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视野下的“寻宝之旅”——《文史通义》的六大学术特色及其启示意义

在举国高度重视文化传承的时代条件下,研究者要勇于解放思想、提高理论水平,《文史通义》作为传统学术在理论领域树立的一座丰碑,回答了时代需要,反映了时代精神,体现出乾嘉时期的时代智慧。在研究方法上,章学诚贯彻“知人论世”和洞察其思想渊源的原则,《文史通义》体现出六大学术特色,即针砭繁琐考证,预示学风转变;探索历史哲学,阐发深邃哲理;改革历史编纂,影响后世;以“性”“情”言教育,倡导独立思考;彰显审美情趣,学术美文翘楚;辩证分析高手,直抵事物本质。《文史通义》凸显了章学诚独树一帜的治学风格和历经坎坷凿“千年未凿之窦”的使命担当精神,因此,非常有必要将体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章学诚学术推向世界,增强文化自信。

走近真实的章学诚——陈其泰先生《文史通义选读》书后

陈其泰先生近来选读的《文史通义》,是继叶瑛先生校注本之后又一部成体系的经典导读之作,其特点主要有三:一是以“章氏遗书本”为底本,选篇精当,在版本和篇目上突破了以往注本多囿于“大梁本”的局限,且名为选读,实则所论远超篇目所及,体现出对章氏学术体系的贯通性思考。二是以历史、纵贯的眼光审视章氏的思想,将其学术主张严格置于乾嘉学术史和古代史学史的双重背景下加以考察,对于章氏思想的生成和意义作深刻揭示。三是从方法论的高度总结章氏治学经验,对于章氏勇于立言的精神、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突出的辩证思维等,作了深刻阐释。此三项,不唯有助于深化对章学诚思想及其时代的认识,对于加强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亦有重要的范式意义。

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易学解释

王氏父子的易学承接清初顾炎武易学之端绪,以易学文本为旨归,通过理解和解释《周易》经传文本的字词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经典解释学。他倡导因声求义的方法,发现《周易》二十四个通假字,提出了"诸说并列则求其是"、"以己意逆经义"、"证以成训"的易学和经学原则。反对增字解经,排斥脱离文本的象数解经,更反对为解经随意改变文本等,有别于惠栋、张惠言、焦循等人的易学而独具特色,对于《周易》疑难卦爻辞文字解释具有独特的意义,成为清代乾嘉时期以文字学方法解《易》的巅峰,为后世解释易学文本意义提供了典范。然而,王氏父子对于易学乃至经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字训诂的层面上,未能由此开显出义理,是其缺憾。他们反对远离文本的汉代象数,却以汉人卦气说反对其纳甲、爻辰、旁通等说,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阮元与清代今文经学

阮元在清代学术史上主要以考据学成就而著称。但是 ,他与今文经学也有关联。他不仅为庄存与和孔广森等的著作作序表示推许、予以资助出版 ,而且与凌曙、龚自珍等保持了密切的接触。他在学海堂中明确表示尊重何休及其学术。这是因为 :一方面 ,清朝统治者赞许今文经学 ;另一方面 ,乾嘉汉学盛极而衰并遭到了攻击。

乾嘉视域中的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论

学者兼诗人的姚鼐,治学虽强调"义理"为先,以宋学为尚,但也不能不被时代的学术风潮所影响,其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所表现出的学问化倾向,可以说便是这一情形的最好证明。不过,学问化仅仅是姚鼐诗学观点和诗歌创作的表征,"兴会"和"精神"才是其旨归之所在。姚鼐诗学观点及诗歌创作的学问化倾向所具有的价值,至少可从诗歌、学术、文化等层面进行挖掘,又从助诗歌之境界、疏诗坛之榛塞、正学者之途径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对戴震学术的评价,有一定的阶段性。伴随着自己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集中点名攻驳、评价戴震学术,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学风病痛而发,另一方面,则有着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推扬自己学术主张的目的。他与戴震学术主张中某种契合的主张,正是为乾嘉主流学术所摒弃之义理。戴震以训诂明义理的新学风难以拓展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难以引起共鸣,皆可见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之深刻。

《知不足斋序跋题记集录》序言

本文以季秋华《知不足斋序跋题记》为对象,较全面地论述清代大藏书家、刻书家鲍廷博在长达七十年生涯中的藏书、校刻书事迹,指出鲍氏的序跋题记,不仅反映他藏书、校刻书的历程,更是其收藏、校刻书历程中的人生感悟、心灵独白的流露;不仅是版本目录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乾嘉时代浓厚人文精神的反映。

学风视野下的乾嘉文字学研究

清代乾嘉时期强调求真务实的学风,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学风与文字学研究的密切关系。乾嘉学者认为文字学是一切学问的根本,强调正俗字的区分与汉字规范,突出文字学的本体及相关学科研究,注重字书编纂及刊布,由此可见学风之于文字学研究乃至一切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

乾嘉时期苏州词坛的构成与祈向

苏州为清代三大词薮之一,本文以吴翌凤、郭麐、彭兆荪、张埙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凸显乾嘉时期苏州词坛以"浙派"为主潮的特征,并勾勒其整体构成与祈向。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乾嘉汉学作为清代中期官方推崇的主流学术,与文学呈现出某种同构之势,涉及到三个层面:文人与学者的兼容、汉学介入文论话语及文学创作的炫学化倾向,反映出乾嘉时期学术风尚与文论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

