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内务府包衣喜寿服饰形象设计研究——《交泰殿铜壶滴漏·前世传奇》

喜寿是乾隆时期内务府包衣,于亲蚕礼前夕负责完成交泰殿铜壶滴漏的校时工作,本文就喜寿服饰造型展开讨论。内务府包衣是服务于皇帝的特殊群体,乃皇帝家仆,属上三旗,故其身份高于下五旗包衣。有官职的包衣,服饰随品级而定,而主人公喜寿为无品级者,正史中鲜有提及这一群体的服饰形制,因此本文以乾隆年间纪实类绘画作品中的无品级内务府包衣形象作参照,以剧情发生时间为背景,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经过梳理与分析后得知,该群体的首服使用无顶珠凉帽,身服由外而内、由上及下为圆领袍、领衣、衬衣、马裤,足服为高筒靴。喜寿的服饰造型在遵照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根据人物设定及故事情境进行特征挖掘,通过色彩与纹样的选择,增强服饰与角色、剧本的契合度。

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雍乾之际厉鹗效应下广陵词坛与浙派咏物词的联通

雍乾之际,厉鹗等浙派词人寓居于扬州,以韩江吟社为阵地,大兴咏物风尚,推动了浙派在广陵词坛的词土扩张。而广陵咏物词也在“厉鹗效应”的作用下,基于扬州新生词人群体特性与本土雅俗并兼的文化气象,产生题材与思想内涵的新变,在一派清空醇雅之中,掺入扬州文化生态的市井蒸腾,不仅真实客观地再现民生风情,使咏物词具有了史料价值,亦推进了清代“词史”观的构建进程。

再论章学诚与孙星衍修志思想的差异——以《永清县志》《直隶邠州志》《松江府志》为中心的文本分析

章学诚与孙星衍是清乾嘉时期方志名家,通过对章、孙两人所修志书《乾隆永清县志》《乾隆直隶邠州志》《嘉庆松江府志》文本分析,可以由小见大,看出他们分别所代表的修志新派、旧派在纂志风格、志书体例、文献观上的差异。以章学诚为代表的修志新派在“志属信史”修志思想指导下,推崇撰著体风格,认为志书体例当遵循史法,以体裁见长,厚今薄古,重视当代文献。而以孙星衍为代表的修志旧派则在“方志以考据存文献”思想指导下,视方志为舆地之书,采纂辑体风格,在志书体例上贵因不贵创,在记载中更信任、依赖古籍,忽视当代文献。

古琴题写与乾隆的雅正琴乐观

乾隆初期,乾隆与陈邦彦、梁诗正等七位翰林词臣对宫中旧藏及新斫古琴进行了多次题写活动。这批题写诗文作品体裁不一、数量众多且普遍运用比兴之法,体现出乾隆初期清秀典雅的古琴文学美学与艺术审美。在对古琴的多次题写中,乾隆不断确立古琴的卓越地位、并阐发古琴中和节止的儒家内涵,反映其一以贯之的雅正琴乐观。大规模的古琴题写活动表现出乾隆作为政治人物在诗教与乐教上的双重意图。

乾隆《潼川府志》文献学价值探析

乾隆《潼川府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下编纂的一部志书,不仅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编纂审慎、征文考据、保存佚文三个方面。是志在体例上自成一家,对所收地方文献详加考证,并辑存了一些失传文献,通过考辨相关文献,对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志编纂情况,以及清代潼川府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提供帮助。

论乾嘉时期安徽篆书发展盛况及篆书品评观——兼谈对当代篆书创作的启示

乾嘉时期安徽篆书达到空前的繁荣,以皖南地区为最,在书家、书作、书论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一个以学者、书家等士人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推动篆书创作、品评、审美的学术氛围,进而形成了“治经以识字始,作篆本于六书”和“以秦汉为师,以质厚为本”的书学品评观。在这种评论的导向下不仅孕育出了统领一代风气的篆书大家邓石如,而且使人们对篆书关注、研究和实践热忱持久不衰,影响了一批书家,形成了地域性的群体效应。这也为当代的篆书创作实践提供一点借鉴和启迪。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故宫宁寿宫装饰彩瓷嵌片釉彩料的分析研究

故宫宁寿宫花园延趣楼、萃赏楼内檐装修釉上彩瓷装饰嵌片,是研究乾隆时期釉上彩瓷的珍贵标本。本研究采用X射线荧光能谱仪、显微激光拉曼光谱仪和实体显微镜,对乾隆时期釉上彩瓷样品进行无损分析。结果表明,蓝色、胭脂红色釉彩的基底釉为铅钾玻璃,白色、黄色、黄绿色、绿色釉彩的基底釉为铅玻璃。白彩的乳浊剂和着色剂为砷酸铅;蓝彩的乳浊剂为砷酸铅,着色元素为Co;黄彩为铅锡黄Ⅱ型乳浊及着色;黄绿彩为铅锡黄Ⅱ型和Cu共同作用;胭脂红彩为Au着色;绿彩为Cu着色;黑彩需覆盖透明绿彩于珠明料上才能完全发色;橘红彩为赤铁矿着色和乳浊;棕彩则为赤铁矿和Mn、Co共同着色。本研究成果可为乾隆时期釉上彩瓷的原料与工艺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康乾时期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

