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peech by Qian Zhongshu

Ladies and Gentlemen,Allow me to extend,on behalf of the Chines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a warm welcome to youto the symposium of American and Chinesecomparatists.This conference,sponsored by the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Institute ofLiterature in my Academ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American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s the

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体认在原著与修订之间——重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重读《中国诗与中国画》1978年修订版,大体有“版本学”“学术史”两种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降,学界主要着眼于前者,确认此文在1949年前后的版本有六种。至于1978年修订版与1947年开明版原著相比,除篇幅增加一倍外,著者注入修订版的深意究竟何谓,这需诉诸“学术史”视角。从“学术史”考辨修订版及原著,可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原著重在论述王维为符号的“神韵派风格”,在“画品”系统所享有的影响暨地位,并不与它在“诗品”系统所占有的影响暨地位呈“一律”或“对称”。其二,著者敏锐地感觉到“‘诗品-画品’的古典对立”这一逻辑建模,拟可被用来隐含他所体认的“‘风气-风向’的今世疏离”这一学术史现象,这恐是他执笔修订版的内驱力。其三,有识者只需咀嚼修订版一再提及的那个“作者——他”,将其读作给定语境中的“钱锺书——我”,也就不难领悟其修订版究竟想给后世留下何种启示。

钱著述学“识味”--涉其角色、行当、笔意

大抵仰慕钱锺书著作的“文化昆仑”峰值的人,大多慨叹其述学文体之厚味也独步今世。可以从“识味四步曲”来体认钱著述学之厚味。第一步,先界定钱著述学意味之“厚”,是“厚”在著者将其豪贤式“人格自期”渗入其文体,大凡述学既要“本位”,又敢“出位”,此谓“异量之美”。第二步,这就决定钱著述学之“角色”系复合型,既守其鉴赏家“本位”,始终重视“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又敢“出位”当第二类美学家,因深究文学之美而涉足文论暨文艺史。第三步,若谓“角色”指著者对其学科的身份认同,“行当”当指著者对其“角色”的专业依托且执行。这就驱使著者将浩瀚的实例考证即显性“我注六经”,巧妙地安置到其精微精妙的“六经注我”的隐性框架,此框架即著者的理论发现暨史论建模。第四步,就史论而言,最能体现钱著述学之“厚味”构成的经典莫过于《宋诗选注》。这诚然不是所有专家能一瞥即辨的教材式书写,故只有难得的别具慧眼者方能体认即“识味”。可将能觉知钱著述学“厚味”的慧眼称作“变焦”视角(如王水照),以区别于学界惯常流行的、难以识别钱著述学“厚味”的“单向度”视角(如郑朝宗)。

《林纾的翻译》理论导言的修改对“化境论”译学思想的影响--以新籍版本学为视角

本文首先简明陈述了新籍版本学的要义,为论析《林纾的翻译》版本嬗变及其理论导言文稿的修改提供理论视角。其次,挑选了5个最重要的版本,对它们的基本情况作了概要说明。再次,以文稿的增补、删节、改动、注释调整为正文,集中论析了文稿修改的得失及其对“化境论”译学思想的影响。研究发现文稿从一版发凡起例的卓越译学著作,逐渐升华为五版开宗立派的中国现代译学经典。钱钟书对文稿的修改可以为当代译学著述提供宝贵的启示。最后,本文呼吁译学界同仁把翻译研究与版本学结合起来,二者结合会带来新的视角和新的收获。

三重互动:杜诗与钱锺书治学体系(上)

杜甫诗作与钱锺书的集部之学、四部之学以及文艺理论建构形成了三重互动关系。杜诗既是钱锺书集部之学尤其是诗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经史子集四部典籍阐释不可或缺的因子,与诗画一律、虚色、通感、诗可以怨等文艺理论概念的辨析、生成与建构也有密切的关系。钱锺书的治学体系实现了对杜诗渊源、诗法与接受等诸多层面的阐述,揭示了杜诗蕴含的经史子集各部特征,也示范出杜诗对于建构文艺理论概念的原典作用。学杜、解杜、运用乃至化用杜诗贯穿了钱锺书的学术体系,使得这三重互动之间生成了复杂的互文关系。