乾嘉吴中女性诗群成因初探

乾嘉时期吴中经济文化发达,吴中女学在此时达到了高峰,不仅女诗人数量众多,还出现了三个人数达到10人左右、组织与活动都较为成熟的女性诗人群体,它们是:吴江地区计氏和邱氏家族女性群体、随园吴中女弟子群体和有"吴中十子"之称的女诗人组成的"清溪吟社"。而吴中地区发达的经济和开明的思想环境、文化家族的联姻及家族文化对女性诗才的培养、名士为师积极提携奖掖,以及女性诗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这些女性诗人群体生成的重要因素。

乾嘉时期新疆竹枝词的诗注研究

乾嘉时期的新疆竹枝词继承前代竹枝词传统,以风土诗而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视角。同时,竹枝词的自注也在继承史家自注体例的基础上,深受乾嘉时期特殊学风感染融合发展成独特的自注体例,从而形成具有文人化、学者化趋向的独特文学形式。诗注一体,诗注与诗文之间相互印证,以注释中大量史实资料与外围资料丰富诗文内容,增强竹枝词可读性与可信度。

清乾嘉《汉书》研究的总成绩与检讨

清乾嘉时期的《汉书》研究,是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清代学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乾嘉诸儒以考据入史学,既援经入史,又以史证经,围绕《汉书》的纪、表、志、传“四体”及史汉异同作了全面研究与总结,不仅产生了大量相关专门论著,在通释性研究、表志校注及史汉异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还涌现出大量文集笔记,成为对《汉书》专门性论著的有益补充,并在整体上呈现出集大成式的多元化、多样性研究面貌。可以说,清乾嘉《汉书》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注重纵横结合、通断比较,坚守中有突破,综合中有创新。对于清乾嘉《汉书》研究面貌、特征与成绩进行严谨科学的梳理辨析,有助于对清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并提供一定借鉴。而对于中国传统“《汉书》学”而言,清乾嘉《汉书》研究是登堂入室的拐杖与钥匙。

乾嘉时期士人游幕与诗风嬗变

士人游幕,其诗歌主题、题材、形式以及风格往往会发生相应的改变:题材更为丰富,形式更多元化。这种改变一是受幕主影响,一是因江山之助。游幕士人在幕主魅力的感召下,接受幕主的文学主张,诗歌风格发生改变;而游幕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使其文学审美趣味发生改变,诗歌风格亦因之而发生嬗变。

论乾嘉考史三大家对《史记》研究的特点和贡献

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和赵翼在其考证著作中对《史记》进行深入的考察辨析。他们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各自的特点,钱大昕以考证为中心,王鸣盛考证、旨趣阐发并重,赵翼注重提挈历史大势,探讨历史编纂得失。其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史记》研究的视野,推进了《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并由此带动了《史记》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通过三大家的研究对客观地总结《史记》研究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修到梅花瘦可怜——闺秀诗人金逸与她的创作

金逸作为袁枚"闺中三大知己"之一,其诗歌创作所呈现出的风貌也成为袁枚"性灵"理论的一块镜子。从随园弟子的角度看,她与袁枚的交往成为了她投身"性灵"的原因;而从闺阁写作来看,她的创作又始终体现着女性的细腻柔婉。她的身世既平稳又坎坷,天生的聪慧与短暂的生命始终构成一对矛盾。在对她的研究中,乾嘉时期闺阁写作的个性与风貌也随之显现。

文化·礼制·建筑——洛阳潞泽会馆探析

会馆是一类重要的民间建筑。本文通过对洛阳潞泽会馆的调研，探析了它的历史背景，清代的晋商文化与河洛文明的交融，以及它所反映的哲学观及建筑艺术。

乾嘉时期的居士佛学与时代学术

乾嘉时期考据学占据了学术的主流地位,这一时期的佛学居士与考据学者多有交往,居士佛学受到了考据学学风的影响。考据学以经史文献为考辨对象,注重博学考证,佛学居士也深入儒释道典籍,在典籍的细读中阐发教理,有意回击考据学重考据轻义理的弊病。乾嘉考据学反对理学援佛入儒,指责佛教为异端。为回击考据学的责难,居士佛学在三教融合上走得更远,他们打通了三教的界线,认为三教其实只是一教,并无二教或三教。考据学重典籍的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居士佛学在经世、救世的实践上较前代也走得更远,这有力推动了世俗佛学的发展。

论乾嘉时期藏书家的通俗小说阅读生态——以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及其交友圈为中心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体现出乾嘉时期藏书家对通俗小说的阅读生态。围绕在《阅红楼梦随笔》周边的早期读者多系周春同乡亲戚、学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通俗小说阅读、品鉴群体。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周春将治经、治史之法折射入小说,形成其独特的索隐范式。而同乡学友间的交流与书籍传播,使浙西成为《红楼梦》阅读、研究的重镇,索隐方法蔚然成“派”。透过考察其索隐方法、观念之来源,辨析其治学理念之得失、文学思想之倾向,可以进一步挖掘本时期藏书家、考据学家对通俗小说的阅读、研究方式,以及通俗小说对本时期学术、文学诸核心问题的影响。

乾嘉学术对政治的反拨——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中心

凌廷堪、焦循和阮元都是乾嘉之际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旨趣与政治理念颇多相同。他们专注于学术考据,也热切关注社会现实,多以注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提出的情欲自然论、礼治论、仁恕论等主张,含有平实、通达、宽容、开放的思想意蕴,是特定历史境况下对乾隆皇帝构建的皇权专制政治与极权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拨。他们这种富于人性化的政治理念,旨在为现实中的僵硬政体注入一丝活力。凌、焦、阮学术中体现出的政治理念与现实关怀,折射出乾嘉考据学的另一种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