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龙膺的行旅诗

龙膺在晚明文学史上享有一定的声望,其创作的行旅诗别具特色。龙膺行旅诗的内容关注民生、描写驿道风景、歌颂先贤、怀亲思友。在艺术特色上,龙膺行旅诗中的部分古诗颇具玄言诗之风,其古诗在细节刻画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此外,龙膺古体、近体诗大都具有浓郁的抒怀。思想内涵方面,龙膺的行旅诗融汇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吸收公安派的诗学思想,使其具有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诗歌特征。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多族文化融合

伴随着元代社会统合的稳步进行,上京纪行诗在元中期达到鼎盛。无论是诗歌数量、主题分布,还是作家群体及其构成,都渐臻成熟,成为有元一代最独特的诗歌类型。上京纪行诗人群体的身份几乎涵盖了元代所有种群和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四种宗教教士。在广泛、频繁的诗歌创作、唱和活动中,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士互相交流,带来的是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具体体现为跨族群文士的交往、蒙汉歌谣习俗的混杂和“国语”、汉语、高丽语等至少三种语言文字的并行。

论魏禧纪游诗“清”的风格特征

魏禧中晚年纪游诗呈现出“清”的风格特征,具体表现为记述闻见“清奇新颖”、模山范水“清峻超拔”、凭吊思怀“清凉沉郁”。魏禧纪游诗多用“清”这一字眼,叙事清奇生动,感慨清新脱俗,呈现出清奇新颖的风格。其纪游诗善于刻画人与自然的斗争场面以及人的心理斗争情形,喜用军事意象和怪奇意象,且常常选用高悬的视点描摹广远的空间,跌宕出清峻超拔的气质。魏禧主动向杜甫学习,或是直接借用、化用杜甫诗句,或是整首诗风格的凝练沉郁很像杜诗,是其纪游诗呈现出清凉沉郁神韵的重要原因。魏禧清闲自在的出游心态,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体验和光辉人格,是其纪游诗形成“清”的风格特征的主要外因。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域书写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颇多景观描写,这些景观描写着力突出了元上都独有的异域特色。元代扈从文人们通过对扈从上都沿途及其上都城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既突出了其对元上都独特的异域风光和风俗的喜爱,也展现了其客居他乡的思乡之情。元代上京纪行诗异域书写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元上都优美的自然风光;二、元上都独特的人文环境;三、元上都浓郁的游牧文化氛围与多元异域风情的浸染。

析论苏轼关中写景记游诗的游赏心态

苏轼一生所历地域甚为广阔,凡遇名迹皆成笔墨。他曾在凤翔府任上游历了关中诸多名胜古迹,并为之写诗。检视这些诗作可以发现,苏轼借诗歌一方面表现敬慕圣贤与思治利民,显露济世报国的儒家士人心态;另一方面展示游赏时的休闲趣味与怡情养性,凸显其玩味道家的心态。二者结合,反映了苏轼青年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思想,奠定了其思想发展的主要基调。同时,详析苏轼游赏心态,也为我们传承苏轼文化,推动关中文学景观发展提供了帮助。

蒙汉文化交融中托浑布的山水纪行诗创作

托浑布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蒙古族诗人,其纪行诗篇创作尤多。在思想内涵方面,托浑布纪行诗描绘了不同地域的山水景物。艺术上表现出具有图画美、受唐宋诗影响、抒发性情的特点。对托浑布山水纪行诗作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蒙汉诗歌交流视域中的蒙古族诗人的创作风貌。

论高丽诗人李齐贤纪行诗的“诗史”意识

高丽诗人李齐贤因忠宣王赏识进入元朝大都,先后游历中国的四川、浙江、西藏等地,创作大量纪行诗,为中韩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纪行诗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受到中国“诗史”传统的深刻影响。其“诗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中寄寓作者强烈的人事感怀,真实反映时代之变。在忠宣王西谪之际,李齐贤频繁往来中原与半岛之间,其纪行诗流露出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被誉为“杜少陵不得专美于前”;二是咏史怀古创作以《春秋》为法。在西行途中,李齐贤所作咏史诗对中国历史发表评论,流露出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

论谢灵运山水诗的时空、行迹书写与景物刻画

谢灵运山水诗中常见大幅开阖的时空、变换不定的行迹以及“钻貌草木”的刻画,深蕴着诗人内心的不平以及为了排解忧闷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巨大开阖的时空,映衬出诗人匆促行走、东奔西突的孤独形象,以及诗人的微渺与别无选择。变换不定的行迹和随之而来的错综复杂的画面,以其无序和多变,传达出诗人内心的焦躁不安。山水景物的精细刻画,令诗人得以用冷静的目光审视自身命运,从而暂时忘却内心的愁苦。谢灵运山水诗的玄言结尾本质上是诗人的自我宽慰和自我勉励,其诗堪称情、景、意交融。

运河行旅诗的史料价值——以明末清初诗歌为例

运河行旅诗产生于文人沿大运河行旅的途中,是诗人就地取材、随见随写、即兴而成的作品。这些诗歌与生俱来地有着“实录”“纪实”的鲜明特征,具有较高的史料、文献价值,为后世了解诗人生平经历、大运河生态以及运河沿岸的民风民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明末清初是历史上一段天崩地坼、风云激荡的特殊时期,产生于此际的运河行旅诗真实地记录了动荡时局中文人的行旅踪迹、沿途所见所闻以及当时大运河实际的运行状况,是研究文学史、大运河史、大运河文化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有着“以诗证史”“补史之阙”的重要作用。

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

加里.斯奈德在立足于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寒山诗进行了创造性“误读”,从而使寒山诗在旅行至东道国后获得了合法身份并一跃成为其文学体系中的经典。而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又进一步强化了译者所代表的文化身份。

