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危机中的重建——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论”

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与中国的理性都大致经历了被崇拜、畸形发展、泛滥到几乎遭受抛弃的命运。面对理性的危机、感性泛滥的中国现实,钱中文提出了"新理性精神",重新矫正了理性与感性、非理性、反理想的关系,以恢复理性的活力。他还把"新理性精神"落实到文学艺术上,提出了系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并以其丰富的内涵回应文学、艺术、价值、道德领域的困境,促进了人文理性的价值重建,至今仍具有其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以钱中文为个案

钱中文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个案。一方面,他自始至终都参与了巴赫金接受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他有着将巴赫金理论应用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强烈愿望。本文沿着钱中文接受巴赫金的历史线索,描述了他对复调小说理论由接受到对话的倡导过程,借此展开巴赫金接受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转型的复杂层面,剖析其中的接受史问题。

论钱中文先生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是中国文艺理论学者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它克服了以往许多认识上的不足,把文学从政治从属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包围中拯救了出来。钱中文先生倾注了很多的心力去阐述这一理论的内涵和特质,对于扩大该理论的影响功不可没。目前关于这一理论的探讨仍在继续,质疑反对之声也是不绝如缕,但这一理论在观念上的创新及其贡献是不容抹杀和否定的。

高尚的人格,深邃的学养——钱中文先生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通信

20世纪80年代,通过投稿请教的关系,笔者与钱中文先生展开了六年的学术通信。钱先生在极为繁忙的工作中拨冗为笔者看稿改稿,为人生发展出谋划策,不仅提高了笔者论文写作能力,引导笔者进入文艺美学殿堂,而且促使笔者奋发努力,从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考上了名校名师的研究生。钱先生的无私扶持所体现的崇高人格,为今天学界的导师树立了典范;钱先生给笔者的诸多指教,对今天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的年轻学子也不无参考意义。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建构——以钱中文的文论探索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钱中文先生针对文学的本质问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一主张的提出,是基于对文学观念简单化的反驳,他由此确立了"主导、多样、综合"的文学研究方法论。针对文学观念、文学本质的多层次性,钱中文引入系统论的层次概念较为全面地把握文学的本质。他把"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确立为审美意识,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阐明审美意识形态的生成。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新时期文艺理论界拨乱反正的产物,体现了文学观念的多元化趋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本质观的继承与发展。

钱中文文学理论的创新性

钱中文先生是我国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他所提出的文学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以及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曾在中国文论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其主要的学术观点纷纷被各高校文学理论教材所采纳。如今虽然这些文学理论观点仍然受到一些质疑,但其所具有的创新性却非常突出,受到的肯定和赞扬也更多。

批判·对话·整合:钱中文文艺思想及其学术贡献概论

在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史及全球化语境中,钱中文是新时期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他在外国理论资源引进与研究、国内研究理论成果的出版与推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他倡导并践行在批判、对话中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并在对巴赫金的研究中将其提升到人文科学方法论的交往对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高度。由"审美意识形态"、"新理性精神"等一系列范畴构成的钱中文自成一体的文艺思想体系,在现实与理论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

走向交往对话的文艺理论——评钱中文西学中用的示范作用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学说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曾掀起阵阵研究热潮。但钱中文先生却不是停留在译介述评的层面。他准确地把握住巴赫金理论的"对话"精髓,探索一种"交往对话的文艺理论",为建设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创造性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钱中文先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示范:西学不是拿来展览和崇拜的,而是要将其本土化,真正为我所用。

审美反映与艺术揭示——钱中文与叶秀山“文艺反映论”之比较

钱中文和叶秀山的“文艺反映论”都是对传统文艺反映论的创新性发展,但二者差异颇大。就“反映者”而言,前者强调创作主体,后者推崇艺术家。在反映者定位和反映者能力的阐述上二者差异明显:前者将反映者定位为“主体”,后者将反映者定位为“在世界中的人”;前者看重反映者的“感动力”,后者看重反映者的“洞察力”。就“反映内容”而言,虽然二者都坚持“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在对“现实生活”的界定和“反映内容”的认定上,二者却有差异:前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客观现实”,后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生活世界”;前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心理现实”,后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基础生活”。就“反映方式”而言,前者认为其是创作主体“改造”客观现实,后者认为其是艺术家“揭示”基础生活。差异成因源自二者在思想动因、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

论“新理性精神”的审美意涵——钱中文的文艺理论思想再探讨

钱中文先生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具有中国当代性品格,曾经引起热烈讨论。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理论还有讨论和发掘的价值,那就是在这个理论的难题中梳理其内在逻辑,去阐述理论的内在矛盾关系,使之更具有理论的自洽性,由此也可以解决当代文学理论中始终未被厘清的难题。要在审美的意义上去理解“新理性精神”,也是因为审美的出发点和为着审美的需要,“新理性精神”可以融合感性并形成新的统一体。因此,“审美意涵”构成了“新理性精神”的内在特质,它决定了“新理性精神”具有人文品格、内化的丰富性品格、可共享的交流对话的伦理品格。这充分体现了钱中文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