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评屈”中的自我价值体认及对屈原“去国”问题的观照

汉代人之评价屈原及其作品,不仅仅是带来了相关史学和辞赋创作的发展而已,以贾谊、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诸学者、辞赋家还在吸纳儒家和道家部分思想的基础上,重塑了一种哲学理论——“智”学,并启发了新的审美方向——山水之域。“智”学的本质是强调士人“自我”的价值,表现为在“臣——君”关系中为“臣”这一群体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智”学理论中的“出走”思想为后来不得志的士群体退隐山水之域提供了哲学支撑,而其所追求的“自乐”“逍遥”精神则使退隐者开始留心于山水之美,从而形成了“自我——自然山水”这一新的人生关系。此关系在古典哲学、美学与文学中的影响都非常重要。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日本出土的吴越国钱俶造铜阿育王塔及相关问题研究

五代吴越国(907~978年)国王钱俶所造铜阿育王塔在东亚诸国的传播,是10世纪佛教艺术交流的重要物证。佛教艺术在传播过程中,形制、图像、意义和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本文基于日本出土的钱俶造乙卯岁(955年)铜阿育王塔和镰仓时代的金铜宝箧印塔等实物考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对钱俶造塔流传日本的历史过程,抵达日本之后如何与本土信仰结合,如何纳藏和供养作了初步研究,并分析了与之相关的日本镰仓时代金铜宝箧印塔的形制与功能。

有谁问我心修法,授予灵均一卷经——明遗民钱澄之对楚辞接受与研究

明代遗民钱澄之对楚辞的接受与研究以1651年终归家隐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的楚辞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屈原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济世精神的接受和继承,将屈原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融入反映时代巨变的诗篇中。归隐田园以后,钱澄之主要借注疏屈原作品来寻找精神慰藉,寄托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屈诂》是其后期楚辞研究之结晶,该书耗费钱氏多年心血,凝聚着其浓重的遗民情结,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楚辞研究著作。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

在钱穆晚年精心结撰的"尊朱"巨著《朱子新学案》中,他用"理气一体浑成"的观点,纠正了学界理气二元对立论,又将朱子理气论与心性论联系起来考察,提出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用"心性一体两分"的观点,打破了学界将朱陆对立的门户之见。钱穆还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去梳理和统摄朱子的学术,对朱子的学术成就及贡献作了全方位的呈现。而钱穆晚年转向朱子学研究正是由于朱子能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有吞吐百家、汇纳众流的气魄,这与他追求的"求通不尚专"的学术风格有相近之处。

浅谈《史记·龟策列传》——兼与《庄子》之《外物》等篇的比较

按《史记·太史公自序》关于《龟策列传》的基本构想,今本《史记·龟策列传》"褚先生曰"之前的第一部分和最后的"卜辞"记录,应该就是司马迁的原作和该篇传记的全部内容。旧史家认为其"有录无书"或不当入于"列传"之体,是值得商榷的。而"褚先生曰"完全是作者不领会该篇传记的独特性所致,也招致了后世史论家的一致诟病;同时,也不可否认,所谓褚少孙补作,仍有一定文献性和史料性价值,是对《庄子》文本和有关历史传说的再创作。"褚先生曰"之所以杂凑《庄子》多篇,也说明先秦诸子之书,与"史"有同质的关系;史传文学是史官文化的产物,先秦诸子亦源于史官,二者的关系是同源而生。

论钱澄之的楚辞观与方法论

《屈诂》是明末清初桐城学者钱澄之的楚辞学著作。钱澄之的楚辞观集中表现在"庄屈无二道"的庄骚融通思想和"以屈继《诗》"两个方面。"庄屈无二道"的观点实与明清之际的庄骚融通思想密切相关,是易代之际文人特定心态的反映,亦是对屈原的忠直立身与庄子的以藏为用两种处世方式的矛盾体验。"以屈继《诗》"是钱澄之诂屈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主要体现在以治经方法阐释屈骚,以及因《小雅.车辖》的作意联想到《离骚》求女的寓意。因钱澄之力戒"强事穿凿"的诂屈方法,其楚辞研究更重要地体现在对屈骚的心灵感会上。

论钱澄之《楚辞屈诂》中的“遗民视角”

钱澄之的《楚辞屈诂》"遗民视角"下的"屈子情结",既表现在对屈原刚直立身、至情至性的忠正爱国之心的尊崇与显扬,又表现在对竭忠尽智、至死不渝的屈原精神的弘扬。而《楚辞屈诂》"遗民视角"下的"麦秀悲歌",则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前明弊政、奸邪宦祸的怒斥愤激;另一方面则表现于对故国故土的无限眷恋、感伤和苦痛。

司马迁写历史转折的三大战役

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秦汉之际的楚汉相争、西汉盛世的汉匈大决战,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古代历史转折的三大战役。长平之战是在秦汉大一统政治取代夏、商、周三代分封建藩列国并立的政治这一历史变局拐点时期发生的大战役;楚汉相争本质是改朝换代历史变局时期发生的大战役;汉匈大决战是影响世界格局的文明冲突,即亚洲大陆板块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对决的大战役。文章探讨三大战役为何发生,司马迁怎样写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历史经验教训有何现实意义。