华夷一体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

华夷一体是元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元代文坛,蒙古、色目文士大量涌现,他们有着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所作纪行诗,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纪行诗在西北、东南的地域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且诗风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传统作用下,少数民族诗人喜爱山水,善用拟人笔法,与山水风物深相契合。在混同华夷的文化环境下,上京纪行诗、奉使诗、奉祀诗也大量出现。从元代华夷一体的历史现象、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贡献等维度探析元代纪行诗繁荣的原因,庶几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思考。

行者无疆——试论壮族名士郑献甫纪游诗的文化之维

郑献甫是清代首屈一指的壮族诗人,著述宏富,尤其所创作的纪游诗内容丰赡,包蕴深沉,大致可分为四个维度,即地理之维、民俗之维、历史之维、时政之维。这四个维度分别指向四重文化内涵,即抒写行者无疆,揭橥风物民俗,寻求古今会通,传载末世心史。郑献甫的行走人生标举了封建时代文人独具特色的人生范式,给予我们较为丰富的文化启示。

杜甫秦蜀和湖南纪行诗比较论

秦蜀和湖南是杜甫纪行诗创作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阶段。在审美客体方面,秦蜀纪行诗表现了奇伟幽奥的景象,湖南纪行诗表现了阔远黯淡的景象。在审美主体方面,忧世之悲和漂泊之感贯穿了这两个阶段,但相比之下,秦蜀纪行诗中包含了一定的自信和乐观,湖南纪行诗则常常流露出某种近乎绝望的情绪。在心物关系方面,秦蜀纪行诗中自然与人强烈地对立,对人形成压迫和威胁,湖南纪行诗中自然是人的外在的衬托。在艺术传达方面,秦蜀纪行诗景先情后,由景生情,写景时以实写为主,虚写为辅。湖南纪行诗情在景中,以情统景,在写景时遗貌取神,随意点染。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研究状况及意义

元朝建立以后,实行两都制度。定立两都之后,忽必烈开始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元代很多文人都参与了两都巡幸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诗人们一方面借诗保存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另一方面也抒发了巡幸中独特的情致,这些上京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也是元诗研究的重要内容,具有较强的人文应用前景。

唐代文人宦游视域下的岭南饮食题材诗歌文化表达

唐人尚"游",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有过游历的经验。空间位移导致的时空变换,给文人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间接促进了文人饮食意识的自然觉醒和饮食题材的开拓。唐代文人游历岭南主要是以宦游为主,岭南道成为唐代流放罪人最集中的地区。之前鲜为人知的岭南饮食题材首次大量地出现在唐代宦游岭南的诗人笔下。他们"怪"、"杂"、"苦"、"涩"的岭南饮食题材书写,一方面揭示了岭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饮食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贬谪后的审美心态流变。

从“咏怀”到“山水”:魏晋羁旅行役诗中山水物色的独立之路

羁旅诗长期遵循着言志抒情的咏怀思路,自然物象无法凸显独立出来,随着魏晋时代山水审美意识的勃兴以及山水游览风气的盛行,行旅诗也逐渐增加山水描写的比重,并将山水游赏与羁旅情思结合起来,二者融合才有谢灵运羁旅山水诗的出现。其间玄言山水诗以山水阐说玄理,注重祛情去累、以理遣情,将羁旅的困境体验导向证悟哲理玄境的解脱,山水显得外在而与诗人的精神世界难以相契,至南朝尤其是谢朓的宦游山水诗篇,山水形象与世俗生活情感相交融,才有羁旅山水诗歌传统的正式定型。从羁旅咏怀到羁旅山水,情事相生转变为情景相照,正是山水诗诞生的内在理路之一。

论清代壮族名士郑献甫纪游诗的文化维度

郑献甫是清代著名的壮族诗人、学者,在岭峤壮族古典诗人中,是卓然独立的大家。其纪游诗内容多样,包罗丰富,大致可分为四个维度,即地理之维、民俗之维、历史之维、时政之维,这四个维度分别指向四重文化内涵,即抒写行者无疆,揭橥风物民俗,寻求古今会通,传载末世心史。郑献甫的行走人生标举了封建时代文人独具特色的人生范式,给予我们较为丰富的文化启示。

从上京纪行诗观张垣地区独特的物候民风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许多描写边塞风情的作品,其内容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抒情重心转向了自然山川、岁时风尚及民俗民情的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描绘地域自然风貌,注重记史实写风俗。通过分析描写张家口地域物候风光及世俗风情的诗歌,可全面了解西北边塞地区独特而优美的自然景观及风俗民情,对于认识张垣地区的物候特征、民俗风貌具有直观、感性的文化意义。

论苏轼凤翔时期的写景记游诗

苏轼在任职凤翔期间创作了138首诗歌,其中写景记游诗比重较大。这些诗歌描绘了关中西部的锦绣河山,表达了苏轼对关中西府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现出了苏轼反对暴政、关心民瘼的仁政思想以及苏轼淡薄名利、超然物外的人生追求,具有极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文化意蕴。在艺术上突破了此前诗歌的局限,采用了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呈现出豪放清雄的风格特征,形成了苏轼写景记游诗特有的结构模式,表现出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技巧,奠定了此后苏轼写景记游类诗歌创作的基本风貌。

从元代上都扈从诗看滦阳民俗

上都扈从诗是元代边塞诗的主要形式,通过对上都扈从诗中的生产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节日民俗文化进行掘微与阐释,发现元代的上都地区民俗,虽然已开始向汉民族靠拢,但仍保持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所以扈从诗中表现的上都民俗丰富多彩,堪称是元代上都民俗文化的长廊,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