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

清代中期 ,汉学发展如日中天 ,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 ,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承继渊源。本文拟对《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述动机、体例特点及学术价值进行梳理 ,进而客观地评价其人其书。

清代“实事求是”学风的复兴与沉寂

清代中叶,汉学兴盛,汉学家每以"实事求是"标榜其治学鹄的。"实事求是"与乾嘉汉学的相关度,是理解汉学家学术思想的关节问题。道咸同光之际,学风丕变,汉学式微,今文经学复兴,在乾嘉学界激荡的"实事求是"学风也随之陷于沉寂。今文学家对"实事求是"的新诠释中又透露出别样的学术讯息。考察"实事求是"学风在清代学界的复兴与沉寂,梳理其中所折射出的时代学术意义,有助于深入地认识清代学术。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雍正帝的“夫子好辩”——曾静吕留良案考论

文章叙述了清雍正间的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的来龙去脉,着重分析了雍正帝和乾隆帝对案件的处理,指出孔孟程朱的思想义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也可以作为反对清朝的理论武器。雍正帝勇于在天下人面前与吕留良辩论,说明清帝对汉族文化的深入掌握;乾隆帝回避对清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则体现出清帝更为成熟、理性的统治策略。文章最后推测曾吕案可能对乾隆帝不喜欢理学、讲学有重大的影响,乾隆帝的这种态度促进了考据学的成长。

民国时期西方实证方法与乾嘉考据方法之渗透与互补

从西方引进的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乾嘉考据方法经由比较鉴别而有一消化渗透、交叉互补、融合创新的历程。近现代学人对此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严复功在引进 ,胡适、梁启超功在消化 ,冯友兰、金岳霖功在融合创新。他们的学术风貌无疑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中西两种学术方法的渗透互补与融合创新从历史与逻辑的层面揭示了人类文化在开放中接触、在接触中交流、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客观规律。

卢文弨、戴震校勘《大戴礼记》考论

清代学者卢文弨、戴震校勘《大戴礼记》的成果最先由卢见曾刻入《雅雨堂丛书》之中。而雅雨堂本《大戴礼记》实有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两种刻本,后世多误之为一。戊寅本以卢文弨校注为主,并融合了惠栋、戴震的校勘成果;庚辰本则用戴震校本,系戴震在卢见曾幕府时校勘所得,后出转精。《四库全书》本《大戴礼记》系戴震在雅雨堂本的基础上,广集众本,参互考证,从而将《大戴礼记》校勘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卢文弨、戴震合校《大戴礼记》,厘正了《大戴礼记》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后世《大戴礼记》学研究奠定了文本基础。

简论吕思勉的历史考据成就

吕思勉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其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陈启源对清代《诗经》考据学的贡献

陈启源作为清初著名的学者,在《诗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坚守《诗序》,一以《序》《传》《笺》为准的"稽古"思想,是陈启源弃宋返汉,转向考据学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复兴古学,解放人们思想,挽救当时颓废的学风有重要意义。他摒弃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以形音义结合、利用方音等手段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从事具体而深入的考证研究,力图探究经籍的本来面目,这种实证、求是的精神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的学风有极大地冲击,将《诗》学研究引上考据的轨道。他好学深思的稽疑精神和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都表现出清初考据学者的特色,体现了清初《诗经》考据学的基本精神,对乾嘉学风的转向和考据学的繁荣有启示之功。

乾嘉考据学的终结

嘉道之际 ,考据学受到来自学派内外的冲击 ,面临着危机。社会环境的恶化 ,使经世思潮再度风行。今文经学以其倡言变易的特点与经世思潮相契合 ,并影响了新学术的发展方向 。

乾嘉学派与清中叶曲学——以扬州为中心的考察

扬州既是乾嘉学派崛起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清中叶南方的戏曲活动中心。乾嘉学者与扬州曲家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焦循、凌廷堪等以治经手法治曲,促进了学术研讨与戏曲创作的互动,推进了该时期的曲学建构。具体表现在:将考据精神渗入传统曲学,推动了肇始于元代的历史学曲学蓬勃发展,开启了近代王国维等的治学路径;在曲学观念上,主张戏曲要攸关风化,因此推尊元曲,当行、本色、谨遵曲律等成为传奇创作准则。

实证主义与新考证派史学方法研究

西方实证主义吏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相结合,形成了“五四”以后资产阶级史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新考证派史学。

近代墨学复兴与晚清儒学

墨学曾为先秦显学,西汉以降湮没无闻,但在19世纪重新显露并渐趋复兴。详究此中原因,除西学东渐、社会变动等外缘因素之外,墨学在近代的重振还受到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制约。乾嘉考据学的高度发展及儒学正统地位在近代的衰落,不但为近代墨学复兴提供了起点与机遇,而且影响着近代墨学的治学途径和风格。

论清代乾嘉汉学的现代性--以戴震哲学为立足点

宋代以来,儒学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虽然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政治冲击而发生中断,但乾嘉汉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学现代化的形态发生了转换。只有在现代性的定位之下,才能理解乾嘉汉学的现代性特征并非纯粹的考据之学,而是力求在此基础上去冲击前现代的帝国意识形态。其中,作为乾嘉汉学最高成就的戴震哲学,已然从形上学、人性论、知识论与伦理学诸层面对前期的宋明理学作出了批判,并通过建构自身的现代性哲学体系来主动回应中国现代社会转型。

罗尔纲的考据学理论探究

罗尔纲的考据学理论是在乾嘉朴学的基础上运用与发展而来的。其历史考据以辨伪为特色,金石考据则重视证据与注解,采用对勘法与假设求证法,以审名实、重佐证、体人情、证缘由为主要考据原则。他的考据理论对于当代的考据学、档案学研究有着莫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