介绍了清代康熙和乾隆时期陪都盛京的城市与园林建设情况。通过研究皇家宫苑、民间寺观、书院、城市公共景观等的营建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的盛京城市园林建设十分活跃,既有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城市与皇家园林建设,也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公共设施营建,风格与形式已完全汉化。有机融合佛、道、儒文化和满、汉、回、蒙等多民族文化,形成了多元化、包容性极强的盛京文化,呈现出城市社会文化与景观文化繁荣发展的特征。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乾隆仿生瓷的艺术特色

乾隆时期是个很重视瓷器生产创新的时代,所设计生产的瓷器都带有其时代艺术特色,而我们就其中的一个品种来进行分析——仿生瓷,分析其造型、装饰等的艺术特色,从而使我们了解这一独特的艺术,对我们日后的陶瓷造型与装饰设计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

本文认为清代中叶以前,汉文明与苗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内两支内涵不同的亚文明。18世纪雍乾、乾嘉苗民起义主要不是如以往研究所说的那样是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斗争,而是对中央专制王朝以“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为手段进行汉文明强烈传播和文明整合所作的拒斥性的回应。

乾隆中法合制《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相关问题之探析

本文就清乾隆时期中法合制《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政治意图及其在疆域表达观上的传承关系;广州十三行在中法合制《得胜图》中的沟通作用及其承担的费用问题;《得胜图》对法国"中国热"持续发展的影响;《得胜图》对同类战争图在构图、技艺上产生的模范作用及此后欧洲中国战争题材铜版画再现等问题,以新的视角加以阐述,给予剖析。

消失在崇山峻岭:1781年川鄂湘山区啯噜及清廷的围剿

啯噜主要活动在四川与湖北、湖南、陕西、贵州的交界地区,这些地区是深山老林,非常适合啯噜的生存。国家的力量离得太远,派军队清剿也是鞭长莫及,啯噜子随时可以进退自如,消失在崇山峻岭。啯噜从乾隆初便在四川出现,在巴山老林不断聚集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和社会生态,其扩张也应该与乾隆后期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以乾隆四十六年啯噜在川鄂湘三省交界处突然增长为导火索,在乾隆皇帝的亲自督促下,一场波及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和陕西的剿灭啯噜的活动展开,不但最终导致了四川总督文绶被谕令撤职流放伊犁,许多州县官也因此丢掉了乌纱帽。关于四川的啯噜,学界已经有若干探讨。1949年之后,不少学者的研究,把哥老会的起源与啯噜联系了起来。然而,在哥老会自己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来自啯噜的任何蛛丝马迹。把啯噜和哥老会进行勉强的比附,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采用了清廷以及清官员对哥老会污名化的那些记录。这是官方话语霸权对边缘人群研究影响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

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研究

清朝乾隆年间 ,清政府对新疆实行移民实地政策 ,人口大量迁移到新疆。天山北麓东段是新疆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 ,其人口迁移分为民户迁移、商户迁移、遣户迁移、兵眷迁移和安插户迁移等几种类型 ,以民户迁移为主。移民的来源地以甘肃、陕西等邻近省份为主 ,人口迁移的方式以官府有组织的迁移为主、以民间自流的方式为辅。民户人口迁移的高峰在乾隆三十年代 ,乾隆四十五以后人口迁移规模变小 ,整个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的规模为 16 .4万人左右 ,迁移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为中心的两个地区。

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

乾隆年间西北地区三次绘图始末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记载,乾隆二十年至三十九年清朝统治者前后三次从京城派遣官员赴西北地区,行程数万里,对东起巴里坤、西迄巴勒喀什湖、南至帕米尔高原、北越阿勒泰山脉的区域进行地理测绘。这三次测绘的成果渐次丰富,准确度不断提高,不仅弥补了康熙年间所绘《皇舆全览图》哈密迤西地名稀疏的缺陷,还为编修《西域图志》、绘成乾隆《十三排图》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数据。

论雍正、乾隆时期汛塘制度在云南的发展及变化

经过雍正、乾隆时期对兵防的二次调整,云南的汛塘制度有了较大变化:分布于汛塘的绿营兵成为整个绿营兵的主要部分,汛塘、汛塘兵丁都由清初的以云南腹里发达地区为分布中心,向着腹里发达地区、腹里欠发达地区、边疆地区均衡分布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乾隆三十五年后以边疆地区为分布重心的态势。这一变化,标志着清王朝对云南的统治已深入到了边疆和山区,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尤其是边疆和山区的经济开发、民族融合。

从造办处活计档看清代乾隆时期宫廷唐卡装裱形式的演变

乾隆时期宫廷唐卡的制作与装裱有一个逐步的发展过程。从造办处档案看,乾隆二十四年前,有关宫廷唐卡的制作和装裱的记载并不多,从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前后开始,有关宫廷唐卡制作的记载增多。乾隆三十一年至四十五年是宫廷唐卡制作的繁荣期;乾隆四十五年后,宫廷唐卡的装裱制作达到了高峰。不同时期的唐卡装裱形式各不相同,反映了乾隆皇帝审美倾向的转变,也为清宫唐卡的断代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