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对《备急千金要方》原书内容的改动

《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重要版本之一。既往认为,相对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而言,新雕本更接近孙氏原著旧貌。该文从文献旁证及原文自证两种方法入手,发现新雕本刻者在药物脚注、方证条文序号、方证条文所属章节及部分脉诊内容等方面可能对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原文做了一定程度的改动。今后有关《备急千金要方》的版本研究工作中,是否能以“新雕本”为基准去评判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原书内容的改动,值得商榷。

“任安传”小注——居地、狩猎及《史记》文本问题

中华书局本《史记》的《田叔列传》,在补叙褚少孙所说任安生平时遗漏了“家于武功”一句。考察这一细微文本问题,可推测中华书局本《史记》“任安传”相关文本的形成过程,能揭示诸如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吴树平《全注全译史记》、王利器《史记注译》以及《史记》日译本等《史记》众多现代评注本之间的相关文本差异,并提醒在阅读《史记》时仍须比对多个版本和注释。而考索“武功”的具体地理方位及体察褚少孙补叙任安生平的相关文本,可纠正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关于任安生平叙述的一些失察之处。

太平天国常熟县农村政治研究

太平天国常熟县农村政治在主将钱桂仁的主持下,乡官制度得到充分发挥。常熟太平天国当局实行以乡官局代收地租粮米的政策。它与苏州三县相比,虽然也有“着佃交粮”和“招业收租”的形式,但基本排斥业户自行收租交粮的权利,排斥了田凭政策的实施。尽管它或许有利于发挥乡官的行政才干,但同时也容易造成行政腐败。无论业佃,境遇都没有向好的方向转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主将钱桂仁也试图努力纠正乡官局对业佃双方利益的损害,他贯彻天王、忠王减租赋政策,改良乡官局弊政,其意向值得充分肯定。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司马迁的史家动机论

创造了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司马迁,不仅其创作的动机是自觉自愿的,而且对史家动机作了精辟的论述。史家动机有秉承先父遗训与职业职责的"记存事实",有史学专业与历史发展所需要的"求知释疑",有人生使命与史学机遇的"取得成就",有回顾瞻望与建设文化的"文化自信",有人生欲望与历史平台的"借史抒怀",等等。司马迁将其史家动机论有机地融入到了《史记》的编纂之中,可以说,司马迁的人生当是史学人生。

袁枚《续同人集》所录钱大昕佚诗遗札

袁枚所编《续同人集》,收录钱大昕诗札多篇,其中有4首诗歌、3通尺牍,为《钱大昕全集》所失载。

钱钟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内集注》补正举隅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中《黄山谷诗补注》一篇,针对宋代任渊、史容、史季温所注黄庭坚诗进行补正,其中以任渊注为重点。钱氏的补正,包括补注典故的出处、句法的出处、诗意的原型、名物地名人名等名词、背景今典,校勘和纠正黄庭坚的用事之误等方面。钱钟书先生对文献典籍的征引详实而浩繁,考证更是精辟非常,他的补注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与诗学价值,对黄庭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钱雷《人镜经·附录》针灸学术思想探析

钱雷,明代医家,为《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增补二卷,名曰《人镜经·附录》。该书针灸学术思想与《脏腑证治图说人镜经》一脉相承,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挥。对经络图说、十四经经络略、辨证论治、四海八会的认识,重视解剖结构、明示经络循行,以及强调经络与先天的有机结合等观点是钱氏《人镜经·附录》针灸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司马迁下狱死”说驳议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是"有怨言,下狱死",后世注家或信或疑。直到今天,依然有学者试图将此言坐实。然而,卫宏之言有很明显的漏洞,难以凭信,在典籍中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司马迁再度下狱而死的证据。《报任安书》不可能是导致司马迁下狱而死的"怨言",《盐铁论》中关于"刑人"的一段话更不足为据。通过对这些材料的辨析,反而能够说明司马迁并不是下狱而死的。

司马迁之死探微

在《悲士不遇赋》和《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透露出了终将自杀的心迹。根据《史记》当时的写作进程,作者一生的遭遇以及他的性格分析,自杀身亡应该是司马迁最后必然的选择。他正是以这种自杀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抗争,充满着无穷的张力。甚至可以说,司马迁的自杀,本身也是《史记》中"看不见"的最精彩的一部分。而《报任少卿书》一文,虽然不在《史记》"百卅篇"中,却应当视作其"第一百三十一"篇,其价值不次于《太史公自序》,是了解和认识司马迁、解读《史记》的重要文献。

