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郑强知萍乡事迹考略

宋代郑强宋宣和年间知萍乡县。在萍乡任职期间,开凿凤凰池,修建馆埠桥,疏浚芦溪神陂,做了许多惠民利民的好事,历代地方志均有记载,萍乡人将其列入孔庙“名宦祠”永久祭祀。课题组通过查阅地方史志以及新发现的相关史料,对郑强治理萍乡的史事迹进行梳理、补充,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宋代萍乡地方史提供可靠的一手资料。

劳权校勘词籍述论

清代著名藏书家劳权毕生校勘历代词籍的数量多达50余种。他以“校存异本”为原则,主要利用对校和他校两种方法,综合调动校勘资料,所校内容十分丰富,尤以“校异”和“补脱”最为突出。经他校勘的部分词籍后来辗转为词学家所见,为《彊村丛书》《全宋词》等现当代词籍文献的编纂与校注提供了重要参考。

羌族民歌分类再考

羌族民歌作为羌族人民的原生艺术形式属于中国音乐的范畴,是中国民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以民众生活中的旋律和歌词以及演唱者并存。羌族民歌与羌族人民的劳动、仪式、游戏活动等场景紧密相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景及其民俗事项。建国后,国内的部分研究机构和团体以及学者开始进行了羌族民歌的挖掘、收集、整理与研究,对羌族民歌进行了几种不同类别的分类。其分类方法上,文学方面和音乐方面有着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劳动歌"与"山歌"的用语上,存在着一词多用或多词一用的模糊的定位和概括。本文对羌族民歌分类进行了再考,提出了劳动歌、仪式歌、游戏歌三类功能分类法,以期更合理的整理民歌的体系,有效地理解民歌的实体。

羌族民歌“劳动歌”的分类研究——以音乐方面为中心

"劳动歌"是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是所有民歌的源流。现行羌族民歌音乐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对"劳动歌"的词意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容上的范畴产生着模糊的定论。分析与归纳"劳动歌"的分类有利于羌族民歌的挖掘、整理保护与开发研究。

论羌族民歌的音乐特点及保护策略

羌族民歌是我国民族音乐史上最古老的一朵奇葩,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无论是唱词、唱腔,还是表现形式等方面无不体现着羌族民歌的艺术价值所在。文章从羌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羌族民歌的音乐特点、现状及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论羌族情歌对美的追求

从口语化的诗歌语言、本土化的表达方式、民族化的审美追求三个方面探讨了羌族情歌所具有的多样性、民族性、诗歌性、口语化等特征,通过分析羌族青年男女之间表情达意的情歌,展示了羌族人民自古喜爱用"歌"表达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民族特色。从歌词的结构表现、题材选择、语言表达、音韵构成等方面,论述了羌族情歌在表达对美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方式。对人们了解、认识、研究羌族情歌,扩大其传播、影响及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羌族民歌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途径

羌族民歌历史悠久,在现代社会环境影响下,特别是汶川"5·12"特大地震后,它的保护与传承更有必要、更受重视,将羌族民歌运用入音乐创作就是很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方式之一。通过对羌族民歌调式、旋律特点进行研究,对当代作曲家根据羌族民歌或羌族民歌特点创作的声乐曲、器乐曲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羌族民歌在音乐创作中的运用途径,主要体现为:原始民歌原样使用,原始民歌变形使用,原始民歌改编、创编后的再运用,根据羌族民歌特点创作音乐主题4种方式。此4种方式丰富了音乐创作的素材,使音乐极具个性、内涵,从而为羌族音乐的保护、多元化传承、进一步发展做出努力。

歌舞以凌 羌声娱人

《尚书》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屈原《九歌》感叹:"羌声色兮娱人。观者瞻兮忘归。"僻居岷江峡谷的古羌人民以古朴迷人的歌舞感恩高山神灵、祭祀先祖圣贤,在自然圣洁的歌舞韵律中传承多彩的古羌民族宗教文化。

绵竹清平民歌的羌汉音乐接触研究

四川绵竹清平民歌数量众多、种类繁杂、风格多样,它是羌、汉音乐接触的产物,在羌汉接触地区有代表意义。清平民歌虽然全部用汉语演唱,其中大部分民歌为汉族风格,但仍有一部分较为古老的歌种明显还带有羌族音乐的遗存,其与羌族现存歌曲相比较,主要表现在旋律和调式音阶等方面的共同特征。清平民歌的特点不仅说明清平民歌有着羌族音乐的基因,而且证实羌与汉接触后音乐形态发生了改变,更多的汉族音乐被羌人接受,而原有的羌族民歌除歌词被汉化以外,仍保存有一定的羌族风格,这便是音乐文化复合性的一种表现。清平民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音乐接触的样板,有助于厘清多民族杂居区音乐接触的深层次特点及音乐变化的规律。

