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融汇文学 垂范践行致远——钱谷融先生的审美人格发微

本文从钱谷融先生自选集的编排体例,探析“人的文学观”理论体系及其批评实践特色,辨析他批评理论的内涵底色,并从文章所见的性格表现,论析其审美人格的风范。以知识经验和趣味修养论,钱先生是融通古今、兼达中外的学院学者,尤以经典审美的人格化育为重,以接续传统文化为专业己任。以专业身份及其实践论,钱先生形塑了一个坚守自身文艺观和价值立场的理论批评家人格,成为中国士人风骨的当代典范。以德性境界论,钱先生则是一位明哲保身、体用相融的达观智者。其生命百年示范了从才子,经名士,至君子的精神气质的蜕变与升华。

“人学”:文学的基本命题——20世纪50年代关于“文学是人学”的讨论

1928年,高尔基在一次会议上把自己主要从事的工作称为“人学”。于是“文学即人学”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的看法。但百年来,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与“人”相关的一些概念诸如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类之爱等等,并不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这是人性的“优雅”和“种”的危机的冲突。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学艺术规律性的要求,与人相关的诸多概念是无法回避的,于是在1957年前后,关于“文学是人学”的大讨论展开了。

钱谷融著译目录初编

钱谷融总说自己"无能又懒惰",能不说就不说,能不写就不写,但执笔时却从不敢怠慢,总是认认真真地竭尽全力来写。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是自己要说的话,而不是听命于人,说别人要我说的话"。

钱谷融的人学话语与新时期文论建构

钱谷融"文学是人学"这一主张真正的发生期并不是它产生的1957年,而是在新时期初年。因为这时它才真正参与到文学理论的建构中来,并对新时期文论中人学话语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钱谷融的人学话语在文论中的确立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从特殊性层面来说,人学话语主要在于确立"个人"、"个性"在文学理论中的存在、地位和价值;从普遍性层面来说,人学话语主要在于确立一种以人生幸福和自我完善为旨归的价值观,以想象的"情感共同体"取代想象的"阶级共同体",以此来形塑文学理论的学科品格。

钱谷融佚文两则

钱谷融早年的文章都已编入《散淡人生》,但仍有遗漏。《给苦闷的青年》和《为谁读书?》即是一例。自己都是"多愁者",却写信鼓励像他一样"苦闷的青年"不要"深思多愁",也不要主动去追求"欢乐",而是要"努力为自身创造趣味"。他不仅为上学的不自由烦恼过,也为探寻读书的目的而烦恼过。

写好了“人”字的人——我所认识的范伯群先生

文章回忆与范伯群先生相识、相处40年的历历往事,范先生对学术研究全身心投入,对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对苏州大学学科建设高瞻远瞩,敬重前辈,提携后学,人品修行诚正高远……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范先生都有很多过人之处。他是以学术为生命的人,用他的恩师贾植芳先生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写好了"人"字的人。

众声喧哗中的独特见解——被批判的钱谷融、蒋孔阳的理论建树

钱谷融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强调文学对于人丰富个性的关注,不满于注重阶级性而忽略个性。他的曹禺研究以对作家人道主义精神的观照为主,努力剖析人物性格与心理的复杂丰富,将曹禺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蒋孔阳此时期的美学研究主要涉略了美的本质、西方美学思想、形象思维等方面,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理论支柱,深入阐述了他的美学观念。

论钱谷融先生“人学”思想的演进

在钱谷融的文学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最为突出的是他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其标志和成熟的代表作应是《论"文学是人学"》。但在这之前,钱谷融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人学"探索阶段,以时间论之,是1949年建国后开始的;以逻辑起点论之,则是其早年所形成的人生观和文艺观;以演进过程来看,经历了"人"的认识深化、高尔基的"人学"思想追寻和"人学"思想成熟之初步显示的三个阶段。

在狂热与理性之间——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

1956年的"双百方针"为学术提供了一个既狂热又理性的学术空间,《论"文学是人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虽然钱谷融也徘徊在狂热与理性之间,但他在历史环境中做出了理性选择。《论"文学是人学"》是狂热时代的理性产物。由于作品包含了人类普遍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情感,因而它对当时狂热追求阶级性的文学理论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十七年文学”中的钱谷融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生存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强制规范与文学对政治的反叛、逃离同时并存,其间潜藏和交织着"一体化"的文学规范和异质的文学批评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在此历史境遇中,从国统区跨入新中国的钱谷融经历了从政治认同身份的焦虑到文学身份的回归,再到"人学"坚守的三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钱谷融都做到了不失自我,保持自我,体现了铮铮铁骨的文人气息,为无数后辈学人树立了可贵的人文标杆。

文学批评家钱谷融先生——以钱谷融与鲁枢元通信为径

钱谷融是常州籍当代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他身处在现代与当代交界时期,他所接受的主要是民国时期的教育,任教和治学又集中在当代。在学术方面,他上承民国文人遗风,下启当代学者心智。在后辈学者中,他对鲁枢元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钱谷融与鲁枢元的通信多达九十余封,对书信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代文学批评的师承关系和思想源流。

戏剧文学批评的“互动”镜像:《〈雷雨〉人物谈》的版本流变及其他

《〈雷雨〉人物谈》数十年间的版本流变是戏剧文学批评发展的一面特殊镜像,在该评论文本的成型过程中,涉及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共同合力。内中有六种版本流变的形式:其一,随着时代变迁,批评家自身看法转变;其二,批评家依据编辑部的意见,对文章进行增补;其三,批评家吸收了同行意见,删去部分文字;其四,批评家读到作家修改的作品,原先的意见发生改变;其五,批评家读到作家的自我评价,受其激发,将原本的意见“雏形”写成文章;其六,批评家依据作家确认的史实,更正原本批评中的讹误。由此既可推进相关个案研究,亦可见出戏剧文学批评在版本变迁的过程中,存在批评家、编辑部、读者、作家间的多重互动及作用。

钱谷融文艺思想由唯美向人学的转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今,钱谷融先生的文艺思想演进脉络大致可用'从唯美到人学'来概括。在演进过程中,因人学思想内涵的理论生命力、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语境以及唯美主张的内在发展共同发生作用,钱先生的论述侧重点和论述方法方面都发生了一些转移。这一演进并非封闭、单向的进程,'唯美'和'人学'在钱谷融文艺思想中相互贯通,唯美的印痕已化进了'人学'观。从这一角度来看,钱谷融先生可谓是终生执著的唯美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