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府诗看前七子对李白的接受

前七子是明弘治、正德年间最具盛名的文学流派,为扫除明初文坛萎弱卑冗的局面,他们在明中叶掀起了一场以“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为口号的复古运动。而作为盛唐之音象征的李白古乐府,自然成为前七子学习的主要对象。前七子的乐府诗创作不仅化用李白的乐府诗句、模拟李白乐府诗中的典型意象、承袭李白豪放飘逸的乐府诗风,而且还接受了李白的“古乐府”要义。具体表现在乐府本身的沿用与发展,拟古乐府的合而若离、离而能合,以及乐府诗题正格的模拟与变格的发展等特点,呈现明显的学李倾向。这与前七子和李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诗歌理论、人生经历以及个性气质密切相关。

论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

对明代前七子李何之争的文艺现象进行了反思。李何之争是李梦阳文艺思想的主要表现之一。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历史对于李梦阳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李梦阳的文艺思想有三个特点。(1)李梦阳在探讨何者为文艺"法式"的问题上,主张学习古文的结构规律,他不仅强调"文必有法式",主张文学创作要学习古典法式,而且还重视法式的灵活运用。李梦阳认为艺术创作要"应诸心",他这样认识文学创作是具有真理性的。(2)李梦阳把写字与作文做比类,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这样并没有什么错误。任何一个人,绝对不会主张文学创作要搞"模拟剽窃"的。后代文人把李梦阳关于写字与作文作比类的思想,认定为文学创作模拟理论,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3)李梦阳偏好雄浑深厚的文学风格。在争论中,他不仅反对何景明偏好清俊响亮的风格,指责何景明的主张是"同室操戈"。这些思想不免有些狭隘偏激之乖。

关于李梦阳的“晚年悔悟”问题——前七子文学理论研究之一

李梦阳是明代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他在晚年所作的《诗集自序》中提出了诗歌以情为本,“今真诗乃在民间”的说法。后来人们一般都认为复古派的文学主张不外是模拟古人、注重形式技巧等等,于是很自然地便把这些话理解为李梦阳的晚年自悔之词。然而这基本上是一个误会。由于这一问题牵涉到对整个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真实性质及历史意义们认识与评价,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明代“前七子”正义之一——以“前七子”诸人聚合、交游及其文学主张为考察中心

明代中期文坛的"前七子"一直以来都作为文学史的重要流派而被人们所熟知,但这一提法并不是非常妥当、准确,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详细考察"前七子"成员的仕宦、聚合与交往,可以看出徐祯卿与"前七子"诸人不仅聚合在一起的时间短暂,群体交往也未见频密,他与诸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和李梦阳的唱和而产生的。徐祯卿被列入"前七子"成员,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李梦阳交往的关系重大。分析"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可以看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口号并不能真正地概括所有成员,他们的崇古各有差异。所谓明代"前七子"的提法,并不能全面地、彻底地反映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学复古运动的概况。

前七子派的兴起及其发展的阶段性

本文从唱和的频仍、主张的提出、立派的自觉意识、标志性事件等方面探讨前七子派的成立时间,认为其正式成立在弘治十五年(1502)至十八年(1505)之间。前七子派的发展分"合"(1493-1506)、"分"(1507-1511)、"散"(1512-1529)三个时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合"期虽然是前七子派的兴盛期,但"分"期是前七子派同茶陵派斗争激烈此长彼消的关键时期。而"散"期,何景明受到茶陵派的影响,通过何李之争,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七子派某些主张,并逐渐取得了与李梦阳并驾齐驱的领袖地位。

明代政坛南北之争与前七子的崛起

明代前七子的崛起,是政坛南北之争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前七子矛头所指———台阁体和茶陵派,是南方文风的代表;前七子倡导的秦汉文风和盛唐诗风,则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此前,南方文人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一直占有绝对优势。前七子标榜汉、唐,含有为北方文化争胜的意味。前七子复古运动的沉寂,亦与北方政治势力的分化有关。对宋型文化的反省,是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明代“前七子”正义之二——以明代“前七子”提法形成为考察中心

明代中期文坛的"前七子"及其"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一直以来都作为文学史的常识而被人们所熟知,但这一提法并不妥当、准确,长期以来也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通过对"前七子"及其文学主张提法出现的时间作纵向考察,可以看到所谓"前七子"诸人并未有意识的以"七子"为文学流派,这一提法始于明末清初,定型于清代中期,是后人为总结明代弘治、正德时期复古派文学运动与所谓"七子"("后七子")区别而提出的。所谓明代"前七子"的提法,并不能全面地、真实地反映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学复古运动的概况。

杨慎与何景明:六朝派与前七子的交接

杨慎与李梦阳的交往较少,而杨慎与何景明于李梦阳等离京后的正德期间过从颇密,学术、诗歌均有交往,可称诗友,且是诤友。在交往中,一方面,杨慎、薛蕙"学古而不拟于古"、博学众体而推崇六朝初唐等思想影响了何景明,致使何氏在主张和创作上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变,由此引发了著名的何李之争,从而牵动前七子派的分流;另一方面,因此时何景明已是成名人物,而杨慎、薛蕙适为后进,杨、薛遂借与何论诗而欲扬六朝派(杨、薛为此派之主将)之旨,借与何争胜而欲立六朝派之名,这正是六朝派形成与发展的动因。

