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会通”观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以钱钟书“打通”说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其实,中国现代学术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比如深入考察钱钟书的"打通"说、吴宓的"会通"说、张申府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等现代"会通"论及其与中西人文传统的内在关联,便可发现,像"打通""会通"这类传统话语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消失,反倒获得了空前突显和扩展,并且与西方概念和话语实现了有效沟通与互释,已成功转化为既有中国特色又颇包容开放的现代学术话语。

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对于翻译,鲁迅和钱钟书均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亦有契合之处。他们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都持有异议;在归化与异化上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越于一致;对译中之讹的态度,更是发人深醒。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论钱钟书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世纪以来,《史记》研究呈现出喜人的局面。其中,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的《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以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感悟式的评点研究为基础,重点考证、评点了《史记》中的疑难字词和精彩段落,利用古今中外事例阐发义理,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尽管是微观研究,札记式评点,但可谓字字珠玑,散金碎玉。

诗可以乐?——读钱锺书先生《诗可以怨》

钱锺书先生认为,在诗的"兴观群怨"四大功能中,"怨"只是其中一项。"诗可以怨"变成文论史上的"套板",与"诗言志"中的"哀乐并举"观不吻合。其实,痛苦和快乐都能产生诗歌,比如"离群"之怨与"嘉会"之乐,"怨"的心理内容与"圆"的美学形式,沧海明珠与蚌病成珠,重的风格与轻的风格,悲剧与喜剧,等等。"怨"的观念,跟人们以"衰变观"来对待历史的态度相关,其背后隐含着一种"精神返祖"的冲动。诗的"现实感"既是哀的,也是乐的。

让诗意进入翻译理论研究——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看钱钟书的“不隔”说

钱钟书的"不隔"说,与海德格尔的"非对象性的思"趋向一致。而后者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对理性的强调,突出了直观的作用与价值,并将人引向与事物的一体化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海氏的哲学可以显示出钱氏观念的跨文化意义,尤其是在翻译理论领域的意义:突出直观意味着,人与人的"不隔",文化与文化的一体化;与此同时,语言已经减弱它作为跨文化媒体的居间分离作用,显现出某种程度的透明度,至少是在理想上。因此,通过"不隔",我们不仅可以将这一世界本能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原它本来的面目———一体化的面目。这也才是语言的可译性的基础。没有这种一体化,翻译就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不隔"中可以找到翻译的始基,它的原点,它的"原本"。因此,钱氏的"不隔"说不仅可以指向事物的真实,而且还标志着翻译的可行性,其理论意义是巨大的。在与西方哲学的新动态相互一致的情势下,"不隔"的形而上性格显现出了它应有的魅力。

“人性”:钱钟书史论中的“历史美学”要素

钱钟书并非专门史家,却有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其中对于"人"和"人性"的关注为其史评一以贯之的中心命题。这些命题若以"历史美学"的视角重加考量,对于纠正当今史学界"见物不见人"的痼疾将能够产生攻玉之石的积极作用。

历史不仅仅是历史——钱钟书历史修辞思想札论

历史是“客观的记载”,但又不仅仅是“客观的记载”。历史叙述是一种言语行为,也是一种期待类型。由文体的名实不一、体用变化加以考察,今天我们所谓的历史叙述,其涵义和价值并不如“科学主义”历史观认为的那样简单划一与凝固不变。“历史”叙述的概念是一个历时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中外有别的概念,其中固然有所谓“历史叙述反历史性”,但更应该看到,历史叙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担的“最后的裁判者”的意义。

“《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钱钟书论《易林》述评

当代学人尊之“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对汉代焦延寿《易林》给予诗学意义上的极高评价:称与《诗经》“并为四言诗之矩（?）”。《管锥编》立《焦氏易林》专题,论述《乾》、《坤》……《未济》等三十林,涉及林辞数百篇.先生慧眼独具,对所论及篇、句的文学价值,从“造境寓意”、“拟象变象”、“词令之妙”等方面作细致分析,纵横比较、中外沟通,使《易林》的文学意义凸显于两汉文学背景之上,亦为中国文学史之奇葩。但钱先生以“文本自足”观认为不必为《易林》姓焦姓崔“判儿猫之是非”,本文对此提出异议.

钱谦益“弇州晚年定论”发覆

"弇州晚年定论"是一"公案"性质的问题,明清以来王锡爵、李维桢、焦弘、钱谦益、陈田、四库馆臣等都曾予以关注,诸人之所以强调王世贞晚年之论,目的是要以其晚年文学思想来否定其早年文学思想,并由否定王世贞早年文学思想而对七子派复古运动进行反思或质疑。钱谦益提出的"弇州晚年定论"的核心问题是强调王世贞晚年"自悔",由此而否定七子派复古运动的合法性,然而却因引文错误而受钱锺书先生批判。若细致搜检王世贞晚年文献,钱谦益之说未必"每不足信",王世贞晚年在创作内容、取法对象、创作方法、审美趣尚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不过作为一位博学广识者,王世贞的思想并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随事改正",目的是"勿令误人而已"。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谈《槐聚诗存》之评赏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与诗风之转变来看,钱锺书《槐聚诗存》自有其特色。钱氏论诗虽有通观古今的眼光与识见,但他自己的诗作则因气禀所近,乃以一己之才情智力学识为诗,以使事用典及偶对之工巧取胜,精工锻炼虽然有余,而略欠博大浑涵发扬流畅之致,终不免落入宋诗之作风。