司马迁开明思想略议——以《洪范》、“天人三策”为背景

同样是阐释治国之道,《洪范》与"天人三策"至少在如何认识天人关系与天子权力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以此为背景观照司马迁,可知他在把握这些重大问题时的认识实乃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显示了他与董仲舒等汉儒迥然有异的思想旨趣。《洪范》是一部闪烁着民主光芒的宪法,《史记》则是一部思想开明的史学巨著,它们对古代思想史的卓越贡献理应引起当代学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借鉴。

《史记》为何不载董仲舒的“三对策”

西汉时期,董仲舒应贤良方正举,根据汉武帝的要求,对策三篇,提出了有关文教政策的三条建议,今人将其概括为“兴太学”“重选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史记》却对此事只字未提。本文试从司马迁教育理念的角度来探讨其中原因。从《史记》记载的事实看,董仲舒的“三对策”对汉代教育发展并无直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汉代教育与汉儒人格都已丧失了先秦儒家教育精神,汉武帝推行的“独尊儒术”政策偏离了传统文教政策的方向,而董仲舒的“三对策”对此未作任何回应,反而为其推波助澜。这种态度与司马迁的教育立场相悖,这应该是《史记》对此事只字未提的深层原因。

现世的悲歌 生命的颂歌——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我们解读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的一个切入点。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有作者不幸身世的诉说,也有对“发愤著书”原由的阐释,更有对生死观的全新理解,这些也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辨正

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对司马迁《报任安书》进行深入分析,"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并非指死的意义,而是指对死的态度。"重于泰山"的精确原义应是把死看得很难,不轻易赴死;"轻于鸿毛"的精确原义则是把死看得很容易,欣然赴死。"重于泰山"并非说的是死,而是说的"不去赴死";"轻于鸿毛"所指才是"赴死",并且是"视死如归"。作为对古代散文名篇的文学欣赏,笔者认为,对司马迁《报任安书》中"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的理解和使用应当回归司马迁的原义。

《〈报任安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补说》献疑

《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历来有汉武帝太始四年和征和二年两说。徐朔方先生赞同王国维太始四年说并驳斥程金造《从报任安书商榷司马迁的卒年》有关征和二年的观点。分析各种史料,可以看出,徐先生由于在一些地方误读文献,加之忽略了一些历史和生活常识,故而其《补说》并不能够证明《报任安书》写于太始四年,因此赵翼和程金造关于《报任安书》写于征和二年的观点应是正确的。

论《看钱奴》的真实性和荒诞性

元杂剧《看钱奴》反映了宋元时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迈向商品经济和纸币已经流通的社会、经济状况,表现了元代官场的钱权勾结、贪污腐化以及儒学伦理体系的崩溃和金钱对人的"异化"等等,具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性。同时,它也形象地再现了贾仁的极端吝啬和贪婪、贾长寿的由善变恶、增福神的昏聩糊涂、庙祝的见钱眼开等等,表现了他们的种种荒谬行为,具有很强的荒诞性。

从“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举隅曾倩治疗不孕症常用药对

曾倩主任医师深耕妇科临床数十载,对于不孕症的治疗尤有建树。作者以“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为脉络、不孕症为落脚点,梳理和举隅治疗该病的常用药对,同时列举早孕胎漏、胎动不安、滑胎常用药对一二用来佐证,以期管窥曾倩医师的丰富临证经验。

茶叶传入西藏相关问题研究

学界对于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以及相关人物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争论,目前主要存在7种观点。现代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证据,也就是距今1800年前的东汉时期。文成公主与茶叶的关系、《西藏政教史鉴》的记述与其中的记载是研究者和读者长期关注的问题。目前史书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关于文成公主将茶叶带入西藏的确切记载,两种版本的《西藏政教史鉴》以及不同学者对其进行的不同注释和考证一直困扰着研究者和读者。故我们应以正确的历史观理解文成公主与茶叶的关系,在理解茶叶传入西藏问题上,应更加关注其中蕴涵的历史、社会文化内容及其意义。

周必大游记类日记文探微—以《泛舟游山录》《乾道壬辰南归录》为中心

周必大是南宋日记文大家,一生共作日记文8种11卷。游记类日记文多作于周必大被贬南归奉祠期间,以描写旅途或居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为主,多数真实可信。《泛舟游山录》和《乾道壬辰南归录》多记述交游探亲行程、历史考辨纠谬以及沿途地理风貌等内容,颇具历史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