《七缀集》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本文基于纸质文献以及WorldCat、Google Scholar、JSTOR、ProQuest、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网络资源的搜集、整理与细读,考察《七缀集》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现状。结果发现:(1)整体上,《七缀集》中七篇论文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多学科视角切入的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海外“钱学”研究,但在翻译、介绍和研究三个方面存在失衡。(2)翻译方面,变译本多于全译本,为研而译多于为译而译,兼职型译者多于专业型译者。(3)介绍方面,各篇论文的介评时间和数量不平衡,片段引用和零星介绍多于整书推介和英译本评介。(4)研究方面,零星、碎片的旁敲侧击式研究多于系统、深入的聚焦式专题研究;不乏新见、洞见和创见,但存在误解、偏见和成见。总结《七缀集》在英语世界译介与传播的经验得失,可为中国文学与文化作品的翻译传播和世界化进程提供借鉴与反思。

司马迁复仇思想再探——以公羊学为核心

司马迁复仇思想的理论根源主要来源于公羊学。通过对《公羊传》与董仲舒公羊学中复仇思想的研究发现,以《公羊传》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和汉代以来兴起的董氏公羊学在理论层面上影响了司马迁复仇思想的形成。司马迁在继承《公羊传》的同时也对复仇观念作出了新的阐发。司马迁将复仇观念融入《史记》的撰写中,将其与“扬名”的人生理想相结合,推进了对复仇行为的思考与重新阐释,体现出“复仇”思想在汉代的地位与价值。

化——全译转换的精髓

运用“以钱解钱”的方法,对钱钟书先生的“化”进行源流考证和语义诠释,并以他的“化”艺作为佐证,揭示作为全译转换的核心,“化”的实质是求得译文与原文最大限度的“似”,即“极似”。

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 ,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 ,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 ,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超越“化境”,一分为三——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的再思考

"一分为三"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和重要的哲学命题,在翻译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体现。本文通过重读钱锺书著作中有关翻译的论述,认为长期以来广受关注的"化境"只是钱锺书翻译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其核心内容的全部,钱锺书翻译思想应视为一个由"化、讹、媒"组成的"一分为三"的体系,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较为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翻译的本质属性。

文学阐释与心理分析——钱钟书文学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在钱钟书的文学阐释思想中,文学作品的"阐释循环"过程应包括心理分析,只有洞察"典型心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字词的意义、了解作者的修辞、把握作品的宗旨、判断作品的内容。此种思想的依据是认定不同作者、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文化之间"心理攸同",这是钱钟书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主张。钱钟书的这种文学阐释思想对于西方阐释学中关于"心理学解释"的争论具有启迪意义。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化境”背后:钱钟书的文本价值论

钱钟书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是观察家角度,他提出“化境”的本意并不在于为翻译行为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他认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可以分离,翻译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起着重要作用。从钱钟书暗喻的文本价值论来看,可以推断出他对文本竞争和语言竞争的提倡。

用符号学推进诗歌研究:从钱钟书理论出发

符号学不仅是当前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显学,而且也是当今诗歌研究的重要方法,只是在中国国内,很少有学者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有一个例外:钱钟书先生多次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时应用符号学的观念,可惜的是至今这笔宝贵财富没有人加以阐释和发展。介绍罗曼.雅克布森、罗兰.巴尔特、R.P.布拉克墨尔、迈克尔.里法台尔等人的符号学诗歌研究,并将国外的研究与钱钟书的观念作对照,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例子,说明这些原理的普适性。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失本成译”和译之“化境”:钱钟书的翻译文本观

在钱钟书所有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关于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失本成译"是钱钟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亦是钱钟书整体翻译观的核心;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时常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

化境:“理想”耶?“标准”耶?

钱锺书先生所撰《林纾的翻译》一文不仅评析了林氏的翻译实践,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翻译思想,"化境"论即其中之一。对于"化境"之定性,钱先生先后使用了"最高标准"和"最高理想"等二种表述。对于钱先生为何要变"最高标准"为"最高理想",译界解读不一。通过"以钱证钱"之方法,说明"化境"译论并非仅应视作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同时也可以兼作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

论王世贞晚年诗歌写作的转变

王世贞晚年在诗歌写作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在乐府诗和闲适诗方面尤为明显:乐府诗在数量上锐减,拟古倾向弱化,逸世成分增加,并以佛道入诗;闲适诗以创作律、绝一类小诗为主,主要取材参禅礼佛的日常生活,呈现出"自适"的个人化抒情倾向,减少了以往诗作的纪实性内容。两类诗作都以恬澹自然为宗,透出一种浓浓的闲适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