们了解吴越争霸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新信息。首先,其中的"五政"隐含有计户授田的信息;其次,"征"的出现,颠覆了越国不征赋税的观念,也进一步否定了"越国原始社会说"这一传统认识。再次,"五政"也显示了句践政权的市场管控措施,这对理解越国的官营手工业与官营商业也具有一定价值。句践时代的经济制度,其本质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实施全面管控,这为后来句践发动平吴战争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从《豳风·七月》看先周主体意识

《诗经》赋予人的个体情感以文学的形式,承载并发展了人类主体意识。如《七月》中展示的先周社会种种活动和仪式,是两周宗法礼教社会的先声。自周公以来,周人农本社会制度的礼仪规范日趋丰富、严谨,这个制度形成的过程,是周人社会意识、组织意识觉醒的过程。《豳风·七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先民主体意识的萌芽和发展。

“所与是客观的呈现”说评析——以金岳霖、冯契为例

金岳霖的知识论直接从认识主体的正常的感觉出发,认为正常的感觉内容就能够使认识主体直接达到客观存在的外物。正常的感觉内容就是所与,所与也就是外物,结论就是"所与是客观的呈现"。冯契认为金岳霖知识理论的这一出发方式克服了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缺陷,能够使认识主体可以直接地达到外物,是对认识论研究的贡献。他们的上述看法忽视了认识主体感觉机制在感知外界过程中的复杂而细微的功能,没有认识到即便是正常的感觉,其内容也是外物与认识主体的感觉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的看法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识主体只能从感觉内容出发去推导或分析外物可能是什么样的,而不能说外物就是我们能够直接感觉到的。

“秘色”研究的四段基础文献

“秘色”是指唐、五代、北宋初,越窑烧造的“秘色瓷”。从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被考古发掘至今,在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的互证之下,千年“秘色”研究似乎被推到了“显学”行列。然而对于到底何谓“秘色”,学界好像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究其原因,恐怕与长期以来对相关历史文献缺乏细致梳理、认真甄别、深入挖掘等不无关系。本文在法门寺等系列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从唐至清千余年间散布在诗赋、正史、文人笔记、陶瓷专著、地方史志等中的代表性“秘色”文献,发现有四段学术价值不容小觑的基础文献。它们分别是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徐夤的《贡馀秘色茶盏》诗、赵令畤的《侯鲭录》等。

永明诗新论——以沈约为中心

永明诗人将"四声"运用到文学写作当中,不过短短十来年,就令中国诗歌转向了以声律为基本特征的新主流。在沈约等人的努力建设之下,永明诗不但提出了自己明确的主张,并且付诸大量的创作实践,同时还编制有配合新诗理念而又服务于创作实践的工具性的韵书,甚至于,对于诗歌是否符合新的理论以及新的审音办法的评判标准,似乎也在计划之中。像这样有一套完整设计的诗歌改革,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是第一次。

齐越播音思想的厚重底蕴与其大学阅历根源

齐越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穿越敌寇封锁线赴陕求学,在国立西北大学先读预科再读本科,秘密阅读马列经典,背诵苏俄革命诗歌,在北方学社、星社、流火社的朗诵活动中传播真理之声,参加支持苏联、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以致被通缉、开除等曲折求学经历,与其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新中国广播岗位传播真理之声的丰富革命实践一脉相承,是形成其既沉重又昂扬的"朗诵式"播音风格的根源之一。齐越的"传真理之声""根基要深"和"模仿不是创造"等播音思想,是新中国广播实践与理论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构成中国现当代播音艺术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考察和评析其作为与贡献,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金泽荣和中国文化名人的诗文交往

1905年朝鲜李朝王廷弘文馆纂辑所正三品通政大夫金泽荣流亡中国,在张謇的帮助下寓居南通,任翰墨林书局编校。金泽荣在南通出版了30余部著作,为保存祖国文化,同时也为翰墨林书局出版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贡献。案牍之余,金氏广泛结交中国文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人中有被胡适列举应该作传记的中国文化名人俞樾、张謇、严复、梁启超,屠寄、郑孝胥等。他们意气相投,诗文酬唱,书信往返,雅集宴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篇章。

北齐“乐府新声”及其文学意义

北齐中后期,通过帝王带动,经由西域乐工和帝侧文臣的努力,制作出一批乐府新声,以西域鼓吹乐器伴奏,少数曲调配有文辞;多数曲调仅为胡吹乐曲,并无固定的文辞相配。这两种乐曲的音乐性都要强于文学性,而唐人皆称邺下新声。其后又传入隋唐,影响两朝的雅乐、俗乐和歌诗。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批不同于拟乐府的抒情性、娱乐性的北朝乐歌。在提供声情享受的同时,也引发出与之匹配的诗歌创作,创造了乐府诗的新品种。而从文学史上看,也构成北朝乐府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乐府文学史上不太为人知的重要侧面。

真挚之心,深厚之情——《谁是最可爱的人》创作分析

齐越作为我国杰出的播音艺术家、播音学教授,其在播音领域的贡献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播音创作过程中,他设计了独特心理定位,融入了深厚的爱国情感,并且紧扣时代节奏,反映了一代人的炽热情感,为播音创作树立了典范。

《文选》不录齐梁赋辨

宋齐时代,诗歌有了极大发展,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讨论文学仍视赋为文学主体,梁时《文选》列赋于首位,是有文学史依据的。但《文选》不录齐梁赋,却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以《文选》赋十五类一一对照齐梁赋,齐梁赋确实没有好作品可录入者,只有沈约《郊居赋》尚可。《郊居赋》可属《文选》赋"志"类,但沈约《郊居赋》与"志"类潘岳《闲居赋》,意思有重复之处;且《郊居赋》又有怨梁武帝之嫌,那么不录也是情理之中的。齐梁时代赋作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崇尚赋的诗化,或是文体形式上的半诗半赋,或是文体内涵上的抒情。作为梁朝文论三派的正统派,萧统鄙视这样的作品;另外,萧统时,这类赋作正在兴起,《文选》未录这样的作品也是理所当然的。

清华简《越公其事》研究述评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越公其事》自公布以来,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和研究。综合来看,学术界对《越公其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释、书写风格考察、史实考证、文献对读、文本叙事与流传探索等方面,也有部分学者从思想史和制度史的角度对《越公其事》作过一些探讨。本文拟对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概括与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