明代前七子派形成时间考

明代前七子派成员主要有"四杰"、"七子"、"七才子"、"十才子"等并称,由这些并称可知前七子派以"四杰"为中坚,其中李梦阳、何景明为首,边贡、徐祯卿次之,其他皆为羽翼。而前七子派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其他成员向李梦阳聚拢,与其交接,彼此影响的过程,因此以其领袖之一何景明和七子中最后登场的徐祯卿的加入为关键点,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考察得出前七子派初步形成于弘治十六年(1503),最终形成于弘治十八年(1505)。

尊崇气节，致力于儒雅文学的复壮——由茶陵派向前七子过渡的杨一清

当李东阳“力不足以御强横”之际，杨一清尊崇气节，致力于儒雅文学的复壮。

论明中期闽中诗文的转变——从茶陵派到前七子

茶陵派是明代中期重要的文学流派,其宗师李东阳举进士后不到十年的时间即主盟文坛,前后达40年左右。从茶陵派到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文学创作的状况复杂交错。这一阶段闽中文坛文学风气的转变,与明代中期文坛所发生的演变如影随形。茶陵派内部有多位闽中作家,其中李东阳的门人林俊尤为闽中作家风气转变的典型,是从茶陵派演进到前七子文学创作的关键性人物。到林俊的好友郑善夫之时,闽中文坛基本演变为前七子的风气。考察闽中作家与茶陵派的关系以及文风的转变,观察到明代中期文坛自然的、非断裂式的转变进程。

李何之争:复古主张的二律背反——前七子文学理研究之二

认为复古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唯一宗旨,属于望文生义。但复古无疑是前七子的重要文学理论主张之一,其领袖人物李梦阳与何景明还为此进行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代人对复古理论以至整个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基本上持全盘否定态度,甚或以为不值一顾。然而,任何历史现象的产生,都不可能纯粹只是某些个人的偶然的失误。一种文学主张能令几代无数位才识卓绝的文学家深信不疑,并前仆后继为之贡献毕生精力,其中就没有任何合理因素或历史必然性吗?如果有。

“前七子”复古诗学兴起的历史语境

关于"前七子"的诗学理论前人已多有论述,且褒贬不一,本文无意于就此再着笔墨,而是力求从历史的角度追溯"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的历史语境及学理逻辑,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也许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前七子"诗学的历史地位。

“前七子”复古运动失败的三重原因

明代中期"前七子"复古运动从其退出历史舞台起就受到"唐宋派"、"公安派"、王夫之、钱谦益、叶燮等诗学家的唾骂,他们认为"前七子"是一味"模拟剽窃",徒具"古人衣冠",是"古人之影子"。虽然这些质疑都抓住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失败之软肋,但是仅仅抓住其"知复不知变"的诗学观这一维度是远远不够的,其失败与"政治之摧残"、"阳明学之诱惑"这两个外部原因是密不可分的。其失败是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前后七子”并称与“前七子”塑造之完成——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为重点

“前后七子”并称始于明末,此前“嘉隆七子”的名号已广为流传,而李开先用过的“弘德七子”之称至此方被主流文坛所知。“前后七子”并称,实质是强调二者的相似性。以此为契机,钱谦益对明代复古派展开了系统的述评,在派系关系方面,把历史上本不清晰的“茶陵派”与“复古派”分野勾勒得轮廓鲜明,并强调“前七子”反对台阁体;在派系特征方面,认为二者皆“摹拟剽贼”、缺乏个人面目,相互标榜以猎取声名。复古派的代表性言论“不读唐以后书”则被归于李梦阳名下。这些看法与事实多不相符,但大都被《明史》和《四库全书总目》所继承,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些说法流传至今,成为我们的文学史常识。由此可以说,明清之际钱谦益等人把“前后七子”并称,标志着文学史上“前七子”塑造之完成。

前七子与李东阳交恶论

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历经了一个由摩擦到对立的过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郎署文学意识的觉醒与人格意识的彰显、明人矫激意识的影响、时代主流学术转向之浸淫,是几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共同导致了前七子与李东阳之交恶。由此可窥明中后期主流文学宗尚转向之轨迹,有助于把握明代主流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夜蛙鸣露 自极声致——论明代张琦诗歌与“前七子”的分野

明代张琦是与前七子同时代的诗人,但他不追随前七子,而是“高唱单行”,自树一帜。张琦诗立足于心性境界,普遍而自觉地表现了道德上的良知;同时他的诗歌又不遮蔽通往日常生活的诗性目光,从而由“性”而拓展到“灵”的层面。尤其是张琦的性灵诗,可以看作是由情感论向性灵说演进中的过渡性形态。

前七子三事考论

通过对前七子及其外围成员的行踪和文学思想嬗变考察,并结合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坛形势,确定前七子领导的复古运动应该始于弘治十一年(1498),从弘治十一年至弘治十五(1502)年是复古运动的酝酿期,弘治十五年(1502)至正德六年(1511)是复古运动的发展期,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九年(1530)是复古运动的高潮期,嘉靖九年(1530)后处于衰微期。"李、康"与"李、何"两种说法都对,只不过是就不同文体和时间段而言。前七子中只有李梦阳与李东阳有师生之谊。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古诗以汉魏为师,旁及六朝;近体以盛唐为法,旁及初唐,中唐特别是宋以下皆不足法。其诗学思想的批评史意义在于对宋代理学与诗学的反动,与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的解放思潮颇为相通。

“诗弱于陶”与明代前七子的陶诗批评

作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但陶渊明在诗歌史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陶渊明在南朝时并不受到重视，颜延年为他作诔，仅评其“文取指达”，沈约《宋书》把他列入隐逸传，对其诗文成就也未予肯定。