钱钟书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钱钟书楚辞研究新思维 ,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中西文化比较法 ,他以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 ,相互融通 ,解读楚辞 ;二是感悟与思辩相统一 ,他将诗歌艺术与考据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

罗洪先的《皇经集注初纂前序》及其价值

明万历年间,山东道士周玄贞集录的宋元以来《高上玉皇本行经》的各种注解,编成《皇经集注》。万历十三年冬罗洪先审阅《皇经集注》后,作《皇经集注初纂前序》。由于《皇经集注》是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主持的《万历续道藏》编纂工作的组成部分,而罗洪先是《皇经集注》审阅者,可见明代阳明心学与道教不仅存在着思想上的交融,而且阳明学者与嘉靖万历年间的道教团体之间存在着人员之间的交往。因此,该文是研究阳明学者与道教关系的重要资料。

宋代礼贤宅述略

礼贤宅兴建于宋太祖开宝年间,是宋太祖赐予归降者吴越王钱俶的宅第,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正式赐予钱俶,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由钱惟演等献归朝廷,之后变为锡庆院以作宴会之所,随后又因太学生源增多而被占用,成为太学的一部分。礼贤宅位于宋代东京城南朱雀门外、御街东侧,与人才聚集的高等学府国子监比邻而居,大致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中段路东、龙津桥遗址以南。礼贤宅规模宏大、装饰精美、位置优越,宋太祖曾三次幸临,对钱俶家族格外厚爱。礼贤宅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朝廷通过它,以和平方式完美地解决了统治者与归降者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宋初政权的稳定,加快了宋王朝统一全国的步伐。

寿县朱家集楚铜器“前”字补说

关于寿县朱家集楚铜器中的器主之字,学者多有研究,他们虽然释字或有不同,但都将其读为"元",认为即楚考烈王熊元。这些字虽然形体有所不同,但它们为同一个字是可以确定的。目前所见的新字形,为其释为"前"字提供了佐证。

钱澄之《屈诂》的文本阐释与注释特征

清初明遗民钱澄之,秉承“以骚继诗”的诗学理念,完成了对屈原文本的训释。钱氏文本训释遵循“各从其是”的原则,使其章句阐释更加贴近屈原作品的情感本质,其中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征引侧重:《诗》学、《易》学为主;二是文构辩说,即对于前代“无次序说”的辩证继承,以《天问》为例:提出“依其壁而书其事”,并且依李陈玉观点划分了结构;三是文情体悟,表现出“以情注骚”的鲜明特点,围绕着屈原作品、屈原之人以及钱氏诗学观展开论述;最后是关于钱氏注释屈原文本特色,从文本阐释的外在结构、观点采纳、风格特征三方面论述其文本注释特点。正是其经学笃实学术作风,才使得钱澄之在清初楚辞注释研究中作为遗民代表有了宝贵的一席之地。

清戏曲《楚汉春秋》与明传奇《千金记》文本渊源考

《楚汉春秋》是以楚汉相争故事为题材的清代宫廷连台本大戏,它以明代沈采撰传奇《千金记》中的27出为底本,采取了对出目摘录和改编、单出戏曲摘录、部分曲文摘录、参考故事情节等多种编撰方式,同时编撰者还能迎合清代统治者的需求,加入神鬼戏,并立足全剧对前代其它戏曲加以借鉴,编撰成新的240出戏曲。目前关于《楚汉春秋》的文本来源,学界只是稍有提及,并无详细的论证。致力于考证《楚汉春秋》的文本渊源,详细论证了其与明传奇《千金记》的传承关系。

楚王(今頁)探讨

一 楚系铜器中,有关楚王（今頁）的讨论曾是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楚王（今頁）先前仅见于楚王（今頁）钟。此钟为钮钟,螺形枚,篆间与钮上饰斜角对夔纹,鼓部饰象鼻对夔纹。

五代宋初吴越国时期佛教金铜造像概述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以慧能诸弟子为代表的禅宗南宗一派崛起,否定坐禅、念佛,不重视经像。但为什么五代宋初吴越国境内禅宗占绝对主流,佛教金铜造像却一改唐末衰没不振局面,反而大行于世呢?这与吴越国王钱俶崇佛的历史背景、吴越国内盛行结社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风气、禅净合一高僧延寿倡导的弥陀会'营造塔像'做功德有直接关系。本文阐述了五代宋初吴越国钱俶时期(948—978)以两浙为中心铸造金铜造像的盛况。

五代北宋吴越国刻本《宝箧印陀罗尼经》再探

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曾于后周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北宋乾德三年乙丑岁(965)和北宋开宝八年乙亥岁(975)三次雕印《宝箧印陀罗尼经》,置于铜、铁阿育王塔和雷峰塔塔砖内供养。关于五代北宋吴越国刻本《宝箧印陀罗尼经》已有不少研究,本文就前人未曾深入论及的安徽无为出土“丙辰本”、三个版本的变相图演变、民国间翻刻本等问题再做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