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的变异及选择性——以松潘县镇坪乡新民村的羌族酒歌为例

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是一种多声部民歌口头传承的艺术。随之把演唱多声部民歌的人定为表演民俗音乐本质的传承者。通过口传过程发展下来的音乐传统的生成物说成民俗音乐时,形成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要素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种。第一,具有连接现代与过去的传承性;第二,由个人或集体的创造性运动中生成的变异性;第三,根据人民群众对至今保留下来的音乐形态做出的选择性。

近50年羌族民歌研究述评

笔者从50年代末期羌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入手,对截止2010年的羌族民歌研究现状从音乐形态学、音乐文化学和羌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等四个方面的研究进行归纳与描述,并作出适当评价。

土家族梯玛巫祀仪式歌曲的风格特征——兼与土家族其他民歌相比较

梯玛巫祀仪式是土家族传统信仰文化的体现,在湘西北仍有遗存,其音声具有很强的原生性和民族性特征。梯玛巫祀仪式音乐包含宗教性和世俗性两大类,以宗教性音乐为核心,其中最有特点的是声乐,即梯玛歌。梯玛歌是在一个简单的创腔模式上衍生出来的,由一个核心音出发,经历了核心音——核心音程——核腔的运动过程。梯玛歌的音乐形态由唱词的韵律决定,且与土家族民歌相互影响。

卢甘国考

本文就宋代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卢甘国"这一名词进行考证,辨清了以往学界的误认,得出了卢甘国就是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源头的古羌族部落的结论。

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兼谈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

《松游小唱》是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创作的万言长诗,该诗在四川地方文学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都可谓沧海遗珠。《松游小唱》及其主人董湘琴的被发现,引发了世人的称道和学界的研究热情,5·12汶川大地震后出现了"董湘琴热"、探访"松茂古道热"。这首长诗属于标准的地志文学,是诗人对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文章以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与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为考察对象,探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自然地理的关系,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川茂县羌族酒歌的历史与分类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地区是羌族主要聚居地之一,文章以该地区羌族酒歌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从它的历史与分类两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旨在展示羌族酒歌特有的音乐魅力。

论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可持续发展——基于“MVEF”对其外部资源支持度的调查分析

羌族多声部民歌是羌族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通过对羌族多声部民歌研究历程的回溯与梳理,发现目前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研究可归纳为三方面:音乐的本体研究、音乐的民俗文化研究、音乐作为非遗的保护传承研究,其中以音乐的本体研究为主。目前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研究还缺乏从羌族自我、他者及二者兼顾的多视角就羌族多声部活力与濒危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化、跨学科地调查分析。文章依据格兰特“濒危音乐评估体系(MVEF)”,以小姓乡羌族多声部民歌外部资源的支持度为例,就羌族多声部民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地田野调查及评估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川西北尔玛人“唱酒戏”论略

今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在四川。走访川西北羌族地区可知,“唱酒戏”是尔玛社会老传统,是当地民间风俗及民俗艺术。研究“唱酒戏”,不可脱离羌族民间社会土壤,必须从民俗生活、口头传统、表现形式、文化传播等方面考察。有语言无文字的羌族地处汉藏之间,汉语川西方言也是尔玛人使用的语言工具之一,并见于民间文艺中。尽管“唱酒戏”未必是常规意义的酒席上点戏唱戏,但无需怀疑其为尔玛人自己的民俗艺术。从艺术人类学研究尔玛人的“唱酒戏”,有助于学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羌族戏剧艺术的发生与发展。

如何提高民族声乐艺术的表现性

近年来,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一度出现小众化和边缘化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必须不断提高民族声乐艺术的表现性和吸引力。因而从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中不断汲取营养,弘扬民族特色;研究和利用审美心理学,通过丰富听众的情感体验,提高民族声乐艺术的表现性;演唱者应不断提高即兴创作的能力与即兴表演的水平,是增强艺术表现性的三个方面。

海盐腔消亡年代考

随着元曲的消亡,具有明显北曲色彩的南戏海盐腔也因口法不传及战争的摧残,最终于明末崇祯朝消亡。作为曲牌体制的官腔雅调,海盐腔的同一个曲牌可有剧唱与曲唱之别,剧唱是戏曲中的歌唱,曲唱是纯粹的声乐歌唱。出自越地的海盐歌调以“越”相称,但是,无论是海盐腔盛行时还是在其消亡后,“越调”“越曲”“越歌”“越唱”“越腔”等都是海盐曲唱。当年谭纶引进的“海盐声”不是剧唱而是曲唱,汤显祖写《庙记》时江西临川一带已无海盐腔戏剧演出,“《紫钗》一郡无人唱”时海盐曲唱也已消亡。

羌族民歌[花儿纳吉]文化本源探秘

[花儿纳吉]是广泛流传于羌语南部方言区的一支民歌曲牌,因衬词中有"花儿纳吉"而得名。[花儿纳吉]旋律具有羌族传统民歌风格,歌词采用汉语七言诗句加上羌语及汉语衬词构成,具有优雅、尚美的艺术效果,及羌、汉文化交流融合的特征。论文通过对[花儿纳吉]的产生土壤、艺术形态、社会功能等进行分析,考量此类民歌在民族艺术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思想意识及产生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