改写与“讹”——重读《林纾的翻译》

中国传统翻译研究一直推崇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说",其实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强调翻译的本质是"讹"写,也就是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到的"翻译即改写"。"讹"又分为好"讹"和"讹错"。好"讹"就是尽可能忠实的传递源语文本作者的表达意图,在译作中再现译者的创造力、原创性,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讹错"指的是错误领悟原文,译语生硬难懂,任意删节,应该尽量避免。"化境"只是一种翻译理想,与瓦鲁提"译者隐身"的概念类似,而不是一种翻译理论或者翻译观,因此,译界应该承认"翻译即改写"的现实,将翻译理论研究的关注焦点更多的放到影响翻译实践的诸多文化要素上。

从《人境庐诗草》到《静庵诗稿》——对钱钟书《谈艺录》的“照着说”与“接着说”

学术史意义上的"照着说"与"接着说",是期待后学在领悟先哲在给定论域所达到的高度(峰值)之同时,不妨追问其相应的限度(边界)。这落到《谈艺录》对黄遵宪与王国维的诗学抑扬一案,也就呈示钱钟书的审美眼光暨文化视野,比梁启超更经得起证伪。就清末学界诗坛而言,能真正让西学义谛(而非西洋制度名物之皮毛)水乳交融于旧体诗的代表人物,委实惟有王国维,而不是梁所推崇的黄遵宪。文学史界若至今未能"照着说"出钱在1948年的这一卓识,未免有遗珠之憾。至于为何留日不到一年的王国维对西学义谛的细深体悟,远非出使欧美近廿年的黄遵宪所能及?这个本应由钱钟书提出且回答、却终究未提出与回答的关键问题,客观上是为后学对先哲的"接着说"腾出了空间。

批判与超越——论钱钟书独立的文化意识

钱钟书以偏锋的姿态对于时代的批判和文化的反思构成了 2 0世纪文化史上一道风景。他的独特的学术研究、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独立的人格精神 ,证明了一个有良知、有真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中特殊的价值。

人性透视与文化批判:鲁迅、钱钟书小说主题之比较

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在人性透视和文化批判上都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他们的小说均以苛刻的标准过滤传统和现代视域中的人生百相,由表及里地揭示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其清醒的批判意识与深刻的反思精神能够提升文学彰显人性和世界的审美品格。

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和发展

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表现在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对民国教育有着诸多的想象性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想象性书写既有对民国教育的现实反映,又有对民国教育的未来期许,还有对民国教育的深刻反省,这由此使得民国教育体制与文学书写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教育的想象性书写的方向转换,既隐含了对西方文明的反抗乃至反拨,也深潜了中国现代文学向传统的回归乃至皈依,这既是民国教育体制从反叛传统向整合传统转向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之后合乎发展逻辑的结果。

前列舒通胶囊联合多沙唑嗪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临床观察

目的初步探讨中成药前列舒通胶囊联合多沙唑嗪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疗效。方法40例BPH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联合治疗组给予前列舒通胶囊,3次/d,3粒/次,多沙唑嗪4 mg 1次/d,对照组单独服用多沙唑嗪治疗。用药3月,评估治疗前后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前列腺体积、最大尿流率(Qmax)、残余尿量,并记录不良事件。结果治疗3月后,两组间比较,联合用药组IPSS评分、前列腺体积变化较对照组明显,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3月后两组间Qmax、残余尿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前列舒通胶囊与a-受体阻滞剂联合用药能改善BPH症状,缩小前列腺体积,提高最大尿流率;联合用药优于单独使用α-受体阻滞剂。

互文性理论与钱锺书的意义阐释策略

“连类举似”和“互映相发”,作为钱锺书文学批评的一种阐释策略,指的是通过对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话语)的发掘、呈现与思考,来进行意义的解释与抉发。这种以现象的聚合来最大程度地显现意义的做法,具体而言可分为自显自明、以诗解诗、互文归纳、修辞分析等类型,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完全可以和西方互文性理论的互文阐释思想相互比照与对话。

论钱氏父子的骈文流变观

在《骈文通义·流变》和《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中,钱基博和钱锺书对骈文的流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认为骈文在西汉初步形成,历经汉、六朝、唐宋明和清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特点不同。骈文产生变化的原因与时代背景有关系,也与作家个人的"才力"、"才气"有关。

明用典故:激起读者的新鲜感和求知欲——钱钟书用典研究之二

钱钟书熟练地掌握了用典的艺术技巧,无论用暗典还是明典,都能把典故完美地融为作品的血肉和纤维,使典故成为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人物肖像和性格,烘托故事情节等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了解这些典故的读者,能产生更多的联想,体味到更多的意趣,对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不了解这些典故,也大致能理解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并起到激发新鲜感、求知欲和传授学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