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思想逆流迭遭物议,批评它背离了五 四新文化的方向。而实际上,“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产物,不仅没有与之相 背离,而且还是它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具体 说来,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 “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 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 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 问题的认识。

“桐城谬种”考辨

新文化运动之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了批判旧文学的口号,通过当时钱玄同和林纾、黄侃以及桐城派的关系,探究"桐城谬种"最初所指对象,当是林纾,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扩大为指向整个桐城派。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史料新考

由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了解章太炎早年国学讲学的重要资料。从新近刊布的钱玄同和朱希祖日记及《笔记》相关史料来看,章太炎的两次《说文》课程,分别以大成中学、民报社为主要授课地点,在时间和地点上始终错开,第二次课程约结束于1909年3月。就笔记而言,朱希祖的笔记是三次不同授课的课堂记录,钱玄同的两套笔记则均据第一次讲课,并作了整理、校勘。"钱一"的整理来源,是朱宗莱汇录后的五人笔记,"钱二"则直接据朱希祖第一次笔记整理。还原章太炎国学讲课的史实、梳理笔记的源流,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章太炎早年的国学思想。

天灾与革命:辛亥革命前后常熟千人会的抗租斗争

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常熟遭遇特大暴雨灾害。受其影响大量农田被毁、房屋倒塌,农民食不果腹,群起闹荒。常熟光复之前,饥民闹荒以"抢米"为主要手段;之后则以组织千人会"抗租"为主要方式。不论是前清官僚还是光复后的新政权,甚至同盟会出身的领导均对饥民的抗租斗争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方式。在地主富绅和新政权的联合剿杀下千人会抗租斗争失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

从钱玄同看近代中国汉字改革

中国近代汉字改革与钱玄同有着重要的关系,他是"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及简化字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近代的汉字改革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言说语境中的“偏激”修辞——以钱玄同等为中心

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先驱"反传统"的"偏激",一方面表明了五四先驱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一种在斗争中的表达策略。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好似一场关乎生死存亡命运的群体大辩论,新旧阵营分别属于辩论的正反方。既为大辩论,为了取得辩论的效果,就应该采取辩论所需要的表达方式,"偏激"就成为正方辩手所采取的最佳表达方式之一,而这显然是一种特定言说语境中的修辞策略,不可作脱离特定语境的僵化式理解。在具体操作实践的层面,五四先驱对传统文化多采取辨证取舍的态度,既有批判,也有肯定,既有破坏,也有建设。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重评五四"的思想潮流,一些学者对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作出严厉批评,但如果能还原到特定历史现场和言说语境,把"偏激"视为五四先驱所运用的一种具有修辞性质的表达策略,那么,我们对五四先驱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评价也许就不会过于苛刻。

论钱玄同佚文《给黎锦明先生的信》的学术价值

钱玄同佚文《给黎锦明先生的信》表现了钱玄同鲜明的个性,激进的态度和对五四精神的可贵坚守,特别是其中有关文学和文化的一些独立的学术见解,对我们研究当年和思考今天都有着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钱玄同研究的几个问题

钱玄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与陈独秀、胡适齐名。学术界对于钱玄同的研究,已逐步走向科学、客观和公允,但有一些问题仍需强调说明,这就是:钱玄同语言偏激,但目的是疗救社会;他以唤醒社会、救救青年和孩子为其教育理念;有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删繁就简、嘉惠士林的社会关怀;另外,作为以思想家为主的钱玄同与政治家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只有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认识和研究钱玄同,才能给钱玄同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使后人了解这位为中国学术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

钱玄同与"五四"后新文化阵营的几次争论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反对封建主义,提倡新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五四"后新文化阵营的几次争论中,他以一个纯粹思想家的身份参与其中,有时甚至是争论的一方和主要代表人物。争论中显示了他的理性主义态度和自由主义立场。但"五四"风暴过后,随着《新青年》阵营的分裂,以争论为载体,新文化阵营也随之分裂。钱玄同与原属新文化阵营的共产党人在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矛盾和分歧,并因而成为他没有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走上革命家的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而受到了后人的批评和指责。有人认为,五四风暴过后,钱玄同成了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所说的"《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中"高升"的一个。还有人认为五四风暴过后,钱玄同思想"僵化"了,"落伍"了,甚至"倒退"了,说他躲进了宁静的书斋,从而与革命者分道扬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五四"后,钱玄同思想并未僵化和倒退,而是在思想和学术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同新文化阵营产生争论和分歧的原因在于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同的认识逻辑。

钱玄同经学思想论略

］钱玄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 ［摘要］钱玄同的经学思想既有师承又不泥家法，超然今古两派；同时，其学术研究与时代要求交织在一起，强调经即史料，不仅要辨伪书，更要辨伪事。

偏差的航向——中国新文学大师的贡献和误导

贡献:文言和白话方面做的破立工作。误导:文白对立,否定古典,反对用典和对仗,更全面贬低中国语言文字。

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

《桐乡徐氏印谱序》是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撰作的有关古史与古文字的最后作品之一。该文针对当时钱玄同对《说文》古文及壁中古文经的质疑,以大量出土古文字材料为论据,提出这些古文实为战国时期东土的流行文字。这一论点为后来成为古文字学重要分支的战国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